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9月30日讯】我是中国人。我生于抗战胜利那一年，1945年8月。今年74周岁。
每到国庆前后，国内各种传媒不停地高调宣传“庆祝祖国的生日”，往往还提到这一年是多少岁，比如今年是“70岁整寿”……说话的人也许体会不到，我听了多别扭——祖国怎么会比我的岁数小呢？
我不是孤陋寡闻的人，我知道这种情况是有的。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出生的时候他/她的祖国还没有独立成为国家，所以他/她最早登记的国籍是别的国家（或殖民地、托管地），更糟的话是无国籍的流浪者。
我不是这种情况。我生下来就是中国人。从小有人告诉我，身为中国人我应该自豪，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还有历史悠久——模糊点儿说几千年吧，这个“几千”到底是多少据说有几家学派争论不休，但有两点没分歧：一是这历史远远长于个人的生命；二是没有线索指向开始计算它的日子与10月1日有关。应该自豪，也因为我父母迎接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喜悦与举国欢庆重叠，日本刚宣布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全国抗战以胜利结束；英勇牺牲的中国军队将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不久后联合国建立，中国成为安理会五常之一，名列“世界四强”（法国正忙于复国，算不上）。
我当然知道10月1日的意义，知道194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集会上讲了话。他讲了什么也有几家不同说法，很多年里最流行的说法好像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一度相信。后来有幸听到录音才确认，他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作为该政府刚就任的主席，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仪式感很强的宣布，显然是不同说法中唯一符合逻辑的。
这就对了。10月1日是这个政府的生日，不是这个国家——我的祖国的生日。
历史悠久的中国，有过许多各成体系自相传承的政府，或者叫朝廷，从周秦汉魏晋，绵延到唐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它们各有自己的生、兴、衰、死，那不能看作中国的生、兴、衰、死，借用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里的话，“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
政府不等于国家，更不等于人民。这本应是常识。
但是，从小学（我1950年上学）开始，我接受的学校教育一直告诉我，政府即国家，爱国就是无条件地赞颂、服从这个政府；尽管习惯了食堂里菜品油水少，主食吃不饱，发下来的粮票布票年节供应票等票券的品种越来越多，商店货架上东西的品种越来越少，我还是相信，在这个政府领导下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世界上别的国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也看惯了一批又一批各种人被政府或以其他名义的当权者指为“人民的敌人”而当众批斗，看惯了他们“低头认罪”，相信他们是罪有应得。直到1966年开始、为期十年的那场浩劫，我才逐渐察觉，政府和它操控的官媒说的竟然一派谎言，政府的倒行逆施正把国家带进越来越深重的灾难。仿佛一个被催眠20多年的人，我慢慢睁开了眼睛。很幸运，我随着国家走进一段难忘的觉醒期，标志该时期的起点是这时候的官媒领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府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我的理解，“改革”意味着此前近30年政府的作为毛病很多，可以批评，应该改变；“开放”意味着人民睁开的眼睛可以看向外面的世界，从外面取长补短，在充分交流的国际环境里，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在觉醒期，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这个道理：政府不等于国家。
