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20年1月15日讯】70年前，一场腥风血雨的浩劫降临神州大地，无数中国人的尊严、自由、生命、人权被踩踏，土地的权属被贡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祭坛，仿佛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需要部落活人的心脏祭奠太阳神，鲜血涂满金字塔一样，古老的东方神州，伴随着地缘政治的共产主义铁血征服，暴力集团、犬儒阶层与愚民群氓合力打造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不仅让暴力集团自我造神的人造红太阳晒得神州赤地千里，而且在一场场杀戮狂欢和集体逼迫清洗中，布局了绵延70余年的共产主义“黄金时代”的谎言与神话，让血污、游魂与真相永远沉埋在深深的地底。
近日，由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主编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历史回顾》出版。仿佛对70年的历史中沉埋地底的血污与尸骨，进行了一次深度挖掘和科学“考古”。70年后，在网络戏称“厉害国”进行造神新长征的时代，在“宽衣帝”指示“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时代，宋永毅的声音很具穿透力：“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这不仅因为70年来中共官方制造了种种关于他们的土改的“伟大成就”的政治神话，导致毛泽东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还没有被全部揭露；还因为70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后果正阻滞着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健康进程；更因为而当今的中共领导人千方百计地想让整个民族遗忘历史的教训，以便他们可以顺顺当当地沿着这条独裁和极权的道路走下去。”（上册P12.）
土改时代的先知：旷野的呼喊
要对70多年前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进行文化与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就必须先对“考古遗址”挖掘出的历史材料、“血污与骸骨”进行科学意义上的鉴定与探索，要定义和质疑诸如“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人物与剧情、时间与地点、规模与手段、工具与细节、后果与效应”等问题。
关于“土改”是什么的问题，书中专家与学者都有迥异于中共编织70年的神话的判断。宋永毅认为，土地改革有“三个特征和要素：1.阶级划分的运动理论基础；2.法外杀人的群众暴力形式；3.劫掠私产的国家财政机制。”（上册P12.）学者程映虹在书中横向比较了北韩与北越的土改，认为共产国家的所谓土改，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农奴制”。他写道，“得到土地，失去了自由，下一步就是沦为国家农奴。”（上册P42.）书中的大部分学者都有这一共识：土改只不过是中共控制中国人民和中国财富的手段之一。
1949年，在神州晦暗如铁、山河陆沉的血腥岁月里，无数知识精英要么趋附，要么屈膝，有一人秉承古仁人志士风范，“虽万千人吾往矣”，先是向毛泽东上书，请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下册P85.），此人最后被迫出走流亡。1951年他在香港出版《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我认识了共产党》。他孤独而警醒的声音，70年后读之，仿佛能感受到华夏民族在沉沦炼狱前有人在旷野中的呼喊，如同耶利米时代堕落衰败的以色列民族即将沦亡于异族前遭到先知耶利米的泣血哀求与怒斥警告。
此人就是中国的农业专家董时进。董时进的文字，使我们得以一窥那个时代先知的洞察力和预言能力：“‘中共的意向是人人不许有土地。’‘共产党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不过是他们一时应用的一种策略，是在革命过渡时期用来拉拢一部分的贫农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将一切土地社会化，这即是收归国有。将来一切人都不准拥有土地，一切土地都归共产党的政府，使那个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假改革之名行抢劫之实。’”（丁凯文《董时进VS毛泽东》，收入《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册P84）。对于中共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董时进先生是这样评论的：“这《土地改革法》最重要的一条即是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有了这一条，抢劫就合法化了。这个‘法’的产生没有经过民主合法的手续。现代国家的通例，凡是立法必须经过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承认，然而这个《土地改革法》仅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少数几个人便将人民大家的土地财产，不问罪名，不加审判，一起没收了。假使这也可以算是‘法’，那末，一群强盗，向人民大众宣布，他们的财产都要一齐交给强盗，也应该算是‘法’了。”（同上）。
