2019年6月4日晚，香港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30周年烛光晚会。（摄影：周秀文/看中国）
按：本文节选自《撕裂的刘晓波》。英国解密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该数字由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通过一名中国国务委员的朋友获得，之后通过一条秘密的外交电缆传回英国。在这一数字曝光前，对“六四”事件死亡人数的估计为几百至一千多不等。
在《李鹏六四日记》中，这样写着：“6月3日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从首都市区各方向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被有组织的暴徒拦阻攻击，是持枪暴徒首先向军队开火，火烧军车，恶毒的打、烧、杀伤战士，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时，双发都发生了伤亡。在戒严部队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以后，侯德健于6月12日写出了《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自经过》，公开证实天安门使用和平方式清理的，没有死一个人。刘晓波后来也回忆说：‘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
对于刘晓波的证词，曹长青先生在《撕裂的刘晓波》一文中写道：
关于“四君子绝食”和“我没有敌人”
在六四屠杀前几天，政府要镇压的气氛已经相当明显，当时各个组织激烈讨论的是“撤不撤离广场”。六月二日刘晓波等四人忽然发起72小时绝食，把已经基本冷却下来的广场一下子激活了，激得像一场露天摇滚音乐会。我当时在美国，当然没有资格谈支持或反对，只是大惑不解：在大兵压境之际，高调绝食的目的是什么？要绝食的话，为什么只有四个人？尤其是读了那份莫名其妙的“我们没有敌人”的宣言，感觉里面除了错误，就是一种很不真实的做作。
六二宣言说：“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天哪，跟共产独裁政权的抗争，是“民主政治”之间在谈事儿吗？共产党什么时候跟你平起平坐，容许你发表异议的见解了？还妄谈什么跟你“讨论、协商、表决”国家大事？几个月前还对专制清清楚楚的刘晓波，怎么忽然对独裁者自作多情起来了？这变化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六二宣言又说：（中共政权是）“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那么，跟这样的政权的抗争，是民主政治内部的争斗吗？有“讨论、协商、表决”的可能吗？看来人群的欢呼，真可以把人冲昏了头。
六二宣言还宣称：“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嗬，真潇洒、真有胸怀呵——在自己的权利面对刺刀的情况下，要享受给屠夫“权利”的奢侈；阶下囚要慷慨地展示给监狱长自由的“宽宏大量”；奴隶在认真地表达对奴隶主的“仁慈”；在自己饥肠滚滚、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时候，开始梦想作为亿万富翁如何享受撒钱的快感了。
但我那些微妙的感觉和瞬间的思考迅速被随之到来的屠杀横扫得荡然无存。悲愤取代了一切，以后也没再去想他们绝食的事儿。
93年看了《独白》，我则不仅吃惊，简直是愤怒了。六二绝食，刘晓波原来就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超人”梦、英雄梦。所以，这绝食让谁参加，不让谁参加，全都是功利考虑后的选择。不能要人多，否则光荣就被分享了。至于广场上人命关天的可能后果，他压根就连想都没想过！
记得当时读到那一段，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刘晓波对六四的发生是有一定责任的。其实并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还有一位读了此书的朋友，看了这段差点气昏，说刘晓波简直为“名”发疯了，他就是六四罪魁之一，“只有他最清楚自己罪孽有多深，所以他才要一次次去坐牢洗刷。他跟当局悔过就‘毁’他自己而已，他对六四屠杀的责任才更严重。”
其实，刘晓波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认识，他在《独白》中表示“放不下这心灵的重负。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此后多年，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回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的书籍。结论是，那次绝食把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随后屠杀开始；没法证明刘晓波四人的绝食是导火索之一，但也没法否认。对这个问题，包遵信在《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一书中也是明确指出：他当时不同意刘的绝食，因为“再来一次绝食，使广场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很可能激化矛盾，加速事态非理性化发展。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留给我们一个难于断定是非的疑案：刘晓波等人的绝食与‘六四血案’之间关系。”“我们现在要说的不是‘六四血案’的制造者，而是促成‘六四血案’发生的诸多因素，刘晓波等人的绝食，是否也是其中之一？”（第257页）
