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战会不会又沦为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绩工程？（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0年1月9日讯】2020年1月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达成。此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致辞中提到，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似乎到了2020年，中国人民就要迎来“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时代了。人们不禁要问：内外交困下中共构想的2020年全民奔小康的脱贫攻坚战会赢吗？被全面小康后，脱贫民众会不会又迅速返贫呢？脱贫攻坚战会不会又沦为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绩工程？
此小康非彼小康
在中国古典词汇中，“小康”和“大同”是相对的两个概念。大同和小康的区别就是道德高低的分别。
“小康”源自《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劳苦，应该让他们稍得安宁。后来在《礼记》中，对小康和大同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进行了阐述。大同是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达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才是“大同”。可见大同社会建立在在无私为公的基础上，道德标准是相当高的。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大道衰微，人类道德普遍下滑，私心私欲日重。正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因而人们需要遵循“礼义以为纪”，“如有不如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总体意思是，因为大道已经衰微无法实行，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天下，必须遵循礼仪纲纪；如果有人不遵从礼义纲纪，在位者就会因罪而被罢黜，百姓认为他是祸害，这就是小康。
很显然，小康和大道衰微是有因果关系的。大道衰微、大同不存是小康的前提。
而在1979年12月6日，中国改革开放所谓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套用“小康”一词，并公开抛出20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
邓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他还说“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这里，中共的小康概念只是跟利益收入相关，跟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强调的道德礼义已经完全脱钩了。殊不知，这才是中共今日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
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战迷局
中共领导人就是用经济发展来达成其自定义的“小康”标准，以此来提升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走出因文革十年动乱而濒临崩溃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泥沼。
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正式引用小康社会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又从2002年起在中共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十九大中均有提及，中共的目标是到2020年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那么大家要问，既然中国官方宣称上世纪末就已经实现了基本小康和小康社会，怎么就又规划出这么一个2020脱贫攻坚战的呢？或者全面小康社会到底有没有定量的指标标准呢？
中国农村脱贫攻坚战 贫困线掩盖下的贫困
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一直是城乡二元分割制。也是以整体上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来谋得中国工业和整体经济发展的。
现在中国14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比接近40%。赤贫人口中大部分是农民，这些贫困人口80%位于中西部省份。中国政府也认定“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照理讲，在任何社会贫困永远都会存在的，中国农民一个不少全部脱贫是一项难以想象的事情。全面小康就是每个人都小康了？
非也！按照中国官方的表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只是先解决农村人口中绝对贫困的这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更新的提法是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问题。其中城镇户籍人口是没有纳入考虑范围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通行的贫困线是怎么设定的。
2015年联合国提出《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要在2030年实现全球消除绝对贫困。当年世界银行制定了新的国际贫困线，按个人每天生活消费支出总共分成三档，分别是：1.9美元、3.2美元、5.5美元，分别对应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上国家。
按世界银行2019年10月发布的数据，如果按5.5美元每天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将是2.238亿。即使按照世界银行1.9美元每天的最低标准，按年计约为4850元（人民币，下同），当下中国的贫困人口也不低于6000万。
那么，中国的扶贫标准是怎么设定贫困线的呢？
1986年，中国首次制定个人年收入206元人民币为绝对贫困标准，并随物价调整。按此标准，中国当时有1.25亿贫困人口。那么这个标准又是怎么来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将每人每天2100大卡的最低营养需求，折算成食物量，再按照当时的消费价格换算成货币。也就是这个最低标准就是农民能吃饱，能保命而已。
1994年中国把扶贫开发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并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计划用7年时间到2001年解决八千万人的温饱问题。2000年，贫困线为625元，贫困人口仍有3209万。到了2001年，贫困线为872元，贫困人口一下子增加到9029万。
2011年起又将农民年人均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扶贫标准，少数民族地区与革命老区则相应的降低标准，此标准一直持续至今，没有提高。
这个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相去甚远，不到国际标准的一半。很显然，中国压低贫困线标准的背后，无疑是图谋大幅“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对中共各级官员而言，低标准容易出政绩。但这样大量的真正贫困人口就被排除在贫困线之外了，被小康了。
到2012年底，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贫困发生率10.2%。
2014年底，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发布了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名单。这些贫困县分布于22个省级行政区，享有国家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土地优惠等各种扶贫政策。
为实现数字上的全面小康，中共确实把“脱贫攻坚战”当一场战争来打的。据官媒央视财经网披露，脱贫攻坚战总共动用近300万人到各贫困县的乡村驻点督导。2013-2018年间，中国为赢得脱贫攻坚战已经牺牲了662人。
用什么方法让贫困人口脱贫呢？从中共中央主管部门到省市县乡村的五级行政领导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为实现脱贫摘帽奇招迭出。实在不行就直接将贫困村异地搬迁重建，发展产业来解决就业，或者采用生态补偿、发展教育和保障兜底等各种方式。
2017年底贫困人口为3046万，到2018年年底，贫困人口又下降到1660万，贫困发生率为1.7%。
截止目前，在最贫困的“三区三州”还有172万贫困人口，共有98个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仍超过10%。
脱贫攻坚战 一场难以言胜的持久战
脱贫攻坚战无疑是一项政绩工程。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奉行官出数字、数字出关。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所有贫困县必须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摘帽。怎么摘帽？很简单。
一般来讲，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2%（西部地区低于3%），交通、电力、广播电视、网络宽带、医疗设施、住房安全达到相应标准，90%的贫困村已经出列，该贫困县就可以申请摘帽了。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2019年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是这样讲的。他说，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任务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们只会超过预期目标，不会达不到，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似乎不是什么难事。但这种靠降低贫困线达成的“运动式脱贫”就能解决全面小康的深层次问题吗？
根据网易披露的资料，在中国过往历史中，通过各种方式被脱贫后，中国农民返贫现象层出不穷：
由于扶贫资金使用率低，政策不连贯，每年大略有10%的脱贫人口又戴上了贫困帽子；
80%以上的扶贫项目和资金并没有用于真正的贫困户--被贪占或挪用，甚至富人成为扶贫的最大受益者；
扶贫资金的投放被物价的大幅上涨所抵消；
扶贫资金热衷于上项目，对教育、医疗的投入很少。
在832个贫困县之外，其它地区也存在着不少“被小康”的问题。我们以GDP（国民生产总值）排名全中国第二的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为例。
今年1月7日新华网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让群众住着危房“被小康”》的文章。文中称，2018年的调查显示，苏北仅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房就有近50万例，其中大多数是年代久、面积小、质量差的单砖房，甚至还有危房。最后政府不得不在2019年拨款101亿元，用于改善其中10万户农民住房条件。
以富裕著称的江苏省尚且如此，其它省市就可想而知了。
官媒澎湃新闻网不久前在《中国贫困人口简史》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有没有、有多少贫困人口，会随着测算方法变化而不断变化。2020年贫困人口消失，只是绝对贫困人口从统计口径上消失了，相对贫困人口依然长期存在。”
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创下近30年的新低，城镇失业率大增，物价与猪肉齐飞，民生日益艰难。2020年要想真正赢得脱贫攻坚战，从数字上或可强行造就。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社会，仍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期待相距甚远。
对中共而言，全面小康、脱贫攻坚战，将是一场难以言胜的持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