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毒”是基于一种分不清中共与中国的区别的描述，“中共病毒”则直指本质道出真相的最为精准之描述。（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0年3月24日讯】2019年的年末，一场夺命肺炎出现在中国武汉，并在数月内迅速蔓延全国，传播世界。人们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一无所知，如盲人摸象般赋予其各种称谓。诸多称谓中，如果说“冠状病毒”、“新冠肺炎”是基于病毒外观上的一种描述；“武汉肺炎”是对疫情初发地的描述；“中国病毒”是基于一种分不清中共与中国区别的描述，那么“中共病毒”、或“中共肺炎”，则是人们在大疫之下，亲历灾难后，直指本质道出真相的最为精准之描述。
中共是“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制造者
人们将这场病毒称为“中共病毒”，首先是因为此病毒非是天然形成，需由人工制造而成。而中共的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则被指为病毒的制造地点。
疫情爆发之初，中共将病毒来源解释为华南海鲜市场，是蝙蝠身上所携带的一种病毒。
但是，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1月24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临床特点》的论文显示，2019年12月1日的首例发病患者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并且，在2019年12月10日出现的3个病例中，也有2例患者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接下来，全球一批顶尖的病毒学专家陆续公布了他们对“中共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结果，惊人的结论是“中共病毒”不可能是自然形成。
如：美国生物基因分析专家、匹兹堡大学生物信息学分析核心总监詹姆斯・里昂斯・韦勒（James Lyons-Weiler）在接受权威杂志《自然》采访时提出“中共病毒”是人工合成的证据。他将这种病毒和其它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进行对比，发现这种病毒有一个只能是人为置入的元素，并指出置入该元素的技术被称为矢量技术，是一种将新的基因插入病毒或细菌中的技术。
此外，又有美国前Walter Reed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肖恩‧林（Sean Lin）、印度科学家、希腊专家团队等一批专家都认为“中共病毒”不可能是自然发生。
就在此时，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进入人们的视线。该研究所拥有中国病毒研究领域最高等级的P4实验室。该实验室被指与中共秘密生物武器计划有关，而“中共病毒”则被指是中共制造的生物武器。
虽然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站出来以生命担保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与她的实验室无关，但接下来的一则曝料，则让人看到其中的疑点重重。2月15日，推特账号为“财经冷眼”的推友曝出：零号病人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黄燕玲。随后《新京报》记者就此事向石正丽、及另一位流感病毒实验室研究员陈全姣求证。两人均表示对研究所是否有一位名叫黄燕玲的女研究生并不了解。
但是，人们却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网站上查到了黄燕玲的信息。该网站2011年11月4日发布的《2012年度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上显示，黄燕玲来自西南交通大学，是微生物学专业。
而在网站发布的诊断微生物学学科组的科研团队名单中，黄燕玲的名字也赫然在列。网页上还显示着多位该组研究生的照片，点击照片下方的名字，就可以看到对该生的中英文介绍。奇怪的是，只有黄燕玲的名字之上没有照片，而点进名字后，也没有对黄燕玲的简介。不仅令人质疑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什么要隐去黄彦玲的信息，他们要掩盖什么样的真相？
