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8日，习近平视察武汉后，武汉街道旁的立起了宣传标语。（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5月20日讯】武汉肺炎继续在全世界继续蔓延，而且专家们普遍担心在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很可能会出现第二波传染高峰。现在人们思考着，倘若当初中国当局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病毒的扩散，或许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权威专家钟南山近日已承认是地方政府在隐瞒，但外界认为中央当局在操控一切。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局决定隐瞒疫情？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认为北京现当局处理疫情的方式与二十多年前江泽民应对长江特大洪灾的措施一样，有权力的需要。
据法广采访报导，王维洛首先介绍了中国政府应对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处理制度。
王维洛说，中国有一句无人不知的老话:治水如治国。中国政府这次应对疫情主要有两大法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两大法律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按照其重要性分为四个等级，其实是效仿应对特大洪灾的应急措施，这四个等级分别是：特大灾难，重大，较大，与一般四级，相对应的应对措施，分为一级响应，二级响应，三级响应，与四级响应，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与蓝色来表示。
他说，1998年的洪灾就是一级响应，最高等级的。洪水的流量并不是最高，但是，水位是最高的，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所以，洪灾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王维洛进一步揭露了当年1998年长江洪灾时江泽民的操作方式：在1998年洪灾之前，中共国务院也早已预先出台了应急的紧急方案，根据预案，如果湖北沙市的水位达到44，67米，那就应该打开分洪工程的北部闸门，目的是降低沙市的水位一米，而当时沙市的最高水位已经超过了这一警戒线，8月5日，湖北省政府因此一边做好打开北闸的准备，一边打电报请示北京，当天晚上，专家们一致同意打开闸门，朱镕基在会后坐飞机前往北戴河请示江泽民，但是江泽民当时的回答是“严防失守”。
王维洛说，中共中央没有授权打开闸门，因为中央另有考虑。因为江泽民是通过这次长江洪灾的机会全面掌控军权的。
他：“邓小平去世之后不久，江泽民虽然已经大权在手，但是，对军队是否对他忠诚却并没有完全的把握。今天大家都知道，江泽民是通过这场洪灾测试了军队对他的衷心，这次洪灾中走在第一线的例如徐才厚等人今后就成为江泽民的左膀右臂。所以，他必须等情况变得十分危急时才可以调动所有的军队，这就是当初江泽民的考虑。江泽民十分得意地说：一个电话调动了八个师。这同习近平用打腐败集权一样，江泽民就是通过长江洪水获得军权的。”
对比今天，中共中央当局没有响应武汉市长的请示，没有及时公开疫情的消息。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去年12月已经通报中央，但是，中央没有授权，因此他不能采取措施。
王维洛表示理解这一点，因为按照政府有关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紧急法令，他必须获得中央的首肯，所以一直到1月20日，国务院承任之后，他才可以动手。
王维洛认为，两次事件非常类似，中央预先都有预案，但是，危机发生时中央的考虑却与地方有所不同。
王维洛进一步说明中共体制下的治理之恶。
他说，2019年12月31日的晚上，习近平要发表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讲话，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他执政之后的一大重要政绩，他是不愿意让武汉疫情来扫兴的。所以我说妨碍武汉疫情消息公布的责任人是“小康”。
对于怎么样才能够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王维洛用武汉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一句话来回应法媒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够只听到一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