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统陈建仁曾表示,台湾应该加强新冠肺炎防治药物的研发及量产,确保人类免受疫灾之难。(图片来源:中央社)
【看中国2020年2月28日讯】(看中国记者卢乙欣综合报导)正值中共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之际,副总统陈建仁26日接受日媒专访时,针对日本处理钻石公主号疫情、武汉封城、台湾参与WHO等议题,谈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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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社与新头壳报导,本身是公卫专家的副总统陈建仁10日下午透过脸书发文表示,新冠病毒逐渐从低传染、高致死率的SARS病毒,演变成为高传染、低致死率的中共肺炎病毒,未来可能会渐渐演变成流感一样的病毒,台湾应该加强新冠肺炎防治药物的研发及量产,确保人类免受疫灾之难。
副总统陈建仁24日再度就中共肺炎疫情于脸书发文,表示要“从健康光谱和疾病金字塔”,向大家谈谈“诚实申报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和聚集史对全民防疫的重要性”。
陈建仁表示,“诚实是疫调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所有的确诊病例,以及和他们密切接触的亲友同事”,都能详细的描述自己的“疫区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和聚集史(TOCC:Traveling,Occupation,Contact,Cluster)”,同时“全力配合找出感染者”,疫情就能容易有效的管控。
陈建仁也坦言,2019年12月的武汉,“就是否认人传人的实证,又忽略轻症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居家隔离检疫与自主健康管理,致使感染人数超过爆发流行的阈值(threshold),进而一发不可收拾!”
陈建仁也呼吁,所有国人同胞,一定要积极来与防疫人员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找出潜沉在海面下的轻症感染者,如此不仅能够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也是“实践爱己爱人善行的最佳示范!”
接钻石公主号台人采横滨模式 陈建仁:与日本患难见真情
此外,陈副总统陈建仁亦于26日接受《日本产业经济新闻社》专访,对于近期台湾处理中共肺炎疫情的经验、参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对于国际防疫措施的看法等相关议题发表了看法。
陈建仁也感谢日本,让台湾用横滨模式将人接回来。他表示,这一次包机所有隔离与照顾,都是采用最高规格来做,“真的是只有日本这样的好朋友,才能够跟台湾配合得这么好”。所谓患难见真情,在患难当中,就看见了真正的朋友。
陈建仁谈到日本疫情时表示,日本以往的防疫都做得很棒,这次疫情爆发得太快,日本的大陆观光客也很多,一开始是载了陆客的巴士司机被感染,出租车司机后来也受感染。但是感染之后,从司机传给他的家人时,日本其实是掌控满好的。
陈建仁表示,钻石公主号邮轮是日本面临到的一个最大挑战,3700人在一条船上,有人出现感染该怎么处理。其实船公司一开始就应该拒绝疫区的人上船,或是有咳嗽、发烧的人也不要上船;因为一旦病人上了邮轮,就很危险了。
陈建仁表示,邮轮上都是自助餐,一面拿着自助餐一面聊天,走道距离也很近,虽然没有住在同个房间,可是进进出出,就很容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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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病毒,陈建仁表示,台湾是在一月初,听到有传言表示,武汉出现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因此当时就已经召开了传染病防治咨询委员会,对整个疫情就已有了警觉。台湾算是很早就注意到这个疫情。
陈建仁表示,台湾也注意到武汉明明就有医护人员感染,如果是一个医师或是护士得到感染,绝对不太可能会是前往野味市场所感染的。但是,中国却说没有人对人的传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他心里想这情况不太可能,除非这一些医生护士时常前往野味市场,要不然怎么会从野味市场被感染。
陈建仁说,据后来报告,发现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没有到过市场,是后来有一些病人到了市场,将病毒带往市场里去;“可以人对人传染”,这对传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不过中国却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认,WHO也是跟随中国后面才承认这个事实,这就对全世界的防疫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陈建仁表示,至于中共肺炎的临床特性,中国资料有些时候有选择性,刚开始说致死率15%,因为住院患者都是肺炎(pneumonia),严重的人才住院,这当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是双重感染的人才会感染肺炎,当然这些人就是死亡率高。因此一开始说,死亡率15%,他个人就认为没那么高。现在是2%至3%。陈建仁相信,如果中国的医疗照顾再好一点,搞不好会低于1%,就像日本一样。
陈建仁表示,很遗憾,早期的论文都没有提及轻症患者是怎么样,中国大陆在12月时,医院都看重症者,将轻症者通通放回家去,也没有教他们居家隔离,也没有教他们如何避免感染,导致这些人开始散布病毒(spread up)。
对于台湾没参与WHO,陈建仁表示,SARS来的时候,连中国的资料都没有,虽然中国都说他们一直在照顾台湾,都有跟台湾分享资料,但说老实话,“他跟我们分享资料就是报纸上可以看到的资料”,那是没有用的。没有很细节的临床知识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疫情控制。
针对假设台湾加入了WHO,台湾可能会提供怎么样的帮助?陈建仁表示,假如台湾有加入WHO,相信一定会邀请张上淳、林奏延、苏益仁等台湾的专家,前往武汉看看情况是什么样子;台湾如果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就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时候,给予WHO一个很好的建议,提醒大家要更注意武汉的情形。
陈建仁表示,因为台湾与中国很接近,很多台商在中国,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医师与护士在武汉,因此台湾可能也会提醒他们要更小心。譬如说,如果还不知道是否出现人传人的情形,台湾的医师或流行病学家就会告诉他们,有医事人员感染了,怎么会没有人传人?也会提醒他们应该要更认真去调查,以获取更完整的资料。台湾能够以做为一个会员国的身分,提供这些专家协助的角色,并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议。
