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人眼里，一旦人间有“不德”之事，上天就会降下不祥之兆。（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接上文：漫话上古三代时期的天命观（三）
按：在周人眼里，一旦人间有“不德”之事，上天就会降下不祥之兆。共产党不但不相信上天、神灵、天命、天意，又狂妄的把自己当成了上天，看做了神灵，神州大地血流成河噩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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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上天更改转移天命的依据在于君王敬不敬天，只有敬天才能永保天命，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上天究竟又是根据什么来判定君王敬不敬天的？怎样才叫敬天，怎样才叫不敬天？在周人看来，关键就在于君王有没有德。王有德是为敬天，才会受天命；王无德，就是不敬天，就会丢失天命。所以周公说：“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尚书･康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意思就是说，天命是会转移的，上天不会亲近任何人，他只辅佐有德的人。如此一来，天的意志就与君王的行为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这是周人对天命观的又一大贡献。
或许有人会疑惑：周人在谈论天命时，既强调敬天，又强调有德，这两者之间是否矛盾？其实不矛盾。因为德是上天对君王的要求，是上天衡量一个君王合不合格的标准，因而有德乃是敬天的具体体现和展开，而敬天则是有德的内在本质和最终归宿。换句话说，在天人关系中，“德”是联结两者的纽带。通过强调德的重要性，敬天便不再是抽象空洞的，而有了十分具体的内容。
在周人眼里，夏商两朝之所以到后来都丢失了曾经拥有的天命，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夏桀和商纣都不敬天，之所以说他们都不敬天，就在于他们都无德，从而最终都失去了上天的辅助。据《尚书･周书》记载，周初成王欲迁都洛阳，先派召公去经营。周公视察洛阳时，召公委讬周公上书，告诫成王，应当敬德，使天命长久。“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不鉴戒夏代，也不可不鉴戒殷代。我不敢知晓说，夏接受天命有长久时间；我也不敢知晓说，夏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重视行德，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我不敢知晓说，殷接受天命有长久时间；我也不敢知晓说，殷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重视行德，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而据《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告诫商朝的遗民说：“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意思是说，上帝不把大命给予不勉行德政的人，凡是四方小国大国的灭亡，无人不是怠慢上帝而被惩罚。可见，在周人的价值天平上，有德与无德、敬德与不敬德已经被置于决定国家存亡与否的头等位置。
那么德为何在周人的价值天平上位置如此重要呢？据《尚书･金縢》记载，周武王克商后生病，周公以璧、圭祷告于先王，愿以身代武王，并将祷辞置于金縢之匮，而后武王病愈。及至武王去世，周成王听信谗言一度怀疑冷落周公。结果上天发怒，为周公鸣不平。“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可见在周人眼里，天不仅高高在上，无所不能，而且也是有德性，有是非爱憎的。换句话说，德也是天的内在本性和本质要求。所以一旦人间有“不德”之事，上天就会降下不祥之兆。不难想像，这样的天挑选和辅助的君王必定都是有德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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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看来，虽说君王的天命不来自于他自己，而来自于高高在上的天，天命的更改转移也不取决于君王的意志，而取决于上天的意志，但君王也不能因此就坐等天命的护佑，无所作为，更不可随心所欲，肆意妄为。那么为了“受天永命”应该怎么办呢？对此，周人在强调“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既然上天只会“永佑”敬天的君王，君王对天就要恭恭敬敬，惟命是从；既然敬天的关键在于有德，君王就应该“敬德”、“明德”、“崇德”。一言以蔽之，就要在“德”字上下功夫。否则，“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显而易见，这一来天命就被建构在“德”的基础上了，上天的意志与君王的行为就被联系了起来，君王是否“有德”就成了天命神授与否的依据。这表明周人已明确意识到了君主的个人德行与政治的道德性格对维持政治稳定性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可看出周人在天命观上较前人的进步。
据学界研究，“德”在文献中频繁出现始于周代，翻开《尚书･周书》，几乎每篇都有对“德”的叙述，“敬德”、“明德”、“崇德”更是屡屡被提及。但对于什么是“德”，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周人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不过，根据当时的文献，“德”字的主要含义至少包含了这样几点：一是君王的道德修养、个人品行，二是君王对民众施行的德政、仁政。所谓“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重点强调的也不外乎一是君王要修养自身的道德，以道德约束自己的私欲，为民众树立道德榜样；二是君王要用道德去教化民众；三是君王要了解民情，尊重民意，对民众施行仁政、善政，关心、保障和改善他们的生活，这就是所谓“保民”吧。