中共病毒是中共生化武器的结论令中共大为惊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的回应是“荒谬无知”，“居心不良”。而习近平的一番讲话则远比外交部泼妇骂街式的外交辞令要信息含量巨大。2月14日的中共深改委会上，习近平针对疫情突然提出要出台生物安全法。众所周知，所谓生物安全的概念非是针对自然界，而是针对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领域而言。习近平在应对“中共病毒”“中共肺炎”时，却谈到了生物安全法，已然公告天下，导致这场疫情的病毒，其产生与传播，非是纯自然的，而是与生物技术开发有关。
就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被人们聚集时，又传出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院士全面接管武汉P4病毒实验室的消息。
具有生化武器专家、中共军方双重背景的陈薇在此敏感时刻接管武汉P4实验室，其任务被普遍认为是奉中共之命亲赴P4实验室销毁证据。
所以，虽然中共对“中共病毒”是其人工制造矢口否认，并一度将“中共病毒”的来源解释为蝙蝠、蛇、穿山甲，甚至火星，但正如伊朗前总统阿贺马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推特中所说：全世界都清楚这种病毒是在实验室制造的！
中共为“中共病毒”保驾护航
“中共病毒”或“中共肺炎”名称之由来，还因疫情之下，中共不仅防疫无功，反倒助疫为虐，为“中共病毒”保驾护航，为“中共肺炎”放行开路。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曝出从1月3日起就在向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疫情，也就是说，北京早于1月3日之前就已知疫情的出现及其严重性。然而，在疫情尚未大面积扩散的最初阶段，人们并未看到中共采取过任何防疫措施。相反，从1月3日到23日封城令突然下达的20天中，武汉市迎来了为期5天的武汉市“两会”，为期七天的湖北省“两会”，浩浩荡荡的返乡人在九省通衢的大武汉随“春运”的人潮涌向全国各地。直至封城令下达的前4天，中共还在组织由四万户家庭参加的百步亭社区万家宴，好一场末日狂欢打造出一个盛世新年！一场场花团锦簇人头攒动的政治走秀中，没有人意识到一场致命的“中共病毒”正在从空气中，从接触中，从人类已知的各种病毒传播途径中全方位疯狂扩散，它们潜伏在人体内，潜伏在年关中，潜伏在盛世兲朝的大梦里，直至23日，封城令下，北京依旧歌舞升平，武汉一夜泪海尸山。
有人曾分析“中共病毒”流出实验室，是意外泄露还是人为释放，其实到此为止，针对这个环节的纠结已无太大意义。因为不论病毒最初是如何流出实验室，而它流出实验室后，全赖中共之助力从而风暴式扩散，井喷式爆发，则是有目共睹的。
有人谴责中共在疫情初发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此类谴责显然是将中共对疫情的放任归为无心之过。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共之助疫，并不仅在封城前的疫情初发阶段，而是贯穿始终的。其中最见行动力的助疫大招正是封口。
从最初只在朋友圈这一极小范围内提及疫情的李文亮及另外7名医生被训诫，到后来的武汉义士方斌、公民记者陈秋实、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异议人士陈思明……越来越多的人因讲出疫情真相及抨击中共不作为而被绑架、软禁、拘留、入狱、以及等同于谋杀的被强行送入医院暴露在“中共病毒”中。而1月26号，中共明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却祭出新一轮更为严厉的封口行动，即发布关于“中共病毒”的所谓《相关谣言专项治理公告》。据此公告，“传谣者”将受到最高被判7年的惩罚。
大到封城封省，小到封口封门，中共步步为封，而“中共病毒”却在城与城之间恣意游荡，在中共的保护伞下，不仅席卷全国，更悄然向世界蔓延。
中共用虚假的疫情数据麻痹了全世界，再辅以经济要挟与政治施压，使得与中共走得越近的国家越先受其祸，且罹祸尤深。
中共与“中共病毒”互为利用
此次病毒被称为“中共病毒”，还因不仅是中共为“中共病毒”保驾护航，而“中共病毒”也为中共带来重大利好。在疫情之下，中共趁机渔利，发国难财，加强控制，升级维稳，一切都因疫情的出现而有了更加堂皇的理由，从而大行其道。
疫区自封城以来，从医疗防护用具、救护资源到粮油果蔬及生活物资都极度紧张，大批前线的医护人员因缺少口罩和防护服而感染上了肺炎，普通民众因断粮而饿死或自杀。这种情况下，疫区却频繁传出各地捐赠的医疗物资、生活物资被政府克扣，被官员瓜分，被放在仓库中烂掉，或被拿出去高价倒卖。
如臭名昭著的中共所谓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再曝丑闻，3.6万个N95口罩被红会优先分给2间私立医院，而处在抗疫一线的“武汉协和医院”却只分到3000个口罩，这背后的利益纠葛，权力关系不言而谕。
又如重灾区之一的广东省传出，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陈建东竟通过微信平台，高价倒卖医用外科口罩谋取暴利。
再如外省捐赠湖北鄂州的千吨蔬菜竟然大部分都烂在仓库，一部分被官员和警察瓜分，还有官太太在网上炫耀：吃都吃不完。
