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网络图片）
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而刘少奇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把“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作为一篇论文的题目，似乎是矛盾乃至残忍的。因为刘少奇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并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刘少奇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后几乎所有的悼念刘的文章里，都只是强调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并强调他在六十年代初经济政策上和毛的区别。还进一步用经济政策上的区别来模糊和掩盖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对于他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却大都从他这个单一身份的角度，有意无意地推演出毛泽东“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刘少奇)相当被动，”“很快又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等等。而对于刘少奇对发动文革的态度和他领导的文革初期的运动中实际上做了一些什么，却语焉不详，极少提及。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后，他和他的家属仍然认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前者可以从罗瑞卿、邓拓和文革初期大量受整的被迫自杀者的遗书作证。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后者则可以从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十余年后和他被正式平反后，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表白中得到佐证。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事实上，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根本就不在于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什么“分歧”和“抵制”。无论是他和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是事先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批准了的。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位，绞尽脑汁除之为快。
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如果没有对其制度根源的发掘，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也就无法向文革时代作永远告别。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