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多年中，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打发到中国农村，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网络图片）
上山下乡缘起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文革十多年中，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打发到中国农村，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
但上山下乡并非开始于文革，上山下乡是中共政府搞出来的应付失业问题的办法，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包袱甩给农村。
早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因此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在初始阶段，知青下乡还有一点自愿（骗他们去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这一切实质是用共产党的骗字诀）的成分。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的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开始带有强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还有，把各种成分不好的人从城市遣散到偏远农村，也是中共的一贯作法。
除了经济及就业因素的考量外，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等势力的目的，精于权术的老毛则反手对付红卫兵，文革中红卫兵大部分都隶属于各个派系，文斗武斗不止，虽最后被弹压下去，但数量巨大（六六、六七、六八年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红卫兵成为无业青年后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事件，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主要是一种遣散派系，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至此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登出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甩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失业问题。把知青甩到农村当农民也算“就业”。把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知青生活
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么知青的生活又如何呢？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还有一大批“知青”到所谓“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但却非正规军队，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下乡青年由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失去了城镇粮油定量供应，由于城市和贫困农村生活差距太大，即使出全勤也很难养活自己，还要家人接济，在一两年的激情过后，发现回城无望，有些人甚至偷鸡摸狗，打架斗殴。
插队知青一般还受到善良的村民的关照，但知青农场，生产建设兵团中的知青更惨，有些甚至遭到干部（如指导员、连长、营长等）捆绑、吊打、强奸。
回城及走后门
由于农村生活的艰辛，知青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回城，找一个有国家工资的活计，于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额就成为争夺的目标。每个家庭都开始动用自己的各种关系，讬人情，走后门的歪风邪气正是从上山下乡运动之后大规模地盛行起来的。
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大批老干部复出，他们的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农林场/兵团，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一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
如新疆一师十四团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专门派了两个秘书，花了几千元钱，带了各种证明，连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调走。五团某上海知青，父亲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只给新疆方面打了一个电话，就打通了关节，该知青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妻子也调到西安市。
但没门路的知青要上大学（工农兵大学生）、调回城、请假回家，甚至仅仅为免受刁难、欺侮，则要以钱物通关。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农村公社大队里等手里握有党票、团票，招工、调动、提干、病退等特权的干部，往往施以小恩小惠，或许诺升学，或答应回城等条件，威逼利诱一些女知青就范。有的女知青被奸污后，精神失常甚至自杀。
云南知青抗争
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用请愿和罢工的形式表达迫切回城的要求。
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当云南省委派出的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时。知青代表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问一个问题：“各位领导，……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当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见者无不为之动容。
中共对挑战其政策的活动的镇压从不手软，但当时的形势对知青有利（除这场知青抗争组织比较统一和严密，并讲究策略外，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及计划中对越南的战争，急需稳定云南边疆），因此抗争得以和平解决。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云南知青请愿成功胜利返城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激励各地的知青争取回家的权利，并达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万知青回到了城市。云南等地知青的抗争促使中共1980年结束上山下乡运动。
新疆上海知青抗争上访
1979年初，云南农场知识青年通过请愿、上访实现返城夙愿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新疆农垦系统以上海知青为主也起来为自己争取回城的权利，从1979年初至1980年底，但一波三折，屡仆屡起，前后持续长达两年之久。
从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苏、喀什和库尔勒的知青发起并坚持了漫长的请愿运动，并举行了几十次罢工，甚至绝食，但政府方面一直拒绝知青的回城要求。1980年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有关的“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违者依法处理。
1980年11月下旬，请愿知青在总指挥欧阳琏组织下举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活动，从23日上午10时开始，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为显示决心，上海青年还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500多人逐步增至1,350人。27日下午2时，绝食宣告如期结束。期间因体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12月11，阿克苏地委不得不发出给上海知青签发回沪准迁户口的232号档，并紧急签发的大量上海知青回沪准迁户口。
12月12日，中央工作组抵达阿克苏。并于1980年底，邀请阿克苏的知青代表召开座谈会，半夜时分全副武装的军人架着机枪上了房顶，12月26日凌晨两点，知青代表欧阳链等八人被逮捕，并关押了许多知青代表人物，拿到手的回沪户口作废，原来这是一场骗局。阿克苏地区宣布全面戒严（出动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封锁要道、火车站，严防上海知青拿着户口准迁证返沪），而且延伸到乌鲁木齐吐鲁番。后来欧阳琏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新疆知青请愿运动被中共镇压下去而失败。
新疆请愿运动的失败，是因为中共对挑战自己的政策的活动的镇压从不手软，并且随着高层权力的巩固，对越南战争的结束，则对新疆知青抗议活动恢复采取强硬的立场。
女知青被强奸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三十个单位，有二十三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九十九人。据当时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记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二十余人，捆绑吊打知青七十余人；一师二团六营的连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五十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二百九十九人，罪犯中有现役军籍干部二百零九人。为平民愤，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但有的八十年代复查后撤销原判）。此外，各地农村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涉及奸污、残害女知青的也为数不少。
根据1973年的一内部报告，“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1,034起，受害知知识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识青年的干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
离婚潮
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这离婚潮不是由第三者插足造成，完全是中共的政策所致。而约八十万永留农村的知青，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寒生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影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从1951年中共批武训，就可看出，中共惧怕百姓有知识、有文化。
尽管青少年当时所受到的那点可怜的被扭曲的教育，中共还是唯恐他们学多了。文革前，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就已被剥夺了升中学或考大学的权力，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剥夺所有青年继续受教育的权力。受教育本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的关键。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快速退化。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失去了最佳年华。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科技一落千丈，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不仅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本有富余，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把知青的生计转嫁给农民负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知青由于失去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裁减的对象，被下岗，被裁减而失业，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