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村庄的坟墓见证着那里发生的灾难。（图片来源：刘倩提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河南农民卖血引发大规模爱滋病感染疫情的事件曾震惊世界，但究竟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到救治、侥幸存活，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政府强大的宣传机器迅速转移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一场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号召与动员而起的“卖血致富”运动衍生出的巨大悲剧从此淡出了舆论视线。因贫穷而卖血的农民在病痛中死去，但没有任何人对这场悲剧负责，那些不甘冤屈死去的上访者终究敌不过维稳机器的碾压。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在2004年至2010年间深入爱滋村实地调查，记录这场悲剧的起始成因与发展，分析酿成悲剧的深层原因，但相关报告却无法在中国公开发表，最终在2012年由台湾唐山出版社付印成书：《血觞》。刘倩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国际市场对血制品的钢性需求，催生了中国农村的卖血大军，而血制品市场的巨大利益推动在中国政府推动下兴起的卖血致富运动畸形发展，最终演变成一场巨大的悲剧，无数农民不仅没有能摆脱贫困，反而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
法广：河南爱滋病村的悲剧曝光已经多年，农民卖血感染爱滋病的危机应该说已经随着血站、尤其是地下血站的关闭而过去。如今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关注？继续谈论？
刘倩：太有必要了。许多人都以为河南爱滋病已经过去了，实际上河南爱滋病真相从来没有真正公开过，比如，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河南农民感染爱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注：所谓“单采血浆”，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这就使得这场悲剧中许多问题，包括社会、民生和政治体制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应有的解决，相反还在激化，引发新的矛盾，比如持续不断的上访和打压上访。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有面对真相，廓清认知。
政府在大规模疫情中的华丽转身
法广：您在2004年开始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这个课题布置下来的目的是希望反映河南爱滋病防治工作的成绩，当时政府也的确做了一番努力，去关注疫情的发展，希望在国际社会挽回影响。可是，您却发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当时最让您感到震撼的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没有只去关注“成绩”，而是表象背后的现实？
刘倩：是这样。2004年在河南爱滋病事件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是一个紧张、激烈、充满玄机的一年，可以说是整个事件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那时，在上下、内外各种压力之下，河南当局突然转变姿态，在全省展开大规模的爱滋病防治行动，2月份就开始拉网式爱滋病大普查，选出了38个重点村，派驻工作组；6月的时候，又由省委组织部挂帅，加大力度（因为当时拉网大普查，如果光是医疗部门，就推不动，这很是中国特色，只有组织部最有权威，因为它掌握着大家的官职。所以，组织部出面才可以推动）。而且实施“六个一”工程，就是在38个重点村实施紧急建设工程：包括修一条柏油路，挖一口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办一个标准化卫生室，一个孤儿孤老养育院，再建一个党员活动室。这项工程要求一个月完成，同时提出了配套的口号：实施民心工程，打造窗口形象。后来，这个孤儿孤老养育院被统一称作是阳光家园。8月下旬，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被请来河南，由河南省的省委副书记陈全国亲自陪同参观“六个一”工程。这次考察之后，刘长乐表示非常惊讶赞赏，当晚《凤凰卫视》做出报导，这一举改变了河南当局在爱滋病疫情中的不良形象，国际舆论也发生逆转，中国政府就此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华丽转身。但是有人尖锐指出，“六个一工程”是“面子工程”、“牌坊工程”，只是做给联合国看的，这种作法严重误导了舆论欺骗全世界。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了河南省爱滋病防治与帮扶工作研究课题组，走进了河南爱滋病疫区。