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习仲勋在龙门景区前留影。（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7月9日讯】我们本专栏上星期的文章《叶剑英一家对习近平一家恩重如山》中已经介绍过了习近平在中共政坛上的一步步走来，关键时刻都有叶选宁的点拨。其实，不但是习近平本人，甚至他父亲当年为政坛复出不得不做出的一项违心否定自己，向当年被自己残酷整肃过的王震屈辱致歉的举动，也是因为叶选宁的及时点拨。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上周五刚刚播出了《七五事件如何改变了新疆？》的讨论节目，胡平先生在讨论中发表观点说：毫无疑问，这十年汉维关系变得更紧张。现在中国当局的做法，其实指导思想非常简单。它认为，新疆的问题就是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的问题，因此消灭了民族认同、宗教信仰，什么事情就没有了。所以它现在所作所为，就是从文化、教育、宣传上，让维族人忘记他是维族人，让信仰伊斯兰的少数民族放弃他们的信仰。就是从文化上推行一种彻底的强制性的汉化政策，这是它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它采取的措施，不仅仅是直接的政治迫害，而是全方位的，因为它整个要从文化上消灭这么一个族群。
笔者在我们自由亚洲的本专栏里也曾以此内容发表过《决战“泛清真化”与镇压“大回族主义”的历史轮回》等分析文章，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里最左时期的变本加厉。美国国会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中，谴责中国大陆习近平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展开前所未有的严厉镇压构成“反人类罪”。对照一下中共政权的“治疆史”就会发现，如今的习近平当局正在“决战”的所谓“泛清真化”，与上个世纪中共建政之初被毛泽东派往统治新疆的中共左王王震所要镇压的“大回族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情。
熟知中共执政史的人士都不会忘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党内最著名的两大左王一文一武，“文”是邓力群，“武”是王震。而他们两人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已经是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从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的角度，他们两人当时可谓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政治死敌”。
回顾中共建政之初，当时受命主持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工作的王震和邓立群，不但拒不执行习仲勋代表西北局所作的《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故意在当地党报上将习仲勋报告中所有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软性政策内容全部删除，在实际工作中对习仲勋提出的政策界限反其道而行之。习仲勋当时提出的主要政策界限包括，“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等等。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当习仲勋得知王震和邓立群居然在当地少数民族界及宗教界滥捕滥杀，强力推行了与自己的指示截然相反的极左政策之后，立刻紧急上报中央讨个说法，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下令让习仲勋和王震即刻进京开会，同时向新疆分局下达了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紧急指示”……。
王震（左）1982年在海军东海舰队视察。（网络图片）
笔者至今更相信是“好事者”的故意所为，2016年初中国内地的搜狐网突兀地转发了《1952年王震遭批判后撤职离开新疆内幕揭秘》一文，注明文章来源是《人民网》，但现在已经在《人民网》上搜索不到这篇文章了，显然是因为文章中对习核心的父亲“着墨过多”。
该文章的引言是：……1952年夏，王震突然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新疆财委主任的职务，被迫离开他苦心经营的新疆。那么，王震缘何遭到批判？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是怎样的呢？
这篇通篇都是在为当年受到习仲勋“残酷整肃”的王震大诉委屈的文章内文回答说：王震当年之所以在新疆受到批判，根本原因是他主持的新疆牧区改革…….王震认为，镇压反革命分子越彻底，牧区就越稳定。1951年5月王震主持的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确定在全疆减租反霸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直接对抗习仲勋主持工作的西北局指示……。
如上党史文章还记载说，6月28日，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到会并讲话。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实际主持该局工作的习仲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一书记是正在指挥所谓“抗美援朝”的彭德怀，所以当年习皇帝的父亲习仲勋是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实际一把手，名符其实的“西北王”。
习仲勋在当时那场和清算王震的在北京召开，由中共中央主持的新疆西北分局常委会议声色俱厉地痛陈“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又说，“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
按照党中资料的详细记载，当时这场会议上的每个人的发言都是“严厉批评了新疆分局和王震的错误”。
这次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对习仲勋批判我‘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等，没法接受但也无可奈何。，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一个月之后，为了贯彻北京会议精神，习仲勋主持的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新疆分局的领导工件，纠正在牧区改革上的错误，讨论土地改革工作等问题。新疆分局常委、委员全部都参加会议。
习仲勋在会议开始时作了《传达中央指示及时检查新疆工作意见》的报告，严厉批判此前“王震领导的新疆分局‘左’的冒险急进的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其中有些是惊人的。”“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将近三年来工作中，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
王震被迫在会上做出“深刻检查”之后，主持会议的习仲勋还特别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如上为当年的王震抱屈的党史文献还记载说：当毛泽东听到某些完全否定王震的发言（其实就是习仲勋的发言）时曾插话说：“照你们这样一讲，王震岂不是新疆一霸吗？”而在习仲勋主持的这次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上传达时，竟被说成“毛主席说，王震是新疆一霸”。会上，在不少人在发言中实际上全盘否定了新疆的工作成绩，还有人在会外各种场合对新疆的工作进行过分的指责。有人竟就两年多工农业建设中的重大成绩非难王震说：“你们在这里开荒，在那里建厂，人家民族的人民怎么看，这还不是殖民地？把我们民族当做你们汉人的殖民地！”
如上党史文献还记载说：随后，由习仲勋亲自从西北局派出的财经工作检查团到新疆检查工作。检查团几乎是全盘否定了王震领导新疆时期的财经工作。有人竟把军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屯垦、节衣缩食兴办工厂，说成是军队抢了少数民族的土地、资源……。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顿时被一阵风暴吹散了。经过这一曲折，新疆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至于这场风波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对于全省各级许多干部所造成的伤害，在职工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则是无法以数字来估量的……
笔者去年在本专栏的发表的《王震当年主政新疆险死习仲勋之手？》一文曾被一些华文网站改标题为《谁说习仲勋历史上从未整过人,王震当年主政新疆险死习仲勋之手？》，文中介绍了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为王震“鸣冤叫屈”的党史回忆文章中的这样一段内容：王震患有多年的肠胃痢疾，肠胃出血。每遇到过分劳累或者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生气发火，就会犯病。1952年12月间，王震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迪化，到兰州参加西北军区召开的会议。有一天晚间突然发病，一次大便出血2000CC，被送往西北军区总医院医治，经过输血抢救，才转危为安。有些同志前去医院探望他，在交谈中，熟读《三国演义》的王震曾不胜感慨地对一位同志说：“我现在才知道，周瑜为什么会被气死！”
当年险些死在习仲勋之手的王震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被邓小平一家视为“救星”，从邓小平三女儿邓榕事后的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复出工作并很快掌握党内和军内实权的邓小平对王震几乎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更何况当时的邓小平对是否“解放”习仲勋还有一层“高岗事件”的顾虑，所以老谋深算的叶选宁才让习近平和他的母亲齐心向习仲勋转达了“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凡事为大局谋，委屈方能求全”的善意提醒。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邓小平下令党内发文彻底否定了习仲勋当年主持的西北局”对王震同志的错误处理”，为王震恢复名誉并肯定他当年在新疆工作的“巨大成绩”，文件中还特别附上了习仲勋对当年“错误对待王震同志”的深刻检讨。该文件下发的当天，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转告习仲勋，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回京接受工作安排…….。
（原标题：习近平用比王震更残暴的治疆政策彻底否定了自己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