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毒酒案”投毒英雄詹长麟和该案的相关报导。（看中国合成图）
八十年前，也就是1939年6月，日伪政府所在地南京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案子：金陵毒酒案，又称“南京毒酒案”。当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连续4次进行了报导。6月12日以《敌总领馆宴清水敌伪均中酒毒梁逆鸿志等中毒最重敌称系抗日分子所为》为标题做了简短报导，13日的报导则以《南京中毒案有两人毙命》为题，文中称：“南京敌总领馆中毒事件中，领馆职员两人，于十一日身死，又《每日新闻》称，其余敌伪官员，均已出险。华人兄弟二人，其一在敌总领馆充任厨师，已五年，均为本案主犯，二人于宴会进行中失踪。”其后的18和19日的报导称“梁逆鸿志弊命，温逆等亦将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日本总领馆两日本人毙命
1937年7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其后占领上海、南京。1938年3月，曾任北洋政府参议院秘书长、京畿卫戍总司令部秘书长、执政府秘书长等要职的梁鸿志，在日本的扶持下，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自封“行政院长”。该伪政权下辖苏、浙、皖三省及宁、沪两个特别市，并利用汉奸组织“大民会”进行大量投敌卖国的活动。
此时，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正与日军鏖战。为了打击日军，国民党军统组织利用在日本领馆工作的特工詹长麟、詹长炳，在日总领事欢迎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到南京视察而举办的宴会上，在酒内投毒，导致日本领事馆两名书记员因中毒过深很快身亡，部分人直到次日仍昏迷不醒，其他人经过救治得以脱险。
2008年出版的《军统特务活动史》中称：“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只可惜日本几个主要官员饮酒不多没有毙命，三浦大佐、宫下、船山都一命呜呼，而汉奸头目们因在日本领事馆不敢放肆吃喝，逃避了惩罚，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皆中毒后获救未死。”但更多的报导坚持死了两个人，詹长麟、王高科等生前回忆此事时也说是死了两个日本人。
此事震惊了南京，也震惊了日本朝野。日本方面前后抓捕了近千中国人，严刑拷打，以期找到下毒之人。最终他们发现领馆内跑了两个中国仆役詹长麟、詹长炳，这才开始张贴布告，四下捉拿。
报效国家加入军统
“南京毒酒案”中的关键人物詹长麟，1913年出生于南京，15岁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林军”国府警卫师，在师长俞济时手下做勤务兵。1932年参加“一･二八”松沪抗战。期间，因母亲生病，詹长麟请假回家探母，其后，为照顾家人，没有再返回部队，在家靠织绸缎谋生。
1934年，21岁的詹长麟被介绍到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当仆人。他原本并不想为日本人服务，但为生活所迫，而且日本人给出的薪金很高，所以就同意试试。当时日本人招用的条件有四个：第一，不会说日语，不认识日文（防止做间谍）；第二，有至亲在南京（等于人质在手）；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端正。经过日本人的面试，詹长麟被录用。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并被秘密带到一个地方，由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赵世瑞与其交谈。詹长麟这才知道，介绍自己进入日领馆的王高科是军统特务，而让自己进入领馆的目的是为刺探情报。交谈过后，詹长麟同意加入军统，成为军统南京区的65号情报员，化名袁露。此后，军统利用各种闲杂时间对其进行了培训，教他怎么偷拆信件，如何交接情报，如何用明矾写密信等。
从此，詹长麟开始注意日本领事馆的动向和总领事的活动，搜集信件，回家后，用明矾水在白纸上写下来，待水干后字迹隐去。他的母亲每天把情报插在大门口的关公像后，等人取走，并接受新的指示。
由于詹长麟在日领馆办事妥帖，非常勤快，在他的介绍下，他的哥哥詹长炳也来到日本总领馆工作，其后也被军统发展为特工。
两次立功
在南京毒酒案前，詹长麟就已经立下了大功，即帮助国民党找到了失踪的藏本。藏本全名藏本英明，朝鲜人，时任日本总领馆副领事。日本总领事须磨指令其偷偷地潜入紫金山自杀，以便诬称“中国特工绑架并杀害日本外交人员”，进行战争讹诈。可惜，有妻有儿的藏本英明偷偷在紫金山上找了个山洞躲了起来。而詹长麟因目睹了藏本上车前往的方向，得以告知军统。其上司赵世瑞带人找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藏本，粉碎了日本方面的阴谋。赵世瑞因此被提拔为少将。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总领馆人员撤退。日本人给詹氏兄弟留下了一个“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白色袖章，让他们看管日本领事馆，保护日本领事馆财产。南京大屠杀期间，詹长麟目睹了日军的诸多暴行，在统计之后，上报给上级。