官媒宣传往往喜欢把政府和国家混为一谈。几十年里，一套极荒谬的逻辑被大力灌输得“深入人心”：反对政府＝反对国家＝叛国，人人得而诛之；批评政府＝反对政府＝反对国家；对政府的号令有些不满，发发牢骚＝批评政府，接着连等下去；若让政府丢面子，比如说了政绩一大堆好话，又说稍有不足，叫“只看阴暗面”＝批评政府，以下照样连等不误。用这套逻辑，几十年里抓出来一批批“国家的敌人”，又叫“人民的敌人”，并且用群众斗争（剥夺一切人身权利，不排除恶劣的人格侮辱和暴虐的私刑殴打直到致残致死，因为“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把他们制服。于是政府这个活太好干了，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永远正确，永远英明，永远为人民所拥护（请注意，按以上逻辑，稍被政府怀疑不太拥护的就不属于人民了！）……有如盲人骑瞎马，结果可想而知。据官媒后来说，国家的经济被推到“崩溃的边缘”，人民则承担了最大的代价，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勤劳同胞饿死，大致同数量级的善良同胞冤死。
既然政府不等于国家，正确的逻辑与此不同：凡是爱国者，应该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肯定、拥护政府做得正确的事，批评它做得不正确或不够完善的方面，若可能就提出改进的建议，尤其不要放过每个“阴暗面”；这不是政府是否允许的问题，而是宪法赋予国家公民的权利，理应为法律所保障，理应得到爱国民众的支持。这样的爱国者越多、越积极，监督作用越有效，政府的失误才越少，正确举措就越多，国家就越兴旺，人民越受惠。爱国家的人，应该对政府持批评的眼光，常发出批评的声音。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今天的中国，除了鸡汤文字和养生，公众关心的任何较大议题都会引起人群中激烈的争论，有的闹到夫妻分手、好友绝交。如果多数人有“政府不等于国家”的共识，让争论更有建设性，我想情况会好得多。一事放在眼前，我们先看一看，政府在这个事里起什么作用？它的作用能不能更好一点？
道理有些枯燥，近日的热点议题可能太“敏感”，本文又不想牵涉许多资料引证和数据罗列——举个很久以前、又广为人知的例子吧。三聚氰胺奶粉。
三聚氰胺，一种化工材料，一些“不良奶农”将它掺到原料乳里，造成相当大量的奶粉严重污染，许多消费者特别是婴幼儿受害，中国乳制品业遭到重创。老百姓一开始搞不懂，三聚氰胺不是食品添加剂，不改善口感，也无助于卖相或防腐，不良奶农干嘛掺它？后来才知道，三聚氰胺能改善的是质检指标——为了保证乳制品质量，有关部门设立了乳制品中蛋白质含量的国家质量标准，检测手段是相对较简易的测量氮含量（正常情况下牛奶中的物质只有蛋白质含有氮成分），三聚氰胺和蛋白质毫无关系，却是一种高含氮化合物。与国家标准相应，河北三鹿集团等乳制品公司通过奶站收购原料奶也定了较高的蛋白质含量标准（与欧盟相似？仅听说，存疑），用同样方法检测。问题来了。由于奶牛品种、饲料营养成分或饲养技术参差不齐，不少奶牛饲养户提供的原料奶不达标，奶站不收。怎么办？把奶倒掉？这时候有人发现，往奶里掺一点三聚氰胺，就达标了。开始偷偷摸摸，后来肆无忌惮，你掺我也掺，竟形成业界的“潜规则”，这个词代表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老实本分的良心奶农干不过不良奶农，你用精品饲料精心喂养多费劲，成本多高，他掺点那个粉多轻松，多稳当。听说有的人是“逼良为娼”，牛奶卖不出去走投无路，只好听“聪明人”的主意，掺！奶站的人完全不知道？不可能。反正公司的规定，检测合格就行，生意做大点不好吗？事后看，掺三聚氰胺被抓到的也有奶站的人。乳制品公司管收购的呢？上面要求完成任务，要求竞争奶源，他有从严把关的动力吗？事情如脱缰之马一般无制约地发展，整个行业受灾面极大，波及的奶农分布许多省区，几家乳制品龙头企业皆有污染产品在销售中……直到数十万婴幼儿（成年人一般可将三聚氰胺排出）因为食用污染奶粉罹患肾结石等泌尿系统疾病而事发。一个提高产品质量的措施，就这样为本来毫不相干的有害物质进入婴幼儿的身体铺平了道路。三鹿集团因为受害者人数最多（婴幼儿奶粉是其拳头产品）和事发后极力瞒报——隐瞒自检结果、提供虚假质检报告、花钱封口、设法删除网上相关信息，成为舆论谴责的焦点。事实上，是三鹿的海外股东某公司要求招回产品未果，只好报告其母国新西兰的政府，经该政府直接联系中国中央政府，才打破公司和地方政府欺上瞒下的厚墙。追责看来是严厉的，处理最重的是几个制造出售“问题牛奶”的奶农、一批三鹿高管与石家庄市负责干部。2009年宣判，到现在10年了。
