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是国王自己过度宠幸女色,那么后续所导致的国家灭亡,又怎么能够怪罪到女子头上呢!(绘图:志清/看中国)
(唐)罗隐《西施》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西施是春秋时代的越国人,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苎罗山。苎罗山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后来,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困于会稽,派大夫文种,将宝器、美女(西施便是这批美女中的一位)贿通吴太宰伯嚭,准许越国求和。从此,越王勾践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最终灭掉了吴国。
灭国非西施之罪
罗隐这首讽刺诗,以被人传颂的曾使吴国遭受灭亡的美女西施为题,从另一角度抒发议论,指出国家灭亡的原因,不能全部归罪于女人是“祸水”。并公开反对“女人祸水”这一观点,为西施翻案。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诗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道出自已的观点,为西施鸣不平。反对将吴国灭亡的责任,强加在一个弱女子西施身上。这里的“自有时”三字,用得十分精当,它指的是促成国家兴亡、战败的各种复杂的因素。而“自有时”,表明了吴国的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复杂的原因(如统治阶级的腐败、内讧等),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就有力地推翻了“女人祸水”论,把颠倒了的史实,再颠倒过来。佛家认为:任何人与事物,都有“生、成、住、坏、灭”的时限和过程。“自有时”三字,实在值得深思。“何苦”一语,在劝解的口吻中,又含有嘲讽的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于一个弱女子,这又是何苦呢!这里,诗人挖苦讽刺的对像,并非是一般的“吴人”,而是吴国的统治阶层。
以议论入诗,一般容易流于枯涩。而这首诗,却把议论和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诗人在为西施辩诬之后,很自然地将笔锋转到推理上来:“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前句继续为西施辩解,后句又以“越国亡来”作为论据,进而提出问题,表明诗人所要表达的情理: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谁呢?这里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达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晚唐诗人崔道融,也写过类似的诗:“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比较起来,上述两首诗的立意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罗隐这首诗,议论充分,能联系时运,来分析国家的兴亡,比崔道融的诗,似觉深入一层。而崔道融的诗,所发议论,不仅诉诸理智,而且诉诸感情,将理智和感情、议论和描写,自然地揉合在一起,这较之罗隐的诗,又有高出一筹的地方。
因此,这两首吟西施的诗作,都不失为上乘之作。故笔者将它们放在一起,并而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