中共官方对六二绝食的定调，是否等于是给包遵信的质疑背书呢？中共认为刘晓波等人的绝食导致“动乱升级”；虽然他自己高喊“没有敌人”，但中共认定他是“组织暴乱”，如不强行对天安门清场，后果将不堪收拾。
所以，后来每当读到赞美刘晓波等人跟戒严部队谈判，促成学生和平撤离广场，“避免了大流血”的“立gong”壮举时，我都无法不产生一种荒诞感。刘晓波的确扮演了各种“壮举”的角色。虽然至今（或许永远）我们都无法把“绝食”和“血案”的关系弄清楚，但刘晓波发起绝食的原因和目的，实令人脊背透凉。后来刘晓波撰文，痛斥学生把运动升级，激化矛盾，但却没见他真正反省这最严重的一次激化矛盾，而且是那样一个为了成名不择手段的出发点。
我写了上面这些，并不是要追究刘晓波等人那无法确定的六四血案责任问题，而是想说，今天我为什么不能原谅他的“没有敌人”论。刘晓波在过去这些年里，经常是一提到六四就痛哭，有一种很强的六四情结，而且说这个诺贝尔奖也是给六四亡灵的（其实这也是矫情。亡灵是专制的受害者，牺牲品；而诺贝尔奖是奖给与专制斗争的英雄）。当然我相信他心里是有一份良心的不安。但问题是：一方面愤怒谴责屠杀，谈到六四亡灵就痛哭；一方面又高调宣称“没有敌人”。他想过没有，那些亡灵会认同杀死他们的政权不是敌人这种说法吗？
晓波不必跟我狡辩，说他是没有“个体”的敌人。用“个体”模糊“政权”是侮辱别人的智商。如果说在六四屠杀前刘晓波的“我们没有敌人”还可能真有一丝对政府的幻想，那么六四屠杀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搬出当年的论调，还表示跟屠杀前一样“没有敌人”，难道不是背叛自己成天挂在嘴上的亡灵吗？难道不是把亡灵们再杀一遍吗？！
关于“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脸书贴出六四坦克人照片。（图片来源：脸书截图）
但事实上，当年的悔过书也不是刘晓波最严重的问题，尽管它曾成为中共教育大学生的一个武器。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并直到今天一直坚持其正确性，才是更严重的、不可原谅的问题。为什么？
刘晓波、周舵等人至今都不曾为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杀人”这件事道歉和忏悔，因为他们清楚，这是远比写悔过书要严重得多的问题，这是在中共向全国人民撒弥天大谎之际，给他们助重要的一臂之力。更恶劣的是，不是中共逼迫他们做的，而是他们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做这个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的见证的。周舵出的主意，刘晓波认可、同意去做这个证（网上可查到他俩接受记者采访谈这件事的视频）。
中共完全不是要追求真实，而是要借他们的口给谎言背书。这个道理，谁不懂，我都绝不相信刘晓波不懂。他当然懂，并在《独白》写得很明确：“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场的事实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护，没有死人的事实仅仅是达到官方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同意去做这个证。
侯德健同样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开始也拒绝去作证。但后来官方拿出了他们四个人在六四屠杀第二天（六月五号）发表的一个谴责中共大屠杀的《呼吁书》，侯德健担心政府因此严惩刘晓波等人，所以同意了接受采访，希望当局不再追究呼吁书。刘晓波看到侯德健的证词后，立刻又给自己找到了诸如写悔过书时一样的一堆“合理”的理由，其中一个最理直气壮的就是“讲出目击事实”以抵消“由谎言所煽动起来的公众义愤。”他还说那些从天安门逃到海外的人“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难道刘晓波认为国人对六四屠杀的义愤过头了吗？难道说“天安门广场没杀人”才不是误导吗？
他说的谎言，是指“血流成河”的说法，后来在《独白》中也写道，“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录等人皆如此）。”（第33页）
但问题是，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在六月五日发表的《呼吁书》中说：“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如果“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是“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的话，按这个逻辑，那“血染整个北京城”也是足够大的一个谎言了吧？总不能别人夸大就是撒谎，自己夸大就是尊重事实吧？刘晓波的“血染整个北京城”又比柴玲的“血流成河”程度低在哪里？
而且，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刘晓波们“亲眼看见”大屠杀了吗？看见“血染整个北京城”了吗？没有。如果这个“没有亲眼看见”的“大屠杀”是真的，那为什么一定要在那样一个特殊政治环境下，强调他们在天安门“没有亲眼看见”屠杀呢？