今天再说这个事件，不是要计较当年追责的打击面或力度够不够——那时灾难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了，我希望和读者一起想想，在它还是零散的火星的时候，政府能不能做得好一点，让类似这样的火灾不能发生，或至少烧不了这么大？
设立或提高乳制品质量标准之前，有关部门有没有对国内产业现状做认真充分的调查？不单对企业，还有广大奶牛饲养户，尤其“低端”的、一直能正常使用却即将“不达标”的原料奶出售者，占多少？决策之前，这些人能（比如通过听证会）发出声音吗？考虑过他们的出路吗？该不该设置原料奶分级（而不要一棍子打死）、或者执行新标的缓冲期，并配套贷款、技术培训等救助措施？标准执行了，有没有复查机制？有没有下情上达的通道？那些被“逼良为娼”的人为什么没有在最后一刻投诉自救？这样的意见能不能被当作实情和良心的反映，得到保护和重视，而不是当作破坏稳定的噪音？质检是发现问题的利器。据说我国普遍实行商家送检，它的弊病用不着多高学识就能看得见；正确的做法显然是从市场上随机抽检，样品来源从大型超市直到偏僻乡村，消费者在哪里能买到，就可能到哪里抽样，检出劣质的，就不是某一批次的问题，是你的产品有问题，惩罚一定让你伤筋动骨，不敢再犯。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复合式的检测手段，检测大多数样品可以用较简易的、可能与商家一样的办法，很小的一个比例（1~3%？）则用更全面更复杂的办法，二者对比。如果这样，早就会发现有些乳制品的蛋白质含量与氮含量推算值严重不符，还会有后来的灾难吗？更可能的是，有这个机制，一开始就没人敢往牛奶里掺三聚氰胺。听起来，这些话都像事后诸葛亮，有用吗？但是，只有这样认真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用到其他类似施政环节，才叫真的亡羊补牢。否则，问题奶粉的事过去了，会不会又出现问题肉、问题油、问题蔬菜、问题饮料、问题中药材？乃至问题化妆品、问题衣服、问题家具？
理论上，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普世规律表明，市场的最大好处是竞争和优胜劣汰，高效强能价廉物美者胜出，越做越大。政府是干什么活的？当好裁判员，保障竞争有序进行。凡是某个业界出现了潜规则，就是发生逆向淘汰，正当守法的奄奄一息、没有出路，恶意违规、掺假使坏的蓬勃生长，就说明政府的工作有改进的空间。假如拒绝改进，那叫失职。这时候批评政府的、积极提改进建议的人，当然是爱国人士。
本想就这个话题接着说，忽然想到另一件事，和三聚氰胺有点像。教育系统的事。我在大学工作，感触尤深。上级说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好事啊。为此要关注各种大学排名榜，也挺好啊，虽然排法多种多样，各有利弊。有“聪明人”注意到，很多排法有“外国留学生人数”这个指标，这是有道理的：学校质量高，名扬全球，于是各国优秀学子争相报考，学校可以优中选优，优材优育，高水平学生来自世界，服务世界，是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亮点。中国各学界民国时期出了很多位泰斗级大师，还有1949年以后多位被宣传甚多的“两弹一星元勋”等前辈，其中不少位有在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求学成长的经历，便是很好的例子。当然，普通人都明白，外国留学生人数多是一流大学办好了的结果，不是办成一流大学的成因。但聪明人却从这里看到取巧的捷径——只要他这所大学多招外国学生，排名就提高了！你并没有一流的国际声誉，怎么招？这难不倒他，多发广告，多给奖学金，比一般人的工资翻几倍，再加上住宿条件等等（此处删去三百字）超高待遇，就是了！好学生不来怎么办？降低录取门槛啊，别问学习能力，肯来就行！那能毕业吗？死脑筋，降低要求啊，好赖最后给张文凭，别让人家白来！显然，这种低门槛高奖学金广招外国留学生的做法，思路与掺三聚氰胺的不良奶农是一样的：虽然没任何好处，提高排名指标就行！至于实际上带来的坏处——占用学校资源、败坏校风、客观上挫伤了奖学金奖励的国内优秀学生，而且从长远看，拿着“掺水”的毕业文凭的这样一批学生走向国际社会，如同投放市场的三聚氰胺奶粉，必将使学校声誉进一步降低——不在政策设计者考虑之内。无怪乎老百姓看不懂，搞出这种政策不是有病吗！