课题组当时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延照前边挽回形象的行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反映工作中的成绩，总结经验，继续挽回不良影响。因为有部署，调研组就按照省、市、县、乡、村调研，一路绿灯，而且受到隆重接待。在一次接待宴席上，分管爱滋病接待工作的市委副书记给课题组敬酒，他是这样说的：“上面到下边来，就是喝喝酒，玩玩儿，地方特色食品尝尝，放松放松。调研的事好办，把材料收齐交给你们，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们服好务。现在的任务就是请大家吃好喝好……”就这么言简意赅，道出当下官方主流社科调研模式。
法广：其实在他们看来，你们的调研也和此前的凤凰卫视的报导一样，是面子工程，是表面文章……
刘倩：是这样，其实，即使不是这样，这种大型调查，乃至官方的，一般都会在当地受到热情接待，这是当时一般官方主流调研的定式。所以，从10月到11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是如此这般地结束了调研。课题组回来后就讨论怎么样给省委、省政府写报告，按照一般惯例，是分四个部分：成绩、经验、教训、对策……
法广：那您怎么发现问题并不只是这点表面文章呢？
刘倩：因为爱滋病疫情我们很早就已经在关注，但是，因为是个敏感问题，没法进入，这次调研实际上是给了一个进入现场的机会：之前是没有办法进入现场的。关于这份报告，当时主持会议的院党委书记说得很干脆：“什么是报告？报告就是领导要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这次领导让写成绩和经验，没有要求写教训与对策，社科院就是御用的，要写出领导明确要求写的，还要写出领导没有说出来，但希望你写的……”
但是，我认为社科研究不应当仅限于此。集体调研结束之后，因为我还是很想了解真相，我就单身返回了现场，实地调查，走访了十几个爱滋病村庄，现实情况比预想的还要让人震惊：那些爱滋病严重的村庄，几乎家家都有爱滋病人，死亡已经成为常态。那个时候已经是年底，是新年前夕，连着两天我都走在送葬的队伍里。另外让人担忧的还有社会治安。那时候的驻村工作队就担心：处于死亡边缘的爱滋病人极度绝望，心灵扭曲，会疯狂报复社会，直接威胁他人的生活与生命安全。公安部门也在担心有朝一日黑社会与爱滋病人联手，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对爱滋病人的生活、生命的救助问题，这场灾难所导致的更广泛、更深层意义上的社会报复，我们早晚还得面对和承受。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一现象背后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它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于是决定申请国家课题：这个过程，我想，必须要说清楚，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相对独立自主的研究空间。很幸运的是这个申请得到了批准。但是，这项在2005年立项的国家课题，一直到今天都还不给结项。这使我更加意识到能够立项是多么幸运，只有在那个时间节点，这个课题才可能批准立项，之前之后都断无可能。这（立项国家课题）让我能够师出有名，在河南进行了6年田野调查。虽然不顺利，但是写作完成了《血殇》，见证了这段历史。
法广：但是你偏离了领导让你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指示，从这一点来看，也就注定了这份调查报告不能公开发表……
刘倩：是，出版很困难。可一开始我还是比较单纯，作为一个学者，以为学院里也在提倡实事求是、联系实际的调查作风。当时我这样做的时候，负责科研的院长还说：你能不能给大家做一场演讲，介绍你怎么样深入实际调查的经验。我当时想，这个事件这么敏感，怎么说呢？院长还说：放开说！学术内部没有禁区……但实际上真要演讲的时候，院里决定取消了：还是很敏感。由此也反映出学界与政界的关系……
难以厘清的感染数据
法广：从最早发现河南农民卖血感染爱滋病案例至今，您是否了解相关数据：期间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已经因此离世？多少人得到治疗，存活至今？
刘倩：这是人们都很容易提出的问题，却也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人能说清楚。2004年9月，河南省卫生厅曾经公布了一个数字，说河南省筛查出了2.5万感染者，就是河南境内有两点五万感染者。但一些基层官员认为人数至少超过十万；也有人说二十万；还有人说一百万，也有人说两百万……
即使全国的数字其实也不清楚。2005年，上报的数字有8万多人，但是评估出来的数字是84万……这些数字的差距非常大。所以，在这种基本数据不清的情况下，我觉得对这些数据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可以通过现场调查，感觉一下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况。
