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当时一位居士将自己一处房地产业施舍给僧团作伽蓝。（图片来源：Hintha／维基百科)
佛教典籍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当时一位居士将自己一处房地产业施舍给僧团作伽蓝。伽蓝就是当时僧团修行所住的房舍林苑，随着佛教进入宗教形式，伽蓝发展成为佛教寺庙。
兄弟二人夺地权 信佛与否争端生
这位居士不久后去世了，他的俩个儿子，一个信佛，另一个不信，俩儿子就遗产分配产生不同意见。不信佛的由于贪婪，便说：那处出家人住的房地产也是爹留下来的遗产，是我们家的产权，咱兄弟俩必须要分一下。信佛的则说：那是父亲生前就已经布施给僧团的，不能算遗产，你的提议太不合适了。兄弟二人就此吵的不可开交。
信佛未免争端更烈，就想：如果这处房地产被我分得，那我就再施舍给僧团吧。于是他万不得已的同意了兄弟的意见。谁知，这处房产在分家过程中，竟分给了不信佛的那位儿子。不信佛的他，据此要赶走在此处修行的出家人。一位出家人为此同他争辩：这是您父亲生前施与僧团的，是赠予的产业。可是，那个不信佛的儿子自然是死不承认，咬定父亲只让僧人借住，并未布施，不是赠予。
不得已打了官司，法官经过调查询问，发现当初布施仪式的时候有很多证人都可以证明，大家都知道这是赠予行为，于是裁决此处房地产归属于僧团。
寺院产权遭改换 中共强订国有化
这个故事其实说明了自古以来寺院产权都很清楚，寺院归出家人团体所有。然而这个道理到了今天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却被彻底的颠覆了。中共建政之初，寺庙道观的所有权都在土地改革等各种运动中，被粗暴的“国有化”了，很多的出家人都被赶走了。
然后，随着法制所谓的完善，中共颁布法律，对寺院的强占和国有化有了所谓法律依据。例如中共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这样一来，宗教建筑、场所的土地，都成了国家或集体所有。中共《物权法》第51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中共《文物保护法》第5条规定：“中国境内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庙宇、宫观等宗教不动产，以及各宗教使用的法物、器皿、经籍文献等宗教动产，只要被认定为历史文物均属于国家所有。而在大陆，国家和各级政府都是由中共控制的，所谓国有、集体所有，实质上都是中共党操控的，成了事实上的中共党产。为了中共的利益，所有的寺院可以任意被开发成经济资源，也可以任意被拆迁毁灭。
香港万佛殿（香港三级历史建筑）。（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目前，中国大陆的佛教寺院所有权归政府所有，具体的管理权，历史价值较高的归文物局管，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归旅游局管，风景名胜之处的归园林局管。大陆的所谓佛教协会，也是一个党控制的机构，为党服务。历朝历代凡是强占寺庙的都被千夫所指，由于观念的变异，到中共这儿反倒成了正大光明的。由中共培养出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甚至直言：庙宇所有权就应归国家。
不信神者据庙 修炼处成牟利地
发展到现在，真心向佛的出家人失去了对寺庙的话语权，支配权更无从谈起。大陆的各级政府与管员，为了政绩与金钱，纷纷发掘和经营本地的文化资源，几乎所有的宗教场所，在政府眼里，都变成了创收工具，大张旗鼓的搞旅游开发，并非真正尊重而是滥加利用佛教信仰，谋求利益最大化，同时在佛教界大量培植符合其要求的“方丈”、“高僧”。寺院道观被地方政府、旅游管理部门商业化，只能眼看着滚滚红尘涌入山门。许多地方，私人向寺庙主管部门交纳一定费用后，就能采取入股或承包的方式经营寺庙，请些配合他的僧人充当门面，或干脆雇人冒充出家人。大陆的寺庙不仅收门票，往往还有各种收费的服务项目。比如，烧香要买香，撞钟要花钱，至于办各种价格的道场，更是要你花大把的钱等。据大陆《南方周末》报导，在法门寺景区，这里每一个功德箱都有创收指标。每一尊佛像都有天价的供养标价。最贵的是装载佛指舍利的舍利宝塔，标价一亿。信仰成了生意，和尚成了职业。
本应供出家人清修的庙宇，不再清静，成了不信神的共产党牟利赚钱之处，大发佛难财。人们对佛教、道教的信仰被共产党通过这种形式绑架与亵渎。释迦牟尼佛当年传出的“戒、定、慧”佛法，要求修行人必须出家才能修成，现在大陆的寺院道观都已不是修行之处，佛教出家人修炼的环境已经荡然无存，现在的人确实已经无法在佛教中修炼了，佛教完全走入了末法。
其实当年释迦牟尼佛就曾预言末法之时，人们无法在他传的佛法中修成。在《法灭尽经》中流传下来一句话“自共于后，不修道德，寺庙空芜”，就是指共产党对佛教的彻底破坏，寺院是出家人的修炼环境，此时寺院尽管表面上可能金碧辉煌，实际上却是空荡荡的不再有修炼人。佛教中的佛法也不再能度化那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