对比一下，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其实不是一流大学，而是美英等国俗称“卖文凭”（更损的称谓是野鸡大学）的不入流学校，特色是低门槛、低要求、高学费，校方也知道自己发的文凭成色不怎么样，但学生愿者上钩，校方赚钱了。所以他们没病！此事在网络上形成批评的风暴，但被批评的大学安之若素，负责管理大学的教育部不置一词。难道这就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之一，所谓我国将成为“世界人民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地”？看起来，三聚氰胺式的大学留学生招收政策只是一个症状，这个病的病因病根比我们想到的更深。
结束这个插曲，回到原来的话题。三聚氰胺奶粉这类问题一出现，舆论往往把矛头指向商家，商人“唯利是图”、“道德水平低下”一类话语到处泛滥。有人更就此煽起“仇富”情绪，“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这无助于解决问题。该关注的首先是政府（本文中政府包括立法、司法机构）的裁判员功能。假如商家非法谋利，自有法律对付他，该对付不对付是有人失职。假如商家不违法，而你认为他不该那样赚钱，你应该建议政府修法，规范商家取利之道；政府不作为，该批评的是政府，不是商家。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合法经营的商家赚钱多，说明他投资方向正确、管理有效、产品令消费者满意，对社会贡献大；而且他重契约、讲诚信，道德并不低劣（为避免引起纠缠个案的争论，恕不举中外企业家的例子），至少远高于那些打白条的、今天说了话明天不认账的政府官员。
有人说，这半天你说的都是国内的事，爱不爱国，要看中国和外国有争执的事情，你站在什么立场。我认为，还是要坚持“政府不等于国家”的基本点，具体事件具体分析。例如刚才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石家庄市政府竭力掩盖，新西兰股东主张揭露真相及早补救，一个爱国的中国人，该支持哪一方？
中外有交往就有矛盾，场所之一是WTO。中国2001年加入WTO，现在国内外一致认为，中国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因此得到很大助力。当年谈判过程可不轻松，中国必须在许多方面有足够的“让步”（为此颇有人责骂中方谈判代表“卖国”），达到世贸组织认为有益于自由竞争的标准；但考虑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WTO对中国有“照顾”或者叫暂时性保护措施，比如允许中国若干领域暂不许外国资本进入、对进口产品抽取较高关税、出口到发达国家则不仅低关税还可以给予补贴等，中国政府则承诺，将随着经济实力增长逐步加强改革，直到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暂时”多长呢？双方说定，15年，不算短，我想不能说WTO要求太严苛。2016年，争论起来了。中国政府说，15年到了，你们还不承认我是完全市场经济？不承认就是你们出尔反尔，不守约。多数发达国家（此事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不大）说，15年是到了，可是你没履行承诺，保护和限制措施还在，市场没充分开放，当然不算完全市场经济；WTO并没有退出机制，但他们的防御武器如“反倾销”等自然并不会缴械。我们看看这个两三年前的争论。谁说的有理？
第一，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完全市场经济”是个事实判断，不是由时间过了多久决定。要是相关改革不到位，就算再过50年，该不是还不是。请和我一样在中国生活的读者环顾一下四周，你看这是完全市场经济吗？许多行业像燃油、电力、通讯、银行、保险，不还是国企垄断着吗？假如你了解国外商品行情，你就知道，在中国不仅买外国货比在国外贵多了（因为关税和其他壁垒？），买国产货一般也比在国外贵不少（因为补贴和出口商的竞争？），这合理吗？你手头有点钱，为了保值，想换成外币，行吗？如果你没把握判断，请参考中国政府近年来几次开设新的“自由贸易区”（并配以若干优惠政策）的高调宣示，假如全国都是完全市场经济，那就都自由贸易了，还搞这区那区干什么？
