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疯狂的捕雀运动，破坏生态平衡，上海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害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农民的庄稼。（网络图片）
提要：麻雀被毛泽东判以极刑后，全国各地展开了疯狂的捕雀运动。一批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为麻雀抗争了五年，才迫使毛放弃了消灭麻雀的肆意妄为。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又遭到迫害。
六亿多中国人为了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号召，全民出动消灭“四害”。这种场景着实地令毛泽东兴奋。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但是，对麻雀发起攻击是不明智的，因为生物界是复杂的，麻雀不只是吃粮食，还吃那些吃粮食的害虫。害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农民的庄稼。毛泽东默默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把麻雀取消，让臭虫顶替麻雀成为四害之一。[1]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中共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了《农业十七条》。所定《农业十七条》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农业部一位责任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鸟类专家郑作新的理性意见，没有被毛泽东采纳。
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并被毛泽东的“圣旨”判以极刑后，各地展开了捕雀运动。有的地方规定了捕雀的定额，为了交足麻雀腿，群众不管什幺小鸟都捕杀，包括许多明显的益鸟。1955年冬，甘肃省就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导。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既有有害的一面，又有有益的一面，不要提消灭麻雀，最好提消灭雀害或控制雀害。
1956年10月，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上，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朱洗首先发言，发言中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一书中“麻雀篇”的许多科学资料。他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消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果树上害虫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国外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
朱洗在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他郑重地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鸟类学家郑作新接着发言，重申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防治麻雀应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文、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消灭麻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会议过后，力主为麻雀翻案的薛德焴连续发表文章，历数国外保护麻雀和扑灭麻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分析麻雀的生活习性和食性后认为：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在《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一文中说：“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加以修正。”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
1958年，“大跃进”时代，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全面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人民日报》认为，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也奉命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胜利”。
不过，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重视科学，忽视生态平衡的中国人，必然要受到惩罚。1959年春，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生物学家更加强烈要翻麻雀冤案。但是，毛泽东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农业四十条》时，他不满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还要搞；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除掉了他捏造出来的彭德怀反党集团，进而又开展了无中生有的反右倾运动。面对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强大浪潮，朱洗、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为麻雀鸣冤。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实际得到中国科学院有理智领导的支持（鄙人估计不包括如同墙头草一样随风歌颂消灭麻雀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吧），他们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59年11月27日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
由有关国家机关和诸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于1960年3月4日正式成立了。看中国科学院的架势，是一定要弄个科学结论的了，毛泽东感到继续坚持消灭麻雀就未免显得实在太蠢了，他金蝉脱壳地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但是，并不准人们说打麻雀打错了。1960年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时，以假乱真地涂脂抹粉：“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一些生物学家从1955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抗争，在跨六个年度近五年后的1960年春，才迫使毛泽东放弃了在消灭麻雀这件事情上的肆意妄为。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
但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浩劫之中，却开始了科学家们的惨剧。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泽东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掘坟、砸碑、曝尸骨的惩罚！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后的1978年11月26日，人们才为他重新安葬。[2]
注：
[1][美]特里尔：《毛泽东传》，刘路新、高庆国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327页。
[2]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北京：《炎黄春秋》杂志1998第12期，第9～15页。蒋滨建：《飞翔的生命——纪念郑作新院士诞辰100周年》，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