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领馆人员再次回来办公，詹氏兄弟也照旧工作。1939年6月初，詹长麟在书记官船山的房间里打扫卫生，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件。他当即照抄下来，汇报给上级，翻译后发现，此信提供了一个重大情报，即日本外务省清水留三郎次长及其随员三重将前来视察，日本总领事崛公一打算为其举办宴会，并请大批在华的日本军官以及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作为陪客。
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日伪政权，军统决定实施一次投毒行动，詹长麟为主要实施者，詹长炳配合。
宴会前一天，日领事馆购买了一批绍兴黄酒，由詹长麟负责将其从酒坛中分灌进酒瓶中。为了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才将毒粉倒入酒中，并晃匀，倒入酒杯。在看到毒酒被喝下后，他借口去医院离开了领馆，骑上自行车，来到江边，与哥哥会合后，赶到了长江边上的燕子矶，在其他军统人员的护送下，前往江北，脱离了险境。
为了防止日伪当局伤及无辜的中国人，南京的军统地下情报组织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名义，专门写了一封信，寄给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说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担一切责任，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个人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信中还写道，他们兄弟俩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去香港。日伪政权马上在上海和香港派人搜捕，但仍一无所获。
事实上，在军统的帮助下，詹氏兄弟躲在江北的农村，十分安全。当时重庆《中央日报》的连续报导，也没有吐露真相，就是为了迷惑日军。
因生意未去台湾
詹氏兄弟在江北六合乡村一家躲避了一个时期后，与全家人开始过起来流亡的生活，6年走过浙、闽、湘三省，历经磨难，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南京。
1946年，国民政府奖励詹长麟5万元法币的奖金，还颁发了一尊银盾，上刻有“抗日有功，杀敌可嘉”字样。詹长麟用这笔钱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栋三层楼，其中“中和旅馆”占楼一半，由其经营。旅馆有电灯电话，甚至还有冰箱，生意很好。此后军统未给他安排工作，但让他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挂了个上尉头衔”，他每月坐火车去苏州领一次薪水。
1949年中共占据南京前夕，詹长麟过去的上级、时任保密局外事组组长的赵世瑞找到他，要他一起去台湾。因为旅馆生意好，詹长麟未舍得离开。他的人生也从此改变。
中共治下詹氏兄弟的噩梦
中共建立政权后，发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以清除各方面阻碍中共极权统治的力量。1950年，在中共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詹长麟与哥哥詹长炳同时被抓，詹长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詹长麟因“坦白交代”和未参与军统实际工作，未被判刑，得以继续经营旅馆。但这不过是顾忌影响，中共所施的伎俩。
1956年，在中共推出的“三大改造”运动中，詹长麟的旅馆被“公私合营”，他只能靠工资生活。文革爆发后，他又被红卫兵抄家，当时詹妻吓得将箱底丈夫唯一相片烧掉。作为“四类分子”，詹长麟被勒令去扫马路，接受再教育。文革后他被中共“平反”，可是一切都回不到从前。2008年10月他在南京去世，享年95岁。
而介绍詹长麟进入日领馆的王高科，1958年因包庇“反革命”（指1950年对詹长炳等“潜伏”情况隐瞒不报）被判管制三年，其实一直管制到文革期间遣送农村。文革后，南京法院认定其任军统特务期间“主要搜集日本人情报，没有发现反人民的罪恶”，所以撤销了原判。1993年，王高科去世，享年78岁。
结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中共南京市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长麟获选，这是1949年以来，南京官方首次正式确认当年“金陵毒酒案”当事人的英雄地位，而这大概也是为了掩盖其当年对英雄的迫害行为吧。而中共对詹氏兄弟的迫害，不过是其残害国民党有功人员的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