在实际调查中，人们认为，在河南（爱滋病）统计数字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大普查以前死亡的人数，还有是输血感染的人数：有人是卖血感染，还有人是输血感染，当时在医院里输血有提成，所以，无论是否需要，都鼓励病人输血，这样就又感染了一大批，特别是住院的孕妇和孩子。当地的乡村医生也普遍认为，输血感染的情况相当严重，感染比例最少是一比十！
另外，干扰这些数据的还有计划生育。多年来，农村的户口登记非常混乱，就是因为计划生育，所以隐瞒超生，不报户口，当地派出所负责户籍管理的副所长告诉我，当时的户口人数都是按照千分之二的增长率捏出来的，真实数据谁也不知道。爱滋病村庄开始出现大批死亡的时候，爱滋病人数与那些没有报户的黑户的人数大致相当。
法广：根据您这些介绍，河南爱滋病疫情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个是农民卖血，在红血球回输的过程中感染爱滋病；另一个是因为生病或者生孩子时，输血感染爱滋病；还有就是爱滋病大规模普查是在2004年才开始……（至少在1993年就有报告显示河南出现HIV检测阳性，1998年已经开始出现大批死亡……——法广注）
刘倩：对。
中央政府动员与号召下的“卖血致富”
法广：这场爱滋病疫情危机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它不是单纯的农民卖血感染爱滋病，它其实是起源于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卖血致富运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刘倩：这个事件确实比较复杂。一时半会也是讲不清的。另外，不是“支持和鼓励”，而是“动员”、“号召”农民献血！是“动员”、“号召”，不仅仅是“支持、鼓励”。这一点很难一下说清楚。我们可以借一个河南卫生官员对这件事的分析，来看到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他说，这件事有国内和国外的背景。国外背景是：欧美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也很大，而制造保健品的原材料就是血浆。1980年代，爱滋病已经开始在欧美和非洲流行，（这些地区）作为原材料的血液不敢用了，他们就看好了中国的血液市场，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病。
国内也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之后，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解决温饱之后，需要发展经济。政府呢，（这是那位卫生官员的原话）“经过动员，讲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识，卖血或者说是献血，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开血站，进行单采血浆工作是可以开展的……”这不就是动员么？！而且当时当地提出的很多口号就是：“献血光荣”、“一人献血，全家光荣”……开血站的时候，县里的领导都要去剪䌽……
有这样一种大规模动员，国外就在中国建立起生物制品所，收购血浆。国内一看单采血浆效益这么好，就也开始建厂，建厂之后就需要原材料，于是大量动员建血站，采血浆。卫生部出公文，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浆站。到1992年的时候，基本上各县都有了血浆站……
法广：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从您的调查报告看，最早的血站其实是军队医院开设的……
刘倩：对，是部队……这里面也有一个历史渊源。最早的时候，淮海战役时，当地有后方医院为八路军、为解放军伤员献血的历史，那时候就有地方医院采血。159陆军医院，是有名的烧伤医院，开始是济南军区后勤部的供血站，后来提供制造白蛋白原材料，为此还专门成立输血科……就是说原来就有血站，但没有后来那么广泛，部队、武装部都开始建，再后来才是地方。
法广：既然是有这样一种全国规模的动员、提出卖血致富，但贫穷地区并不只河南一处，如何解释如此大规模的疫情只发生在河南？
刘倩：河南农民卖血确实因为穷，但贫穷并不一定要卖血，特别是卖血浆。所以，感染了爱滋病的农民就说：爱滋病都是单采血浆才感染的，单采血浆是政府开办血站才开始的，要是政府不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儿卖血？不卖血咋会得爱滋病？
还有，卖血导致爱滋病流行、蔓延也不只是河南！河北最早（发现卖血人员中传播流行爱滋病毒）。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等，因为卖血感染爱滋病的情况在这些地方都非常严重，河南爱滋病事件特别暴露出来是因为出了一个揭露真相的高耀洁。河南当局对高耀洁最不满的就是：爱滋病又不是只有河南才有，外省都不说，为什么非要把河南吆喝出来！
至于河南是不是（疫情）最严重的，我没有做全面调查，没有办法断言，我希望（河南）是最严重的地区，因为已经够惨了，我不能想像别的地方更严重。但是，曾经，河南信阳事件最早暴露大饥荒饿死人，但是，事后我们才知道安徽、四川等地（饿死人）的情况比河南更严重。
法广：就是说不排除其他地区也有同样大规模的爱滋病感染疫情出现……
刘倩：不是不排除，是肯定有！这在当时国内报纸的报导上都有：山西、山东、安徽等地都很严重。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是否比河南更严重？我不知道，但是因为卖血而大规模感染爱滋病的情况都非常严重。