第二，有人说，不管怎样，让步就是吃亏，中国政府这么讲是为国家争利益。且不说15年前的承诺假如不想兑现就扔一边了，毁的是国家信用，更重要的是，及早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良好的竞争机制，才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想当年为入世而让步，对家用电器等行业原有的保护几乎取消，面对外国厂家汹涌而来，这些行业相关人士一片悲鸣（包括大骂谈判代表“卖国”）；但是，经过竞争，经过优胜劣汰，一批优秀民营家电企业脱颖而出，其价廉物美的产品不仅占住大部分国内市场，而且走向世界。当初是不容易，但“闯”过来了，国家、企业、人民，谁吃亏了？反过来，在那些严密保护的领域，许多牢牢把着垄断地位的国企，除了规模总量和高管薪金能与世界几百强企业一比，其他方面乏善可陈。更令人奇怪的是，像“两桶油”，没竞争对手，汽柴油价格是外国油价的两倍或更高，本该躺着发横财，却说他们赔钱！所以有专家说，履行对WTO的承诺，是国内经济改革本来就该做的事。这个道理是对的。为什么十多年了没做？很简单，垄断性国企的问题不仅仅是管理无章、效率低下，还是所谓“全民所有制”财富的黑洞。15年缓冲期过去了，还要垄断，还要国家保护，好比土豪家被溺爱的熊孩子，不仅自己永远长不大，永远啃老，还会祸害社会。所谓争利益，争的就是这些行业和与其相关的政府某些人的利益，不是国家的利益，更不是人民的利益——还以“两桶油”的垄断为例，老百姓不但自家买汽柴油要多花钱，还要承担高运费给各行各业增加的成本，说这对老百姓有利，你哄谁呢？
第三，眼光再放远一点。WTO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假如某一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会怎么样呢？如果它的经济体量不大，容忍一点，照顾一下，无伤大局。如果够大呢？非市场经济将在竞争中拥有某种表面上的“优势”。有人说这叫做“后发优势”，因为技术创新不必走弯路了，其实不然，这个优势主要来自政府扶持的国内垄断地位、政府的大额出口补贴、员工的低工资（劳动强度未必低）低福利低维权能力和维护环境的相对低成本，技术上则即使靠海外并购、“技术换市场”政策等拿到一些并非自己创造的“自主知识产权”，其实研发投入不足，没有前瞻性，面对下一个技术挑战的后续创新往往乏力。所谓优势的表现则是超低的报价和庞大的生产规模，能使竞争对手无法招架，换言之，出现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主张后发优势的人说，那还是我们占便宜了！但事实上，就中国而言，得到利益的仍是前面说的那很少一部分人，普通老百姓领取工资比国外低、面对物价比国外高，哪有什么便宜。这种不健康现象造成产业畸形分布，伤害前沿创新能力，扭曲世界经济走势，中国和别国一样不可能从中长远获益；何况吃了亏的别国不是傻子，必然以各种方式限制或还击，形成中国对外贸易“狼烟四起”。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任的重要成员，中国该做的事是切实改革开放，认真履行承诺，避免发生这样的前景。
最近有个小事例，也许能说明相对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意味什么。美国Costco（开市客）在上海的一家店，开市第一个半天挤爆。对事件原因、顾客素质、商家前途等的讨论很多，本文只说一点，Costco价廉物美。价廉据说主要是减少了中间环节的层层盘剥，物美据说首先是不担心它有假货。为什么Costco在美国能成长壮大，而中国的商店似乎学不来？营商环境该怎样改善，才能让商品价格更合理，质量更有保障，让这样受欢迎的商家（就算水平比Costco还差一截）在中国遍地开花？我想，这样的问题是政府首先该考虑的。
有的人这时候要说，你就是“只看阴暗面”，怎么不说光明面呢！政府的成就你看不见？本文不谈政府靠向人民收税运转、必须向纳税人负责等常识，只是向读者建议，对“成就”也要睁大眼睛，做得真像宣传说的那么好吗？该不该做得更好一点？
以一个“最大成就”为例：GDP，国民生产总值。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现在高踞世界第二，离美国老大已不远（据受政府青睐的专家如胡鞍钢说，实际上中国已经是老大了！）。作为结果，政府掌控的国力相当可观，很多（不敢说有多大百分比，能到一半吗？）老百姓手里攥着不少钱，出国消费“买买买”的人潮成为一景。有人因此责问，“要不是政府领导的好，行吗？”“你们还不感恩？”