更令人担心的是拔款与善款。中共卫健委称，政府拨款665.3亿元用于疫情防控。在官员贪腐是常态、体制不良成固疾的中共治下，所谓拔款不过是一个虚设的数字。钱最终会流向哪里，人们一无所知，亦无权过问，反正中共不会效法美国政府直接给民众寄支票以助民众渡过困境。然而，虽然形同虚设的拔款不会自上而下的流到民众的口袋里去，但真金白银的四方善款却会自下而上的流向政府的金库中，再流向贪官的私囊里。如《中国社会报》2月10日的报道就提到，武汉市慈善总会于1月27日起分4批将累计27亿元的抗疫善款上缴给了市财政局。——难怪中国古话那么多，中共独爱一句多难兴邦：国难越多，中共乱党越能财源广进，体制黑邦越能发达兴旺！
除了趁机渔利，发国难财，中共的维稳手段、监控技术也随着疫情的扩散而不断升级。如之前中共在新疆监控维吾尔人时所使用的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了更为精准的技术突破。人们即使戴着口罩，仍能被识别，并且准确率达到95%以上。而这项技术突破显然与防疫无关，而是用于针对怨愤日炽的民众及一向被中共视为宿敌的所有异议人士、维权人士。
中共借“中共病毒”招魂续命
“中共病毒”称谓之由来，还因此病毒不只为中共带来利好，更为穷途末路的中共招魂续命。
在自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及非洲猪瘟的冲击下，中共经济与外交皆受前所未有之重创。社会上民怨四起，体制内内斗日炽。坐困愁城的中共提出“2020奔小康”，然而饼画的再大，也掩盖不住飞涨的物价；口号喊得再响，也无法阻止汹涌的失业潮。而“中共病毒”的出现则为中共递上了救命稻草——疫情在制造恐惧与痛苦，中共则要利用这种恐惧与痛苦，冲淡前不久人们对失业潮、高物价、毒猪肉的记忆，替换以高亢的爱党热情。于是在大疫之下，中共打出嗜血的标语：“冠状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听党话”，以诱骗那些在恐惧中陷入绝望与无助的人，继之登场的一系列近乎歇斯底里的爱党宣传与闹剧，更与疫情风助火势，火趁风威，肆虐中华大地。
在国际上，中共用以监控世界的华为、中兴遭到围堵，中共用以输出意识形态的孔子学院次第关张，中美贸易战更击碎了“中国制造2025”的强国大梦，这些都让中共颜面尽失。然而，“中共肺炎”疫情的爆发，则被中共视为一个反转逆袭的机会。中共要借疫还魂，一手拼命甩锅，一手打造全球抗疫领袖的新形象。
于是当中国民众在疫情中受祸最深时，当美国、台湾加紧药物研制与疫苗开发时，当各国政府采取措施防疫抗疫时，当这一切尚未远去成为历史，各种人证物证尚在可查时，中共却已忙不迭的着手改写历史了！
中共助疫为虐，使得中共肺炎蔓延全国，这一罪恶被中共形容为“为世界争取了时间”。大批中国人被感染乃至死亡，却被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形容为“人民经受住了考验”。做为病毒策源地及制造者的中共，竟扮演起病毒源头调查者，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语气，提出“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最后，新华社发文《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让这一幕幕丑剧的荒谬与邪恶登峰造极！
乱象与启示并存
疫情肆虐的背后，我们看到，病毒与中共同在，乱象与启示并存。
中共在将自己装扮成牺牲奉献者、抗疫领军人时，再次提出了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口号，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共肺炎爆发之际，中共病毒肆虐之时，这一口号听来尤为惊悚。
纵观全球疫情，中共占据的中国大陆，中国肺炎疫情最为深重，其次则是与中共走得近的国家或地区，如意大利、伊朗、韩国等。相反，与中共意识形态疏远，或对中共邪灵本质有着清楚认识的国家或地区，防疫效果就好，如台湾及香港。事实证明，同一场疫情中，越是与中共走得近的国家和地区，越是受祸深重——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此之谓乎！
如前所述，中共是病毒制造者，是助疫为虐者，是借疫还魂者，谁与中共结为共同体，谁就与中共病毒结为了共同体，谁将命运与中共绑定，谁就将命运交到了中共肺炎的手中，如此“命运共同体”，其走向与未来可想而知。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2月20日所写道的：“中共政府不仅对自己的14亿公民，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构成生存威胁。”在中共肺炎蔓延全球的当下，“中共病毒”、“中共肺炎”这样的称谓，不仅道出了这场疫情与中共的渊源，同时也给予人们启示，要摆脱中共病毒、中共肺炎，就要从根源上远离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