可控的公共卫生事件如何演变成了人道灾难？
法广：您在这份田野调查中特别注意到不仅信息不透明，而且是刻意隐瞒疫情，不仅对外封锁消息，而且也对内、也就是对卖血农民这些第一相关人，也刻意隐瞒疫情，能否谈谈相关情况？
刘倩：是的，对农民更是封锁消息。农民知识文化水平有限，信息渠道有限，所以，他们是最容易被封锁（消息）的。当时，河南CDC（疾控中心）有一份连续三年对7个血浆站“健康原浆”进行的二次复检报告，这可以说是我见到的一个文字的证据。（根据这份报告），从1993年到1995年的三年间，一共有588人份血样都是爱滋病病毒呈阳性，仅是1993年就有542人份。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当年全国呈报的爱滋病感染人数274人。这份报告非常明确地写着：“在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还存在着严重的爱滋病感染。”这么严重的疫情信息，卫生系统内部都没有传达，对社会更是严密封锁。河南官方在1993年开始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应该与这个发现有关系。1995年开始全面整顿血站，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行动，是中央、卫生部开会，要求全面整顿血站。但是，因为隐瞒关闭血站的真正原因，整顿使得血站转入地下，整个局面更加混乱，感染人数更多了，地下卖血一直延续到1998年……
法广：就是说官方在整顿血站的时候没有向公众说明为什么要整顿这些血站，导致这些卖血的农民还在继续卖血，仍然不知道卖血可以感染爱滋病……
刘倩：对。有些地方甚至还在骗，说整顿血站是因为出于对劳动力的关心，因为人们都去卖血，干活儿没有力气了，没有人好好干活了，所以不准卖血了……有的地方还在做假宣传，因为一级级信息也不透明、沟通，有些地方还在宣传说：卖血有利健康，因为把血抽出来，洗干净了，再还给你，治疗贫血，还给你发钱……所以，就从1993年算起，到1998年，你想想看：五年的时间，这些带着病毒的农民到处跑着卖血，这是多大的传染源啊！这就使得一场本来应该是可控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了一场人道灾难。所以他们真的是有罪的。
法广：您在分析中特别强调河南爱滋村悲剧中的体制因素。怎么解释这种体制因素？这是否意味着这场悲剧有他的必然性，如果体制不变，类似的悲剧还会发生？
刘倩：是这样的。不止一个卫生官员跟我讲过这样类似的话：“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后果，否则谁也不敢拿群众生命当儿戏，确确实实是认识不到。”正因为如此，更凸显出体制本身的问题：整个事件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负责，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对此负责。最上层的权力集团只是对政权负责，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注重的是国际舆论。各级地方官僚只是对上负责，为的是保全自己的官位，整个官僚体制都不是对下负责、对事件负责、对百姓负责。他们对于这样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件，最要紧的不是面对真相，救命救人，而是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以逃脱罪责。在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灾难性的事件中，找不到责任人。在找不到责任人的体制中，谁也不必负责，没有人负责的体制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地肯定还会发生新的悲剧。必须有人负责。
在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灾难性的事件中，找不到责任人。在找不到责任人的体制中，谁也不必负责，没有人负责的体制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地肯定还会发生新的悲剧。
刘倩简介：新中国的同龄人。她当过知青、工人、教师。任职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期间，长期从事农村田野调查，著有《河南乡村文化变迁》、《传统与现代》、《南街社会》、《血殇》等。
《血殇》是她在河南爱滋病村六年实地走访调查的结晶。出版虽然几经挫折，但她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认定的目标，正如她在书中所说：“要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的人立文正名，把他们的名字篆刻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在这里，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是自生自灭的‘无名者’。为了生存的权利和活着的尊严，沉默者不再沉默，无名者不再无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