土改这场浩荡的暴力抢劫运动，虽然没有像蒙元满清征服与立国之初，搞出无数屠城的剧目，但却也是赤祸绵延，杀人盈野。宋永毅指出：“如果我们把土改作为毛泽东时代第一个政治运动，把文革作为毛的最后一场政治战役，它们的共同点即是对某一社会阶层的大规模屠杀。不幸的是，这一社会阶层就是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文化大革命中有过三次震惊全国的对土改对象的大屠杀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杀人”的运动形式的延续和翻版……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广西大屠杀。据机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万人遇难，而其中土改对象、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了56%左右。如果我们进行一下更深入的调查和比较，还不难发现，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杀都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例如，道县和广西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刀杀”、“沉水”、“棍棒打死”、“活埋”、“火烧”等方法处死，完全是土改虐杀地主的全套流程。至于那些野蛮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杀人的暴力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后，还常常公开引用他们集体无意识里深深积淀的“土改经验”。例如，加害之前，凶手们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财”——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土改时埋藏的“光洋”。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钱来，便可以买下你的命。而在杀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后，凶手们一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财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上册P15-P16.）
宋永毅根据中共的官方材料，统计出：“自土地改革以来的24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他们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为一个有两千多万人之众的中国富裕农民的“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上册P18.）
仅仅土改的几年时间的暴力死亡人数，应该远超历代征服屠城的人数；如果把暴力土改、大饥荒、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屠杀等受难的人数累积相加，则是古今哪个暴力王朝和政权都望尘莫及的。
杀戮狂欢：神州处处是刑场
今天当我们追溯1950年代时，绝对想象不出那个时代由毛氏“总导演兼总策划”、亿万中国人出演龙套、配角、道具、炮灰的暴力大片是如何血腥、荒诞、残忍、不伦与野蛮。清代著名诗人徐述夔曾写下：“江北早已无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我觉得套用于1950年代的中国，也无比贴切。不仅是“神州何处可为家”，而且是“神州处处是刑场”。
学者谭松在《土改运动中的杀人和酷刑特性》说，“中共土改运动中的大屠杀，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杀人现场布置得轰轰烈烈，热闹非凡。首先广泛动员，尽可能四面八方的人都前来观看......其次是组织文娱活动，如打腰鼓、扭秧歌、演唱......还有就是组织啦啦队，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把杀人现场搞得热火朝天。”（下册P224.）
谭松叙述目击者讲的故事：“1952年的3月2号，秀山枪毙了一个名叫杨卓之的名人。我亲自到现场观看。杨卓之跪在地上，一枪打了。打了之后，我看到杨卓之的脚还在一抽一抽的。这时上去了三个人。一个手提一把菜刀，另一个拿了一个小锅和一个菜板.......”(下册P242-243.)简言之，就是在刑场十多米处，烧起火架起锅子，爆炒杨卓之的心脏。
至于暴力土改的残暴下流，对妇女儿童的摧残，那就更不在话下。谭松列出了当时一些对妇女的酷刑，可堪与与唐代酷吏来俊臣的《罗致经》中的十大酷刑一拼，都可以加载史册。其酷刑手段有：“钓美人鱼”，“吊秤砣”，“烧飞机洞”，“包谷球球”，“裤裆里放动物”，“用铁条（或竹条、木棍）插入下身”，“看风景”，“摸洋钱”。（下册P250-254.）这些酷刑，我不必复述，仅从名称，就可窥见端倪。
南方的土改既残暴下流如斯，北方就更加没有净土。学者智效民的《晋绥边区暴力土改的背景与真相》不仅记录里“各种酷刑触目惊心”和“分房分地分老婆”（上册P255-259.），而且更记录了土改对中国传统人伦的毁灭性示范作用。在蔡家崖“斗牛大会”上，共产党的干部牛荫冠目击他的地主乡绅父亲牛友兰遭遇人生滑铁卢。“61岁的牛友兰被反绑双手，与很多地主富农跪在主席台上。斗争进入高潮后，有两个人按住他的头，将一根铁丝穿进他的鼻孔，并强迫坐在主席台上的牛荫冠下来牵上‘老牛’游街示众。牛荫冠下来后，据说牛友兰不堪这种伤天害理的污辱，用力把头一甩，鼻翼下面的脆骨被拉断，顿时血流满面......没过几天，牛友兰便惨死在关押他的窑洞里面。”（智效民，下册P251-252.）
另一个灭绝人伦的故事是这样的：“刘象坤被打死后，正好他的儿子刘武雄因为被开除公职从蔡家崖回来。刘武雄回来后就碰上批斗大会，就直奔会场，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智效民，下册P254.）
这些故事现在大多沉埋在地底，不会在中国主流媒体与出版物上出现。骸骨深埋地底，鲜血浇肥沃土，记忆遗忘风尘，洗脑常洗常新，这种普大喜奔的局面，最有利于谋杀者、劫掠者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与后裔。因为他们屁股底下的赃物已经洗白并且合法化。集体谋杀与集体劫掠的主嫌，现在肉身已经刷金镀彩，被无数群氓愚民吹吹打打供奉进灵堂和庙宇。他们的血缘孙子们和精神孙子们在梦里都为他们的暴富和崛起笑开了花。
