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5日在大陆媒体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作为曾经的媒体人，我对此记忆深刻。
那年春天，我正悄悄办着移民手续，一边在电视台上着班。和同龄人一样，我们的追求不过是小家庭的幸福，计划到国外谋求更好的生活。
电视台周一的例会，小领导们听大领导传达上头下达的选题规范和报导禁令。3月这个会议，领导传达了高达三十多条报导禁令，特别强调，对长春插播事件要严防死守，不能有任何风声走漏；同时绝不允许类似事件在我们媒体中发生。在这段话的结尾，大领导还喃喃自语了一声：“这群法轮功真厉害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学员在长春完成了长达50分总的电视插播。我貌似安然，内心里却一阵惊惧：在党国体制下，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啊。
几年后，我如愿移民来到了加拿大，出于好奇，开始搜索有关长春插播事件。我找到了一篇很长的翻译文章，出自美国《旗帜周刊》。
那篇文章中提到了大概四、五位法轮功学员，我只记得其中一位叫刘成军。文章中说，这个小小的团队有过争论，搞电视插播是不是搞政治？法轮功不是不参与政治吗？最后他们得出了结论：民众应该在得知真相后作出选择，这不是搞政治；在得知真相后，民众也许会和法轮功站在一起，而不是和共产党站在一起。
50分钟的插播在8个频道播出，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个骗局，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动了罪恶的迫害，法轮功在海外大规模的游行，受到了各国的欢迎。报导说，大概有超过百万的观众观看，当地居民以为法轮功已经平反了，邻居们甚至去祝贺他们身边的法轮功学员。
我看到了最关心的内容，就是这个小团队后来怎么了。其实那些文字我是不太敢读的，只记得有非常残酷的电棍击打、有塑料袋套头窒息、有肢体被打残……有的被救出监狱，但最后都因身体受伤太重而分别死去了。我记得这么个片段，有人采访了几乎奄奄一息的一位学员，问，遭遇这么多痛苦，你有过后悔吗？这位学员回答：“怎么会呢。”
我身边有一些人，对法轮功议题似乎不愿多谈，仿佛这是个“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但我总觉得，能够做出如此举动的人们，是值得尊敬的。事实上，他们给予我的震动相当大，一次和朋友喝茶，忍不住问提出自己的疑问：“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会为了别人好，而敢于付出自己生命的人吗？”这位朋友说：“我相信啊，我认识的人中有这样的人。”我意识到，中华文化中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即便到物欲横流的今天，依然在不同层次影响着某些人们。而为了突破谎言封锁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则是这个特别体制的产物。
曾经不理解这个说法：共产党治国靠的是“抢杆子”和“笔杆子“，笔怎能与枪同等重量呢？长大了才渐渐懂得红色”笔杆子“有多么可怕。在当年一场重要的考试中，作文题目就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因为事先背诵了党刊《半月谈》的类似文章，我得以顺利过关。也幸好事业上没啥追求的我，因为出国而离开了那个圈子。
2020年的春天，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猝不及防地来了，国内的亲人们是否能平安度过这一劫难，令我忧心忡忡。给他们打电话通报瘟疫实情，反而被痛斥：“你们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拿这个话题做文章，幸灾乐祸……”对这些至亲至爱的人，恨不是，怨也不是，曾为大陆媒体人的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国内宣传影响的；只能期盼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真实资讯，能够自己做出判断。
我们以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平和、安乐，但其实血与火的暗流一直在涌动。在事关生死的战“疫“中，如果难以做夜空中那道闪电，至少人人都可以放一支烟火。用各种办法去传播真实的资讯吧，汇集的力量可能会救了我的亲人，也或许能救了你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