这么大的GDP，值得仔细看看。从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角度，有没有无效的GDP，或者效率很低、投资收不回成本的GDP？最刺眼的例子是不时看到楼房厂房被爆炸、拆毁的新闻，原因各不相同，不符合规划（规划变了？）、质量问题（二三十年前建的，现在是危房）、去产能、环保不达标，都有可能。但不管什么原因，当年建设它是GDP，后来拆除它也是GDP。该怎样加强决策科学性，使这样的GDP少一点！再比如，我到过不少市县，富丽堂皇的政府办公楼比发达国家的国家级政府机关并不逊色，在当地如鹤立鸡群，这种GDP是不是低一点更好？另一种是为某国际盛会或赛事兴建的豪华场馆，平时有什么活动可办，有多少收入？一些基建大项目，几乎完全建在高架预应力梁上或隧道里的高速公路铁路，难度堪称世界之最的大型桥梁（包括著名的港珠澳大桥），照片或视频雄伟得令人叹为观止，但令人尴尬的是公路上、桥上看不见多少车辆行驶，高铁据说一天发不了几班车——许多建路地段位置偏远，没那么大的交通需求，港珠澳大桥则早有人指出，三地行车驾照、牌照彼此独立，可自由通行哪怕其中两地的车子为数寥寥。另外，有几个数字随GDP一起上升：一是对政府主导的限期强力拆迁不满者人数（本文不加评论）；二是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高筑的债台，总额超过它们能完成的年度GDP，工程完工后的效益不要说归还本金，运行维护费、债务利息都难以承担；三是清查出来的贪腐官员受贿金额总量和最大值，增速犹如火箭，明显远快于GDP，部分原因是许多官办项目“油水”大，谁拿到就一步登天、家财万贯，于是能决定“项目给谁”的官员，以及能决定“有决定权的位置给谁”的更大的官，就有了“权力寻租”空间。这个GDP细账，是不是该查一查？
GDP总量确实名列前茅；但政府不讳言，中国的人均GDP并不高，世界排名大致处在中游，“所以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才反映一个国家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政府的施政水平。但要反映政府服务人民的水平，更好的衡量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这就更可怜了，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地区，中国排名位置离队尾比离排头的近。这还没考虑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拿中国大陆和别的国家/地区比较，这几个话题中的每一个都能写成很长的文章，本文不多说了。一种比较方法是计算各国家/地区的人均享受福利；另一方法是把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为了医疗、教育、养老而不得不由个人承担的人均刚性支出，才是真正能自由支配的人均财力，再与别家类似计算结果比较。对不同的城市，还可参考的一个数据是当地的房价收入比，两数相除，被除数是合理的小户住房面积乘以当地平均房价，除数是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应高于全国人均）减去当地刚性支出，得到的比值是该地为了攒钱购买起码条件的住房，人均“不吃不喝”要用多长时间。中国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绝对世界最高。我觉得，另一个数更容易算，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百分比，反映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平均而言有多少能用于自我改善生活质量。我没算，但我估计，中国这个指标的世界排名只会更靠后，处于相似水平的国家大概寥寥可数。和GDP总量相比，政府是不是该把这些指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有人说，这些数字不用看的，看巴黎伦敦商店里抢购的人潮就行了，外国人都说中国人比外国人有钱。这么说太简单化了。一，能到那里购物的，毕竟是少数中国人；二，什么驱使那些人发疯般地“买买买”？我猜，他们之间典型的交谈是这样的：“妈呀，（和国内比）这么便宜！”“别管款式，反正是真品，没有冒牌的！”“好不容易换点美元，你还带回去？傻呀！”也就是说，这不能简单归因于“钱多”、“购买力强”，由此对中国政府的评价很难算赞美。至于外国人说中国人有钱，恐怕更基于别的现象，比如2008北京奥运会这一类国际盛事的宏大排场，外国政府连称花不起这钱；又如若干中国人在国外掏出大笔现金购买豪宅、豪车连眼都不眨的阔绰（不久前，加拿大一群留学生驾豪车游行，相当拉风），这些人的可支配收入确实可藐视天下万邦，中国老百姓该不该以此为傲，就不好说了。不否认这些人中有的可能有合法经济来源，但有的就可疑，或许正是国内“来有影去无踪”的吸金黑洞的出口；假如有关方面以扫尽老虎苍蝇为己任，不妨查一下，相信必有收获。