陈建仁还举例说,许多专业的知识,台湾目前是透过“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平台报告台湾的资料。台湾除了报告(疫情)资料之外,还报告我们是如何做边境管控、居家隔离,以及执行院内病人的治疗等,台湾将所做的防疫细节通通传送给WHO,“可是从未被登载。因为我们不是会员!所以我们防疫的知识、经验,以及我们可能面临的压力,还有要跟大家讨论的难题,通通都没有机会跟WHO交换”。
针对中国封城措施,陈建仁表示,“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防疫措施。台湾没有封城的经验,只有封和平医院的经验。但是,和平医院的封院,实际上,构想是不错的,就是说将可能感染的人,或是被感染的人,以及医护人员都在一个比较隔离的地方,不要去感染其他人。然后让这些人能够获得很好的医疗照顾,让外面的人也能够前往支援,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是,因为关得太仓促了,导致民众没有准备好,所以就变得很复杂。
陈建仁表示,这次所谓的“封城”,老实讲,台湾得到的资料也相当少。不晓得封城前与封城后的状况是如何?也不晓得封城本身带来病例是否减少?如果一个地区被感染之后,它的感染病例通常是会一直上升,可是当达到很多人感染之后,病例数就会开始下降,这是否因为封城所导致的效果,他没有经验,全世界也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
至于WHO认为封城有助于控制疫情,陈建仁强调,自己站在科学家的角度来看,目前还需要搜集更多的证据,才能够证明封城是否确实具备效果。
陈建仁表示,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经济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价等层面,都需要考虑,因此他觉得,与其要等到中共肺炎疫情很严重、要封城了,倒不如一开始在医院里知道有群聚感染(clustered cases)时就去做防疫。
陈建仁声称,以这个例子来看,任何一位好的流行病学家,或者是防疫专家,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个迹象,也就是第一个可能会爆发流行的迹象,这时就要掌控住。这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当火种一出来,就要赶紧将它熄灭掉。当然,封城是后面的事情了,但是前面那一段,从整个事件来学习,WHO到现在为止,始终都没有强调,未来碰到同样的情形,该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样在很有限传染的情况下就控制它,他觉得WHO应要更着眼于未来类似疫情的早期发现,以及适切预防上。
陈建仁表示,这个全球警戒(global alert)原本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以伊波拉疫情为例,它刚出来的时候,全世界就有警觉,因此就开始执行防治的准备了。不像这次,一开始都说没有,等到后来爆发严重中共肺炎疫情时,才发现已经来不及了。“这一次,我觉得,整个全球防疫动员的情况是有一点晚了!”如果可以早一点给予中国一些帮忙、早一点给予他们一些专业上,或是物资上的援助,让他们能够控制武汉的疫情,全世界应该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陈建仁觉得,WHO的专家比较看后面来收拾残局、没看前面来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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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仁:WHO若有给SARS病毒株 就没和平封院不幸
针对2003年SARS期间和平医院封院,陈建仁表示,台北市政府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封院,封院的过程中比较没能思考规划得很好,马上就订定在某日中午12点封院,只要是在医院里的人,通通被关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停车在医院,只是去上个厕所,就被关住了;有一些前往医院购买医药用品,也被关住了;有一些帮爸妈前往医院拿药的人,也被关住了。
陈建仁表示,当时医院里面关了很多与SARS无关的人,既不是医护人员,也不是病人或是密切接触者。再者,当时与民众的沟通没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关院之后,就将很多人关在里面,第一,立刻就引发了恐慌,第二,医护人员也抗议,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开始担心会被感染。
陈建仁表示,在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前,台湾就希望WHO能够帮助我们,给予SARS的病毒株,让台湾能够做快速诊断工具,也让台湾能够与各国来交换疫情的资讯、防疫的知识。可是,WHO都没有理会台湾,直到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之后,他们才派遣代表来。在这之前,台湾都很认真的将我们SARS的病例资料报告给WHO,但是台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照顾。所以,在他们派代表来到台湾时,很不幸的,已经很多人过世了。
陈建仁还说,在那段时间,台湾与日本维持很好的国际防疫交流,这算是一种双边的合作关系(bilateral),由于台湾没有办法经过WHO的管道进行多边的合作交流。中国的疫情资讯当然是不用讲,台湾是拿不到的,台湾曾跟香港的大学要他们分离出来的病毒株,虽然他们答应要帮台湾送过来,可是说得要先得过最后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不过因为他们从未得到最后的批准,所以台湾最后没有拿到他们的病毒株。
陈建仁表示,台湾的病毒株是向美国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国前前后后派来了一群人来帮忙,台湾与美国CDC实际上是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从早到晚一起合作、努力来控制疫情。台湾当时最大的帮助者是美国CDC,而非WHO。
陈建仁表示,如果当时在第一时间点上WHO就让台湾拿到病毒株,也让台湾参与各式各样紧急专家会议的话,应该就不会有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这种不幸的事件。因为在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前,香港、新加坡就已经出现案例,所以怎么样让台湾来向他们学习、交换意见,就变得很重要,这应该就是WHO应要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