反观1950年代左右的中国农民，则是另一幅卑微凄凉的剧目，可怜可叹可憎的剧目。中国农民在土地－－这一散发着魔力的“魔戒”前面，无法抵抗它的试探和引诱，一个个沦为谋杀犯和抢劫犯的帮凶，如同被裹挟的半兽人、强兽人的部队。几年之后，集体谋杀与抢劫得来的土地，再被暴力集团以堂皇的借口掠夺走。中国农民全体沦为农奴，继而在大饥荒年代成批饿死，这是对他们的手上也沾着受害者的血的天谴与报应。这一宏大的暴力抢劫史诗的主谋者、执行者、参与者、胁从者、旁观者、沉默者，绝大多数都得到了他们该得到的报应。权力绞肉机使今日的谋杀者、施害者很快在明日变为被谋杀者与受害者，底层群氓如是，顶层如刘少奇、林彪者也最终被权力绞肉机绞碎。即使“总导演、总策划”毛泽东氏，也难免被浸泡福尔马林溶液中，陈尸“腊肉堂”，其尸骨未寒之际，遗孀江青即被捕，终至悬梁。
但那些在土改暴力年代断命亡身的妇孺，她们又招惹了何人？若非这个民族的愚昧、原罪与癫狂，她们何至于遭受如此血腥与恐怖报应？如果有地狱，有阴间，她们的游魂在鬼门关、奈何桥等地点与毛刘林周朱等人相遇，是不是也像话本小说中被谋杀的人物，在黑暗中厉声高叫：“还我命来！还我父兄的头颅与土地来！”
“暴力必以谎言为继”，谎言必为暴力先导
俄国文豪、诺奖得主索忍尼辛曾有名言说：“暴力必以谎言为继”，在我看来，谎言也必为暴力先导。因而，研究土改暴力前后的谎言，也应该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们不应忽略的功课。
暴力土改既是新政权杀人立威的手段，也是劫掠民财的手段，通过腥风血雨式的清洗，完成通向极权国家之路。我们只要看看这场土改30年的结局，中共在其82“宪法”中，明确地写进“全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有”的词句，虽然中国农民早在50年代合作化运动中已经丧失了土地，但这时腆颜将劫掠结局写进其“宪法”中依然颇具喜剧效果，因为把这一条与50年代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白纸黑字写下的“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照看，就知道他们给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完美土地骗局与劫掠以“宪法”的形式背书，如同给一具具躺着这些愚昧无知、凄然无力的农奴们的早已冰凉和发臭的尸体的棺材钉下了最后一根断魂钉。本书所收裴毅然《苏区‘土地革命’实况实质》和谭松《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等论文，基本梳理出了暴力集团百年来不变的土地劫掠史纲，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设了路基。
然而对于50年代的完美土地骗局，宋永毅在批陈史料之后，揭示了骗局制作者们早已经机谋秘设、等愚民上钩的真相。宋永毅写道：“但‘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神话，已经被史实证明是历史笑柄了。因为在全国土改还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的1952年，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1952年5月10日）。文中明确指出：“中央同意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并将此决议草案发给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仿行。”换句话说，在地主们的土地刚刚开始分配、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还没有被消灭之际，中共已经在策划把要取代它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也一并消灭，而以国家的集体化来没收所有农民的土地来。因而，有关“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承诺，完全是中共和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一场言不由衷的欺骗。”（上册P376-377.）
迷醉外来马列邪教乃至走火入魔的毛氏及其同谋们当然不会承认这是史上一场最成功的完美骗局与劫掠。早在国共内战快到尾声、百万生灵已经涂炭、共军挥师渡过长江之际，毛氏就如同丛林部族的酋长，拿着死人的头骨在火堆边庆祝胜利、唱歌跳土风舞一般，附庸风雅地赋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即使在饿殍遍地、农奴们面有菜色、人相食的岁月，毛氏的土风民谣依然靠着权力的力量播弄被其征服的全境：“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学者高王凌称：“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斗争土改’的道路。”（上册P29）我以为，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地判断说，岂止是改天换地，简直就是偷天盗地，甚至是毁天灭地。当文明沦陷，野蛮癫狂，最后沦落到雾霾漫天，污染遍地的时候，这种毁天灭地的“神功”也是天下独步，连他们的祖师爷马恩列斯，在坟墓里复起，也得惊诧他们的徒孙、中国红朝的毛太祖果然手段了得。奇幻文学大师托尔金《魔戒》三部曲中的黑暗魔君索伦以及白袍巫师萨鲁曼，挟戒灵、恶龙、兽人大军，都无法撼动中土，征服洛瀚国和刚多国。他们若见到毛太祖轻轻挥舞共产主义的魔棒，驱动亿万中国人癫狂奔命，千千万中国知识分子随歌匍匐起舞，万万千中国农民欣然奔赴土改的悬崖扑通扑通跳下的热烈场面，一定会将毛氏惊为魔界中古往今来第一人，拜倒在万里尘埃之中，将凝聚了世人贪欲与恐惧的魔戒，乖乖向毛太祖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