正在写本文，网上有新数据。发改委8月29日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2018年财政收入达到18.3万亿元，外汇储备在3万亿美元以上，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口总数算14亿吧，这就是为政府财政收入人均贡献1.3万多元（一年），为外汇储备人均贡献2100美元以上，折合人民币1.4万多元（历年合计；该款换成人民币在国内市场流通，外币则由央行收缴，政府有支配权）。不知道这两个人均量的世界排名如何，估计都是高水平的。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再考虑到中国政府财政的福利性支出占比，中国老百姓的人均对国家贡献率应该妥妥地处于世界前列。我注意到，发改委领导宣布时的语气颇为骄傲，新闻稿说他在“亮出‘成绩单’”；不免觉得不太对头，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收来的钱多不能算成绩吧，更该说的是这些钱都做什么用了，在多大程度上用得合理、高效，人民福祉已有和将有多大改善。换言之，新闻发布应该不是骄傲的“亮成绩单”，而是一次比较谦恭的汇报，纳税人做出那么高的贡献，理应了解施政情况，有权表示满意或不太满意。
有的人这时大概将拿出“杀手锏”：说政府的成绩，要和70年前相比（不知为什么，那次发改委新闻发布只提到1952年的数据，而没提1949年以前的），别说绝对值，要看进步之大之快。接着的话大致是，“当年‘一穷二白’，到今天世界老二，速度举世无双！”“今天人民看电视、用手机，生活比旧社会皇亲国戚都强！”“要不是政府领导好，行吗？”“这是制度优势！”“不讲这一点，就是居心叵测，就是卖国！”
请别忘了，我并没说政府没有成绩，而是说爱国者应该有批评的眼光。如果有人偏要说，不管怎么样，政府就是好，他有这么说的权利，但不要把7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硬说成一国政府的功劳。中国的经济基础曾非常薄弱，这些年进步不小，多数人的生活大有改善，这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愿意用数据说话，看问题要看历史变迁，这都值得肯定。但举出的数据、选定的历史节点不要像变戏法似地用帘幕把大部分遮住，“唯取我所需”；而应该力求让数据全面、准确地反映一段历史的真实，相关的评论总结应该是开放式的，有不同意见争论的。
政府曾经用人均GDP数据说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也认为，人均GDP最适于标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反映政府施政水平。人口基数越大，GDP总量就越大排名也越靠前，未必政府水平越高。最能反映历史的数据是这70年中国人均GDP的增长过程，当然包括1952年、2018年这两个时间点，其差异确实反映这66年有巨大进步（人均GDP的增长倍数与GDP总量差不多）；但应看到更多细节，比如看1949年以来每一年的人均GDP，可以看出哪个时期增长较快，从中总结经验，也不必掩饰有些时段增长很慢甚至“负增长”，说明那时的政府遇到了特殊困难或有什么举措失当，从中汲取教训。这样的数据表或曲线图既能帮助政府改进工作，也有助于人民更好地了解政府决策的背景和难处。这样的图表网上好像能搜到，有些学者著述中也有介绍，虽然我不敢说这么多年的数据都是真实的——以我的人生经验，有些年的政府统计数字或浮夸冒功，或粉饰遮丑，并不可信。我印象中，有学者通过研究对某些数据做过尽可能提高可信度的修正。但网上图表可以“姑妄听之”，它们的走势大致反映这70年的过程，比方说，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经济加速上升。为了说明自己工作有成绩，我觉得，政府不妨在认真核实、对历史数据做必要的修正后正式发布一张官方审定的人均GDP增长曲线图表，作为向人民汇报的“答卷”——最好不要叫“成绩单”，除非写答卷的人认为他有权给自己打分。客观地说，这份答卷上，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有亮点。
