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与邓小平和彭真在一起的合影。（网络图片）
在八九学运期间，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共实际上的第一把手邓小平，在度过了十年改革的蜜月期之后，彻底分道扬镳。邓小平血腥镇压了学运，赵紫阳反对镇压而被撤职、被审查、被软禁，直到去世。
造成邓赵二人分道扬镳的原因，既有公开的，也有不公开的。从笔者读的一些著作和文章来看，公开的原因固然重要，不公开的原因可能更重要。
邓赵的第一个公开冲突是“4･26”社论
邓赵的公开冲突一个是关于“4･26”社论，一个是关于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另一个是关于戒严和调军队镇压的问题。此外，还有几个不公开的原因，一个是评价胡耀邦的问题，再一个是邓小平的疑心。
“4･26”社论称学潮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赵紫阳认为对学生运动的这种定性是错误的，认为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但邓小平坚持，这种定性是正确的。赵要修改、要软化“4･26”社论，邓小平坚持不变。赵和邓的不同意见，后来成了赵“分裂党”的证据。根据《改革历程》，从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中共对赵进行了长达3年4个月的审查。在这期间，审查小组组长王任重约赵谈过5次话，写了3封信，涉及的审查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追查赵是否在动乱期间直接或间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泄漏消息，二是审查赵为什么采取和邓不同的立场、方针？其动机是什么？及清算赵在台上几年来姑息、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中共后来给赵紫阳定的罪名“支持动乱，分裂党”，列有30条罪状。其中，有13条是关于“4･26”社论的。
邓赵的第二个重大冲突是赵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5月16日，赵紫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赵告诉戈氏，中共党自从十三大以来，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邓小平汇报，由邓掌舵。次日，学生中便打出了“反对垂帘听政”、“打倒邓小平”的标语。邓小平及其家人对赵的讲话非常恼怒，认为赵有意在学生和政府僵持不下的时刻，把邓抛出来，推卸自己的责任。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为此大骂了赵紫阳达一个小时。
很多人不明白，赵紫阳为何在那样的时刻，把邓小平的幕后作用捅出来。有人批评说，赵错估形势，借此机会向国际媒体“摊牌”，欲取邓而代之。吴伟2013年出版的著作《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对此有详尽描述。书中说，赵的说法是例行公事，是回应苏联大使馆的疑问。但所有参与准备戈氏讲话的人，包括鲍彤和吴伟及讲话的赵紫阳，都对事态的发展感到震惊。李鹏在他的《六四日记》中说，虽然赵讲的是实情，但其用意耐人寻味，赵想把当前动乱的责任推给邓小平。
赵的原意，应是为了维护邓小平。因为当时除了苏联方面的疑问，北京工人对邓专权揽权的指责也很多，说他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等等。赵紫阳于5月28日为此专门给邓写了一封信，解释了自己这么说，完全为了维护邓。但该信“泥牛入海无消息”。“欠了邓小平”竟成了赵紫阳的精神负担，伴随他终身。
邓赵的第三个重大冲突是，关于戒严镇压的问题。赵不接受邓对学潮的方针，不愿意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但邓小平认为，中共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戒严继而镇压。在赵被软禁期间，邓小平两次派人找赵紫阳，希望赵对六四表个态，拥护中央决定。赵说：“小平希望我接受中央对‘六四’的决定，我希望中央为‘六四’平反，这是双方坚持的底线。”赵紫阳因为坚持这条底线，被中共软禁致死。而赵的坚持，成就了他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的一座丰碑。
赵紫阳一直认为，邓小平是非常信任他的，如果不是“4･26”社论，不是六四，他与邓小平不会分道扬镳。赵在《改革历程》谈到，89年1月底，邓向赵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位，由赵来搞；4月22日，赵访朝前夕，邓还对赵表示，下任总书记还让赵继续作（第74页）。
更早的冲突起源于“倒邓保赵”
但在笔者看来，邓赵的冲突并非始于4･26社论。4月22日，在纪念胡耀邦的悼词问题上，邓对赵已经心存不满。邓小平不同意在悼词中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谁都不够格，我也不够格”。赵紫阳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加上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吴伟，442～443页），希望借此缓和党内外压力，又不致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直接反对。但是，邓对这个做法非常不满。鲍彤亲眼看到，在胡耀邦追悼会那天，邓小平显出“非常恼火的样子”。
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不满，可能还要早。根据是，王任重审查小组在审查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行时，最感兴趣的是，关于赵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审查小组说，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一股“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赵；还说，赵紫阳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主张新权威主义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都把赵当作他们的新权威。审查小组认为，赵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属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赵紫阳，72页）。
王任重审查小组对赵紫阳的这个“兴趣”当然不会是小组本身的兴趣，更不会是王任重本人的兴趣，而是当时中共元老的意思，甚至是邓小平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赵反对“4･26”社论，向戈尔巴乔夫抛出邓的幕后作用及反对镇压，都是为了“倒邓”保自己。
“倒邓保赵”在88年年底，确曾在香港掀起一阵风潮。根据陈小雅对这个风潮的报导，1988年10月31日，香港《信报》发表了《大家长该退休了》，文称：目前，“只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1988年11月，《解放》杂志发表《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称，中国经改的问题在于赵紫阳不拥有独裁权力等。
香港的这股“倒邓保赵”风潮，也在中共高层引发回响。李鹏在他《六四日记》中写道，5月4日，他去见姚依林，“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5月26日，李鹏又写道，宋任穷指责学生“背后是有人在操纵”，暗指赵紫阳，余秋里则直指赵紫阳“是个阴谋家”。
邓小平早在六四之前就有更换总书记的念头
毫无疑问，姚依林、宋任穷和余秋里的疑问，也是邓小平的疑问。邓小平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笔者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时写过“邓小平到底为何逼胡耀邦下台”，文中列举了几个事实，证明邓小平对胡耀邦劝他退休，疑心胡要取而代之。邓怀疑过胡，也会怀疑赵；邓曾试探过胡，当然也会试探赵。赵紫阳对邓小平的疑心，可能多少有所警惕，这也许能够解释赵为何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对军队事务一直采取消极态度。
事实上，邓小平早有搞下赵紫阳之心。李鹏在5月28日的日记说：“丁关根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指1988年－－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李鹏还说：“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这就是说，更换总书记，邓小平早在六四之前就动了念头。
根据邓小平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赵紫阳下台，和胡耀邦下台一样，都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不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两人都犯了共产党文化的大忌，都功高盖主，引起“主”的猜疑。所以，假如没有六四，邓小平也会把赵紫阳搞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