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武汉地铁（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4月1日讯】本文译自《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3月29日的报道。致力于人权的加拿大华裔纪录片制片人Leon Lee认为他在中国的那些朋友比普通中国人思维更为开阔，但是他们对武汉病毒大流行的看法使他想起了北京的宣传力量。
Lee说：“他们说，'你需要一个像共产党这样的体系来对抗这种病毒。'”他补充说，他的那些朋友称赞武汉的封城，武汉有超过1000万人口，是这个病原体首次传播的城市。但是Lee确信，如果当局没有在早期扼杀有关该病毒的信息，那么“就无需封锁整个武汉市。”
“这是重点”，Lee最近在东京接受《日经亚洲评论》采访时表示，他正在宣传他制作的关于中国劳教所的最新影片。
他认为并非是他的那些朋友变得更容易受骗了。相反，他将他们的观点归结为是中共的“宣传机器”变得“更加精致”。
他说，过去，当局“会避而不谈，但是现在，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来叙述，恰好足以让你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认为，北京把一个他们对疫情处理不当的故事，变成了由党领导的成功抗疫的事迹。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玄佑周五强调，北京以“开放、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应对了本次疫情。孔在东京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对记者说，中国的措施“为世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
在中国北方港口城市大连长大的Leon Lee以前会接受这种说法。
他说，他一直与在中国的朋友有类似的思维模式，直到2006年他移居加拿大，当时他25岁。当他看到1989年6月天安门镇压的镜头时，他回忆道，他的第一反应是“对向我展示该视频的朋友感到愤怒。”
他一直认为这起事件是“美国中情局捏造、诽谤我们国家的宣传”——这种想法类似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暗示武汉冠状病毒可能是美军带到中国的。
通过他自己的研究以及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后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学习，Lee逐渐意识到他在中国学到的许多历史教训“是假的”。
在这段“痛苦的经历”中，Lee说，他改变了对中国政府视为“五毒”人员的看法：维族和西藏“分离主义者”、法轮功修炼者、民运人士和提倡台湾独立的人。
现在他认为像电影《马三家来信》中的人物一样，他们是“中国最好的人”。
在该纪录片于日本发行之前Lee上周六来到日本。这部影片于2018年在加拿大首映，它讲述了一名工程师、法轮功修炼者孙毅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的故事。
在马三家劳教所，孙毅把20封求救信塞入了他和其他囚犯制作的万圣节装饰品中。美国俄勒冈州一名妇女在连锁店Kmart以29.99美元的价格买回了其中一盒，发现了里面的求救信。这个绝好的运气最终让中国废除了劳教制度，尽管其他形式的任意拘留仍在继续。
Lee说，中国当局对“讲真话”的人“感到害怕”。
这部影片大部分是Lee在加拿大远程指导，由孙毅自己在中国拍摄的。后来，逃离中国的孙毅在印尼雅加达死于急性肾衰竭，尽管他没有肾脏疾病的记录——他的同伴们认为他的死很可疑。孙毅的尸体在没有尸检的情况下被火化。
Lee认为，宣传和暴力是中共维持权力的两大支柱。他说：“就是这样。如果拿掉其中一个，他们就会崩溃。”
另一个支柱或许是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不断扩大的监控网络。武汉病毒大流行似乎在推动这项技术的传播。
但Lee也表示乐观：“（只要人们）有了足够的认识，宣传就不会奏效，而那些实施暴力的人，例如士兵和警察，就不会再那么做。”他认为，武汉病毒最终会对北京起反作用。
他说：“有一天它会达到一个临界点，或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与此同时，Lee认为：“对于许多似乎在捍卫中共的人来说，他们真正在做的是捍卫他们的自尊心。由于（共产党的）宣传和洗脑，他们无法把中共与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
现在，他感到有责任“告诉人们真正发生了什么”。
“没有比这更有效的了。这是中共政权最害怕的。”
Lee确信北京政府不希望全世界看到《马三家来信》这部影片，但他认为北京当局“已经知道他们做的任何举动只会有助于我，为这部电影做更多的宣传。”
他说，他的第一部影片，2014年推出的《活摘》（Human Harvest）就是这种情况。该影片探讨了在中国的公立医院里当局系统性摘取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指控。当时，媒体上出现了各种声音诋毁他和该影片，声称活摘器官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这些争议当然引起了关注。
“我希望（北京当局）他们能做点什么来帮我”，他说。“但是他们显然已经从过去的弄巧成拙中学到了教训。”
原文链接：Coronavirus sheds light on China's'propaganda machine'：filmma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