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和斯大林合影。（网络图片）
中国共产党一贯标榜自己是怎样的“爱民族”、“爱国家”，又是怎样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反苏反斯大林的大英雄。但是，谎言终究不能长久，狐狸尾巴总有露出来的一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四月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以下简称《文稿》），就露出许多马脚来，把中共自己泡制的美丽谎言戳得个稀巴烂。其开卷的第一篇即写于1949年6～8月秘密访苏期间的《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就是中共一伙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甘当儿子党的自供状；是一篇卖国状，也是一篇卖身契。《报告》从头到尾充斥着无比热烈的阿谀和奉承，洋溢着迫不及待的叛卖和投靠。
“我们中共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刘少奇秘密访苏，是受中共中央委讬向斯大林汇报“中国国内的情况”、请示今后的任务，以及外交方针；感谢“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并乞求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传1949-1976》，p3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北京）所以刘少奇的《报告》首先就要确定苏中两党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文稿》p16）
其卖身投靠、其卑躬屈膝、其无耻下作，连与契丹“约为父子”的石敬塘、对金国“世修子礼”的刘豫也难望其项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们如此婢奴其身、甘为犬马的热情，连斯大林都觉得难堪。斯大林在看了《报告》后教训刘少奇：“你们在《报告》中说中共服从联共决定，这使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上哪一个服从哪一个。”（《文稿》p34）斯大林或许言不由衷，但也不失冠冕堂皇。
当刘少奇把斯大林意见电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在7月14日的复电中仍然声称：“你们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林科夫）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斯大林及马兄决定。”（《文稿》p22）仍然痴心不改！
“两党关系的提法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
“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这句话意味着毛泽东原来也还有点羞耻之心，他们知道这种递表称臣是不齿于中国人民的，是见不得阳光的；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实际上这样做”，做了又不敢记录在案，也不敢向党内外公布。由此可知他们为了能在苏俄庇护下做儿皇帝，连最后的一点羞耻之心也抛弃了，成了一个纯粹的无耻人，一个没有中国人气味的人，一个完全有益于苏俄的人。
究竟中共一伙还有多少“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的肮脏勾当呢？以《毛泽东文集》为例，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多是两三年或三四年就编一本，而1959年起，十六年才编一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6年之前一或两年编一本，而1968年以后，八年才编一本。（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p556，利文出版社，2005年，香港）《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收集的是刘在1949年7月至1950年3月的文章，仅九个月，就有40余万字。考虑到毛实际地位、权力远远超过刘，要写更多的批示、电报、文章，要做更多的讲话。便知毛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需要隐瞒了，例如这封7月14日的电报。
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曾让许多人为之热泪盈眶。但是毛泽东却愚弄了中国人民，因为站起来的只有中共一小撮，甚至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然而今天，毛刘们的《报告》、电报又告诉中国人民，原来毛泽东也只不过是站在斯大林的裤裆底下。正如鲁迅所哀叹，革命前我们是奴隶，革命后我们却成了奴隶的奴隶！
毛泽东反对苏俄从东北撤军
其次，出卖主权以换取苏俄的施舍和保护。关于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在1945年8月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俄的态度是明确的。为了拉住中共以对英美的需要，在1949年2月1日到访西柏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就曾主动告诉中共中央，那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2月5日，斯大林又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重申了米高扬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己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准备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好，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
可是中国共产党偏不领情，他们舍不得苏军“马上从辽东撤出”，他们反对苏俄“撤消旅顺基地”。毛泽东说：“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一句话，等我们强大起来时，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268，三联出版社，香港）为了坐上金銮殿，毛泽东需要苏俄军事的保护，虽为傀儡也在所不惜。
为苏俄侵略强盗行径唱赞歌
第三，刘少奇的《报告》为“苏联方面由此获得在中国的一些特殊利益”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评功摆好，大唱赞歌。他写道：“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文稿》p15）汪精卫是公认的大汉奸，可是他敢向日本承诺“我们完全愿意继承《二十一条》吗？可是刘少奇们就敢。他左一个“苏中两国人民”，右一个“中国人民”；其实他代表的不过是投靠苏俄的一小撮无耻的汉奸。
以人民的名义出卖着民族利益、出卖着国家主权的毛泽东、刘少奇们，为了压制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就不得不为虎作伥，不得不为苏俄的野蛮侵略行径作辩护士。《报告》称，“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军、蒙古独立及苏联搬运东北机噐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的时候，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关于苏联搬运机器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做得对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文稿》p15—16）
太正确了！亲爱的“达瓦尼死”刘，您是伟大苏联的最忠实奴仆！您能不叫你“生身的父亲斯大林大元帅”笑逐频开、心花怒放吗？斯大林所理想的世界共产主义，就是全世界都要归苏联统治，而且全世界都得说俄语，用俄文。斯大林在战后某天得意洋洋地对他的臣僚说：“俄国东边的情况非常好，千岛群岛现在己归我们了，萨哈林岛（库页岛—引者注）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了，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试想，如果没有中共一小撮卖国贼充当内应，斯大林的宏图伟业能实现得这么圆满无缺吗？
毛共一伙和国民党争地盘时，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可是对苏俄却数百万平方公里亦在所不惜。道理很简单：只要有土地在其他党派手中，中共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搞专政独裁；而半壁江山沦于强邻，“儿皇帝”却照样有得做。就这么一伙里通外国的民族败类，就这么一伙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几十年来却被捧为什么“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甚至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到处都是秘密党员的恐怖世界
第四，便是出卖党国最高机密。中共一伙虽然动辄把特务、间谍、里通外国等罪名加在党员和人民头上；但中共一伙对苏俄亲人却绝对坦白，是无事不可对苏言。“其中台湾，因为有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去占领。”（《文稿》p6）“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一百卅四人，其中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在筹备委员会中另组织常委会委员，委员二十一人，同样可保障我党领导。”“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十四个，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区代表一百○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及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代表二百○六人，总共四十五个单位，五百一十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文稿》p4-5）
不但在国民党和国军中有中共“秘密党员”，就是被共产党许为“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各民主党派中也布满着中共“秘密党员”。这些伪装成“进步人士”的秘密党员，也就是暗探、特务或秘密誓察，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有的仍未现身。从而可以联想到，现在曾荫权身边有多少“秘密党员”，行政会议、立法会和街坊福利会，甚至xx帮里到底有多少“秘密党员”？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里有多少中共的“秘密党员”？中国人几十年来就生活在这个到处布满秘密党员的人间地狱中，充分地享受着没有不恐惧的自由。
有人说《蒙古秘史》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也许是夸张。但中共《党史》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写无数的考古文章，却是肯定的，因为整部的中共的《党史》只有三个字：假、大、空。
（200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