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在100年前仅用74天就消灭了特大疫情。（图片来源：wikipedia）
1918年，中国曾经爆发过一次严重的肺鼠疫，疫情波及内蒙、山西、河北、山东、安徽、南京，死亡14600余人。
山西的疫情源自内蒙古，是由运输皮毛的马车、骆驼队，以及晋西北走“口外”商人、种田返乡者将病菌带回，从而波及山西北、中部，右玉、左云、大同、天镇、阳高、浑源、广灵、应县、山阴、平鲁、朔县、偏关、河曲、神池、五寨、宁武、岢岚、代县、五台、祁县等20余县发生疫情。
山西疫情自1月5日始于右玉，至3月19日全部肃清，蔓延达74天，2664人病亡。此次鼠疫传染性极强，据记载，从口外归来的感染者，出现头痛、发热、咳嗽等症状后，轻者三、五日，重者不过二十四小时，即吐血而死。右玉县南关一旅店店主，因接待口外来客住宿，全家18人相继病死。大同沙岭村，为了去除瘟神而搭台唱戏，不料戏班中有人已被传染，导致戏班二十余人疫亡。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还非常落后的年代，国力、省力羸弱，遇到这样的事，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一个基本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医疗落后的社会，对于大面积的疫情，很难有高效的办法。
2003年“非典”爆发后，学者谢泳在《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一文中披露，当年，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和他领导的山西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以较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在传统社会里，山西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实属不易。
阎锡山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第一、绝对公开事实。当年的1月5号，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立刻通电晋北各县，实行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
第二、当机立断。根据1910年东北鼠疫的教训和经验，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疫情进入山西几天之后，山西省防疫总局成立，由山西全省警务处处长南桂馨兼任，防疫总局在各县设分局，疫区还设有隔离所、消毒队、掩埋队等机构，山西的防疫工作全面展开。
第三、开放的胸怀。当时内务部派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来山西。阎先生立即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阎锡山还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协助防疫，英国医士叶卓志、美国医士万德生、意国医士白继黄、基督教士魏礼模、司徒礼克等外籍人士分赴各地协助防疫或襄助医务事宜。
第四、相信一切社会力量。阎锡山不但动用了手下的官员、军警，还联合绅商，由绅商协助警佐认真防范，例如五寨就由绅商来负责消毒事宜。
第五、阻断交通。为了控制疫情传播，阎锡山实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和隔离措施，在全省沿外长城、内长城、忻崞交界和石岭关设置了四道防疫线，只留有杀虎口、雁门关等22处通道，均由军队把守实施检疫，省城太原附近各县还加派军队分段检查，最终确保了省城太原和晋南、晋东南等地没有发生疫情。铁路方面，不仅停开前往疫区的火车，而且太原等地前往非疫区的乘客也都要接受检查，无病方可购票上车，稍有疑似便要隔离七日。这一举措说明山西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省份，尽可能地避免了将病毒传染到外省非疫区。
此外，阎锡山赏罚分明，严厉追责，以督促各级官员全力防疫。代县知事（知事相当于县长）曾宝豫因防疫不力而被撤职，右玉知事因未按规定设立隔离区而被记大过。同时，阎锡山对认真防疫的偏关知事嘉奖，对如期扑灭疫情的五台、代县、定襄知事记大功一次。
山西的许多防疫措施也较为人性化，比如，考虑到当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没有对疫亡遗体强行火化，而是要求深埋处理；再比如，对于流浪贫民和乞丐都集中管理并给予食宿，以防止人员流动带来的传染风险。
因为有开放的胸怀、得力的措施，山西动员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当时国内外对此的评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
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于1917年开始在山西推行“村治”为此次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阎锡山的“村治”，是一场具有广泛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村政改革与乡村自治运动，对山西及至全国都影响深远，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以“山西村治”为蓝本，将乡村自治运动推向全国。1918年疫情发生后，虽然编村制度尚未成熟，但仍然发挥了强有力的行政效力，承担起部分防疫工作，村长、村副们凭借他们在当地的声望使得宣传、消毒等各项防疫工作都能够顺利推行。
我们也看到，阎锡山处理疫情的一些举措，在当时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理解，尤其是交通管制和隔离措施，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甚至招致不少怨言。
1918年，一位名叫赵咸书的学生，在写给张传基的信中，一方面真实展现了“每日疫死不下百数人”、晋北籍学生开学推后一个月的严峻现实，同时也因为交通管制和强制隔离造成“隔留数日，始行到家”的不便而大发牢骚，甚至发出了“强权之下，确无公理”的感慨和“共和后国利民福效果如是？”的疑问。
关于赵咸书与张传基，未能查到他们的个人资料。从赵咸书使用山西全省警务处公用信纸和信封来看，他可能并非出身于普通家庭，也正因为特殊的身份，他在公用牍右侧特意加注了“阅后火化”四字。所幸，张传基并未阅读后即焚，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反应当年疫情的第一手资料。
信件内容现照录如下：
传基仁弟阁下伟鉴：
前奉手书，欣聆一是，以慰悬揣。感荷实深并谂阁下旋里，路同非人，隔留数日，始行到家，强权之下，确无公理。现在北边各县疫症仍未消灭静尽，大同、神池蔓延更甚，每日疫死不下百数人，路途便利一时难望，各校定二十五日开学，省北各生展限一月，届时恐难便行。弟拟请假返舍，迭次不准，殊难如愿。闻咱处风平浪静是幸。近日政府摇动南北战争，兵变惊闻，土匪迭起，种种消息，不堪详陈，共和后国利民福效果如是？
肃此奉履，令尊大人前贺年此问近安，萱宗右蓭代致意。
赵咸书
正月十四
阎锡山的部分防疫举措，虽然引发了一些牴触和仇视情绪，但相比1910年造成数万人死亡的东北鼠疫，山西的防疫工作卓有成效，在当时的社会管控能力和医疗卫生条件下，保证了疫情没有在山西更大范围蔓延，在74天内消灭疫情实属难能可贵。很难相像，如果阎锡山当年封锁消息、刻意瞒报，抓捕“造谣传谣”者，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