在周人看来，殷纣王可谓无德、失德的典型。武王伐纣时对各路诸侯说：“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尚书･泰誓》）意思就是说，如今殷王纣竟听任妇人之言，以致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疏远他的亲族弟兄，又抛弃了他祖先传下的乐曲，竟谱制淫荡之声，扰乱雅正的音乐，去讨女人的欢心。《尚书･诏告》也指责他“不敬厥德”。什么是“不敬厥德”？就是骄奢淫逸，横征暴敛；残害忠良，信用奸佞；刑法无度，管理混乱。
与殷纣王相反，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则是有德的典型。周公认为周人之所以能够受天命，就是因为文王有美好的品德。在《尚书･无逸》中，他如此赞美文王的美德道：“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抱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意思是说，文王有条不紊的成就了安定人民和开垦土地的事业。善仁谦恭，安抚庶民，施德孤寡。从早晨到中午，以至于太阳偏西，没有工夫吃饭，全用于和谐万民。文王不敢逗留于游猎，恭恭敬敬操劳政事。周公还以文王为榜样告诫成王，继承王位后，不能放纵自己，不能过分的贪图欢乐，贪图安逸，贪图游玩，贪图游猎。不要像纣王那样废于迷乱，喝酒没有节制。要为万民的事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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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想我们可以对上古三代的天命观做一个小结了。
尽管历经夏商周三代，古人的天命观一直都在变化，可以说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但无论是考诸祭天以表达人们对于上天哺育、滋润万物的感恩之情，还是祈求皇天上帝保佑华夏子民，或是封禅向天地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同时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或是在决定大事之前占卜以定吉凶祸福，也无论是考诸《尚书》里关于“天命”的大量论述，还是甲骨卜辞中对“帝”的威能的强调，或是彝器铭文中对“受命于天”的反复肯定，其中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立场，由此可以看出在上古三代先民的眼里，天是什么，天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人应该如何对待天，做人应该怎么做，特别是做君王应该怎么做，君王之道究竟又是什么——
就具体内容而言，这种共同立场又包含了以下几点：
1、天、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2、他不但哺育、滋润着万物，而且主宰决定了人间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水涝旱灾，农作物的生产和收成，还是王朝的兴盛衰败、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上天和神的安排；
3、所以人要感恩、敬畏和祈求天神，服从天意和天命的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反之，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古人把他们对于天人关系的这种认识称为天命观或天命思想呢？我理解，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天命乃是天人关系的的核心，他们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和探究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
那么天命究竟又是什么呢？所谓天命其实并非天自身的命，天本身无所谓命，天命乃是天降于造物之命。具体而言，它主要是指上天赋予君王的教化百姓治理国家的大命，也可以说是使命。也正因为如此，天人关系在上古三代先民眼里主要体现为上天与君王、天命与王权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上古三代的天命观本质上其实就是为君之道，探讨的核心议题不外乎君王如何获得天命和保住天命，怎样修德养性，怎样跟百姓相处，怎样治理国政，等等。
上古三代，尽管出了夏桀、商纣这样逆天行道、为所欲为的暴君，但大多数君王都还是敬天信神的，他们对待上天恭恭敬敬，对待百姓小心翼翼。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头脑里都装着天命观。反观共产党当权后的中国，这一切全都被颠倒了过来。共产党作为无神论、唯物论和进化论的忠实信徒，不但不相信上天、神灵、天命、天意，而且还把他们作为“封建迷信”统统打倒，彻底摧毁。在这个基础上，共产党又狂妄的把自己当成了上天，看做了神灵，视为了天命，肆无忌惮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的神州大地血流成河噩运不断。中华民族要想彻底告别这段历史，真正实现民族的复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解体中共的同时，以虔诚的心态回归古人的天命观以及以它为代表的整个传统文化。
“恪谨天命”，中华民族才会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