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将全国55万余人打成右派分子，并株连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家人亲属。（网络图片）
1957年，毛泽东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鼓励给共产党提意见，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以此“引蛇出洞”。随后，将全国55万余人打成右派份子，并株连数以百万计右派份子的家人亲属。
邓小平时任中央反右办主任，是反右运动的具体实施者。
中共规定，在一个单位必须有5％的人被划定为右派份子。于是，全国各地突然冒出无数大大小小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仅在河南一省，有9万人被划右派。学校教职员中被划右派的比率更高，有的地区达50％。固始县把48％的教师划成右派；遂平县则为52％。
最大右派——章怡和父亲章伯钧
最大的中央级“右派”是著名作家、《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章怡和的父亲章伯钧，以及罗隆基、储安平等五人。章伯钧在1949年前，是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后任中共交通部长和《光明日报》社长等职。
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章伯钧批评中共独断专行，提出建立“政治设计院”以制约中共权力。被打成头号大右派，至今依然是中共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最小右派——画漫画的12岁学童
1957年，四川达县干部，一再动员下属鞋帽生产合作社的冉某鸣放，鼓励他批评官僚主义。共产党干部天天来催，冉某被逼得急于脱身，便请儿子小学的同学张克锦画张讽刺官僚主义的漫画。
于是，小学生漫画便成为“恶毒攻击伟大共产党的罪证”，冉某因此被打成“右派”，不久跳下大桥自杀身亡。小学5年级学生、12岁童张克锦被定为“童右分子”，抓去劳教7年。
黄炎培六个子女和一个女婿被打成右派
黄炎培是国民时代的大知识份子，著名教育家。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黄炎培特意跑到延安跟毛泽东大谈所谓天下兴亡之事。返回重庆后，黄炎培便大肆鼓吹毛泽东中共如何得人心，如何民主、
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是中国水利专家，美国工程博士，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57年，黄万里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在清华大学校刊《花丛小语》上发表散文表示不满。毛泽东看到这篇散文以后不满地批示道：“这是什么话？”黄万里因此被打成右派。
黄炎培有六个子女和一个女婿均被打成右派。
给“深入裙中”的书记提意见
甘肃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积极响应共产党号召，给中共老革命、县委书记秦高阳提意见，他说：
“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当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连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够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野菜吃……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还想继续讲下去，县公安局局长赵正芳不容分说，便命令警察将“右派”祁钥泉抓捕。一个月后，祁钥泉被押送夹边沟劳教，同行的劳改犯人中，居然就有抓他的公安局局长赵正芳。原来赵某因为收到几十封举报秦书记乱搞男女关系的举报函，拍马心切，想私下提醒领导注意，结果被秦书记划入以祁钥泉为首的“反党集团”，一同劳教。
地委书记：“你就是右派！”
为了向上邀功求赏，河南信阳地委书记王某要求下属19个县市开展向地委“报喜”的活动，结果划右派的人数一浪高过一浪。党校副校长董玉宝实在划不出右派来，这位书记便厉声斥责：“你就是右派！”如此便将董玉宝打成了右派份子。
安徽省委书记：“这不就是右派言论吗？”
安徽省嘉山县某单位，只差一个名额未能完成中共下达的右派指标。恰逢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亲临该县视察。单位领导向曾希圣汇报说：“该抓的都抓了，实在没有右派了。”曾希圣大怒，拍案而起：“这不就是右派言论吗？”于是，这名单位领导只好乖乖的将自己也划为右派。
1977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复出，仍然坚持说“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