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当然是忌讳江泽民的忌讳之一。（网络图片）
江泽民在抗战期间自称是沦陷区伪中央大学的伪大学生，一九四七年曾在上海青年会中学的补习班教过英文，这都是他忌讳的往事，在官方资料中很难看到有关记载。除此之外，当然他忌讳提“六四事件”、“赵紫阳”、“上海帮”……
江泽民在历史上的忌讳
侯大捷先生曾在《动向》杂志中发文说，抗战时，南京的中央大学（校址为原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之后，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金陵大学校址（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创办了一所伪中央大学。江泽民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曾就读于这所伪中央大学。
抗战胜利后，迁至重庆的正宗的中央大学复校，南京的伪中央大学解散。伪大学生要经过甄别考核后，才能转为正宗的中央大学学生。当时不止是伪中央大学，如伪北京大学（正宗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南开迁至昆明，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等，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决定，对伪大学生一律要进行甄别考核后，才能转为正宗大学学生；对沦陷区学生的学籍、学历，一概不予承认。迁至四川的东北大学迁回沈阳复校，在当地招收的新生，也一律不得进入本科，而称之为“先修班”伪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的伪大学生，甄别考核不合格者，也一律进入先修班。江泽民经甄别考核之后，因他读的是工科，便随伪中央大学的工科生集体转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当时，沦陷区的伪大学生们曾对国民政府此举，进行过抗争。正是由于江泽民积极投入了这一反对甄别核考的抗争活动，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被地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了。
按说，江泽民同时拥有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两间大学的校友身份才对；但江泽民在填写履历时，只说是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七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一九四七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对他曾是南京伪中央大学的学生，却讳莫如深。
一九八九年，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江苏的南京大学在整理旧学籍档案时，发现这位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在一九四三年至四五年，曾在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央大学就读，并找到了他当年的成绩单和贴有照片的借书证。
南京大学校方十分高兴，校友会赶紧给江泽民发了一封“认亲信”，但江泽民迟迟没有回信，令他们大失所望。
江不回信的奥秘，在于他在简历中一直隐瞒了曾在伪中央大学就读的这段历史。他忌讳这段历史的原因，一是忌讳这个“伪”字，更主要的是他如果承认了这个身份，就会被人认为他当年是因为和沦陷区伪大学生们为自身利益积极参与抗议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他们进行甄别考核的活动，才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共产党员是耻于承认自己是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入党的，因为那样参加革命和入党的动机就不纯了。
江泽民在历史上的另一忌讳，是他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青年会（YMCA）中学夜间部（补习班）担任过英文教员。
这段历史，是上海市浦光中学（其前身即为上海青年会中学夜间部）的前副校长蔡昭利道出的。据蔡称：一九四七年他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夜间部（补习班）担任国文教师时，刚自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江泽民，经兼任上海青年会副总干事的校长田信耕介绍，至中学夜间部教英文。
据中共官方的资料，四七年至五O年间，江泽民从事中共的地下活动，从未提过他曾在四十年代于上海青年会补习班教过英语。那么，江泽民本人对这段经历为什么也讳莫如深呢？
这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江泽民耻于承认自己曾是个教中学补习班英文的小知识份子，而且在一个补习学校混饭吃，未免太丢面子。另一个可能是，他当时是由青年会副总干事介绍才谋得这个职业的，那就说明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也有基督教的上层人士，这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也是一大忌讳。
江泽民的新忌讳
江泽民也有新的忌讳。如“六四”事件，就是他的一大忌讳，不能提。同样，“赵紫阳”这三个字，也是他的忌讳。他曾在公众场合大言不惭地说，他不是独裁者，是强势领导，云云。如果有人就这个问题问他：你至今仍剥夺赵紫阳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也是强势领导吗？他肯定不会正面回答，因为这是他的忌讳。除此之外，曾有香港记者问及董建华连任是否内定、钦点，江泽民立即变睑，火冒三丈，因为这是他的忌讳。还有，“上海帮”也是不能提的一大忌讳。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泽民还会有新的忌讳。也许将来有一天，“曾庆红”“贾庆林”“宋祖英”“陈至立”“黄丽满”也成了江泽民忌讳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