毫无疑问，刘晓波后来对别人“夸大事实”的痛批，只是为自己去中共电视台作证背书而已。他不可能真正痛恨“夸大”，不仅因为他自己也“夸大”过，而是因为他很清楚人们当时的震怒、悲愤、弄不清整体的实况、拿不到准确死亡数字状态下的情绪。
那么到底谁在撒谎？是那些因中国政府封锁新闻而拿不到准确杀人数字的人们（包括说“血染整个北京城”的刘晓波本人）在撒谎？还是那些由于震惊、巨大悲愤而泣不成声、语无伦次的人在故意夸大事实？还是屠杀的确发生了，屠夫们要刻意抹杀真实？哪边更是本质的真实？
在清楚地知道事情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情况下，用所谓局部真实来帮助一个大谎，迎合了一个本质上的欺骗。更何况那个所谓局部的“真实”也是不真实的！且不说其他人的见证，仅刘晓波本人在《独白》（第234页）中就有这样的文字：
“到了历史博物馆前，看见许多人躺在担架上，他们都受了伤，最重的腹部中了两颗子弹。”刘晓波在中央电视台的证词是：“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他可能的确没看见子弹飞驰的一刹那，但那些躺在担架上的受伤者不是被枪打的吗？那伤势最重的、腹部中的两颗子弹是谁打的？难道刘晓波不认为那是军人打的吗？另外，他怎么确定那“许多”躺在担架上的伤者、那个“腹部中两颗子弹”的人后来没死？
在接下来的一页（第235页）中，刘晓波写道：“——四人一排，向广场的东南角走。刚走出二十多米，前面突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这场枪战持续了十分钟左右，是居民楼的人和北京公安局门前的戒严部队相互对射，能清楚地听到玻璃的破碎声。”谁能证明，这阵激烈的枪战之后，没有死人？
一字一句地追究起来，刘晓波的证词仍“没错”：前面那些伤患和那腹部中两颗子弹的人不知是被谁打的，反正我没看见子弹飞过来；后面军队也没向学生开枪，是向居民楼，我也还是没亲眼看见死人。如果这么个“真实”法，所有那些没有亲眼看见屠杀而谴责屠杀的人就都是撒谎者，而刘晓波等四人属于最早的撒大谎者。
《独白》说，“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这更是“把一个重大污点装饰成美丽的亮点”的做法。房子装修这么做是艺术，而对自己的品行这么做则是恶劣，它比因软弱求饶去中央电视台作证本身更恶劣！因为这是把一件清清楚楚的“于心有kui”的劣迹，描绘成“理直气壮”的美丽。把帮助中共圆谎，变成了他们才是“维护真实”，而别人都是在撒谎了。这种本末倒置实在是到了气人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在读到他的《最后陈述》，看到他描述“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监狱人性化管理”等等“真实”时，我简直是愤怒了：这手法你已经玩过了，怎么又来玩了！这和当年说“广场没死人”如出一辙：我说的是我看见的真实。
我再重复一遍：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没杀人”和今天的“中共人权进步”、“共产党人性化监狱”是一模一样的性质！他再一次用所谓“局部真实”来修饰和美化了“整体和本质的真实”，再一次把下跪告饶这个缺陷，变成一个“我说实话、我没有敌人、我追求爱和宽容”的更高大、更美丽。晓波，我服了你了——你怎么可以认为大家都这么弱智？
刘晓波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亚衣采访时说“全国的各个层次中的人都不按规则出牌”，我认为这个《最后的陈述》就是太不按牌理出牌了。
我一点都不怀疑刘晓波对专制深恶痛绝，他绝不真心愿意做任何有利于中共继续统治的事情；他对自由的追求，对民主中国的追求，是百分之百的真诚的。正因为如此，刘晓波无论在良心上、在维护自身形象上，都接受不了自己帮助中共政府圆大屠杀的谎、为中共人权涂脂抹粉这种事情，于是就自我合理化、正义化这些行为。他硬是这么想了，这么自我安慰了，大概后来也就真的这么信了。
这就像很多撒谎的人，他并不一直是知错故犯地撒谎（那种事，很少人的良心能承受住），而是在相当一个范畴内，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或者说，真的是忘记了自己在撒谎。我认为刘晓波在写“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的时候，大概是真的相信了他自己在“维护真实”，而且为这种“正义”而理直气壮。
他这两档子事儿，如果用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国人都熟悉的红色小说《红岩》来做比喻，就像是：刘晓波用自己的文章和投入的民运活动，把自己塑造成了江姐、许云峰的英雄形象，但被捕之后，做出了甫志高之举。如果事后他出来真诚地认错——我就是软弱了，害怕了，所以去迎合了共产党的说法，对不起，我错了——别人也就都会住嘴。但是，如果你把甫志高之举，演绎成比江姐许云峰还更高大的壮举，那就必须得说道说道了。这种价值颠倒如果容忍的话，那就什么是非都别谈了。
事实上，正因为刘晓波从未承认去中央电视台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是错误的，人们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批评，等于默认了他对该行为的“自我正义化”，所以才会有今天他这明显下跪却毫无感觉、甚至自我高大的《最后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