可是，假如想加上“举世无双”、“制度优势”这种评语，光看自己一家的曲线就不够了。至少应该有全世界人均GDP的70年增长曲线，还应（排除体量过小、具有特殊先天条件等不可比因素的对象之后）挑出十几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对应增长作为参照，看看人家什么时候发展快，快到什么程度和达到什么高度，或者什么情况下变慢了，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本文不准备举出具体参照对象，因为，有的人希望用来参照的全是人均GDP排在中国后面的“差生”，假如不然，举了所谓西方国家，一顶“崇洋媚外”的大帽子大概立刻扣过来；举东亚、东欧国家也各有不同的政治风险；要是举70年前情况相似、非洋非外、同属于中国的“地区”呢，帽子比那个更大，你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有参照对比全世界和若干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增长情况之后，每位中国人才能对中国政府70年的政绩打出合理的分数。
提到“崇洋媚外”四字，可能触及有些人的神经，“这是你的狐狸尾巴！”“处处找中国政府的茬，还不是为了说外国好！”接着的话可想而知，西方国家如美国的民主是“假民主”，一切由大资本家操纵，民主是做做样子而已，人民怨声载道，某次电视播出美国老百姓如何痛斥其政府，我国有自己的国情，决不能照搬西方，云云。
首先，“美国有人骂政府”与“中国政府有没有问题可批评”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没有逻辑关系。如果此人这些话是从别处原封不动批发来的，这一段以下文字他不必看了。假定他看“美国人骂政府”等新闻后自己动过脑子，我提醒几点，建议他再动脑时参考：一，该新闻说明，美国政府出台政策，老百姓会掂量它是否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否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所为，确实有不满；二，在美国，这样的不满是可以公开说的，可以上报纸上电视，也可以坦然回应中国记者采访，不必害怕被指为“受外国势力操纵利用”，换言之，美国的民主是真是假不知道，该新闻证明，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是真的；三，人群中有这种不满，似与政府政策形成对立，这不影响政府正常运作，未必造成社会不稳定或动乱，如果看新闻多了，可知引起对立的具体政策有可能原样推行，也可能暂缓或加以修正；四，特别是有些为中国政府所反对的美国政府政策，你在中国电视上好像只听见美国人一片反对声，好像美国完全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其实赞同的声音也有，甚至可能更多，只不过美国人两种声音都能听到，而你只听得到一种。
民主说的是如何立法和政府如何组成，本文主题不涉及民主。不过我一直想不通：既然美国是假民主，我们比他们优越得多，那如上所说，人民可以批评那个假民主政府，为什么我们充满自信的人民共和国政府“不照搬”的结果不是“可以更方便、更制度化地批评”，而是“不可以批评”？甚至民间有了批评，会遭到类似当年三聚氰胺事件时石家庄市政府和三鹿集团导演的那种屏蔽封堵？这个句式可以套用，比如，那个假民主政府能做做样子地公布官员财产，人民共和国政府“不照搬”他们，为什么不是“更透明、更可核查地公布”，而是“不公布”？
本文快写完了。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70周年纪念日已近在眼前。如多数正准备“共度时艰”的同胞所预料，政府庆祝生日活动的排场将令世界再次震惊：“知道他们敢花钱，不知道他们这么敢花钱！”最难受的一定是那几个号称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承认这个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不是犯傻啊？
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希望中国政府在这个日子前后，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全面翔实的数据，向人民汇报它执政70年的成绩、不足之处和对前景的展望。我将用批评的眼光对待这样的汇报。不管将发生什么，我相信，我的祖国有光明的未来。
2019年9月，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