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逝世之后，《北京青年报》在刊登他逝世的消息下面，刊登了一幅青年学生手拿鲜花的彩色照片，有人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目前该报正在接受主管部门的严厉审查和追究。北青报的这一做法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北京的媒体人和全体市民不会忘记李鹏积极参与对北京屠城的滔天大罪。在六四30周年的时候，不允许媒体发声，现在李鹏死了，正好有一个可以利用的发泄机会。如果是北青报有意为之，说明编辑们既有良知和胆识，又有高度的智慧。
当年北京市95%以上的人（包括绝大多数的高校师生、国家机关干部、工人、媒体人，甚至军队各大总部的人）都支持学生运动。学生的诉求是反腐败、反官倒，并没有反对共产党，也没有反对邓小平。在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和小字报当中，也有极少量反对共产党和邓小平的，这本来属于正常现象，可是北京市委的领导李锡铭和陈希同等人把这些极个别的信息收集在一起，在赵紫阳出访朝鲜期间，向李鹏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紧接着李鹏又向邓小平汇报，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的邓小平被激怒了，把广大学生的爱国行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4月26日发表了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又把爱国热情高涨的青年学生激怒了，强烈要求收回这篇社论。邓小平当然不答应，于是对抗就升级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和绝食，李鹏则宣布在北京戒严，大批军队开进北京市郊，受到广大市民的阻拦。
为了声援广大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北京百万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些市民几乎包括了各行各业，尤其是首钢工人的游行队伍最引人注目——几十辆大卡车装满了钢铁工人，首钢的大旗迎风飘扬，战鼓雷动，气势如虹。游行队伍经过的地方，附近的老百姓和小商贩主动免费送水、送饮料，情景极为感人，首都的各大媒体都做了报导。当时中央对北京的媒体短期失去了控制，所以戒严部队不允许士兵看报纸，不让他们了解真相，只对他们灌输说北京有许多人反对中央，我们要去保卫党中央。
在6月3日晚上开枪镇压之前，不论是在广场上静坐、绝食的学生，还是参加游行的广大市民，没有发生过一起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学生和市民的和平抗争进行得十分文明、理性。官府所称的“反革命暴乱”完全是一派胡言，睁眼说瞎话，恶意污蔑。在邓小平下令开枪镇压、血洗京城之后，才发生打砸烧军车的事情，那是因为北京市民的满腔仇恨和怒火无处发泄造成的。官方的电视台先播放烧军车和军人的视频，然后说北京发生了暴乱，解放军不得不果断镇压。他们把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和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污蔑北京百万市民和青年学生发动了反革命暴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这么一颠倒，把事件的性质完全弄反了。明明是士兵射杀在长安街两边围观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被他们篡改成射杀袭击军车和军人的暴徒。这是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栽赃陷害，无耻之极、可恶透顶！谁掌握了国家的宣传机器，谁就可以肆意地歪曲历史事实。许多外地人至今还相信官方电视台的宣传报导。暴乱不应该镇压吗？对烧军车的暴徒不应该开枪吗？所以把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还有错吗？中宣部的诡辩术和无耻程度超过了戈培尔。30年来真相一直被这样歪曲着，善良的北京百万市民和青年学生一直背着这口黑锅，无处伸冤，一直憋着一肚子气。你说他们对屠城的刽子手和栽赃陷害者能原谅吗？能忘掉他们吗？再过30年也忘不了！现在40岁以上的北京人都清楚地记得这件历史大事。李鹏就是六四屠城的代表性符号，不会因为他的死而停止对他的清算。
六四惨案的发生，主要是因为邓小平、李鹏等人在一帮小人的蛊惑下错误地判断了形势，用阶级斗争思维和战争手段解决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和不满情绪，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型流血事件，他们自己也成了千古罪人。赵紫阳先生对这次学生运动有比较客观、清醒的认识，也有切实可行的对策，可惜他阴差阳错地去了一趟朝鲜，让李鹏之流钻了空子，葬送了大好局面，制造了旷古悲剧，使中国出现了历史大倒退。邓小平虽然双手沾满了青年学生的鲜血，由于他否定了毛泽东的路线，搞改革开放，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所以他是有过也有功的人。而李鹏除了参与屠杀北京人民之外，他顽固坚持修建三峡大坝也是祸国殃民的一大罪行，所以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死有余辜。有人铸造他的跪像，众人对他进行鞭打，是他应得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