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变老了（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3月23日讯】都说中国人素质差。其中坏老人出奇地多：自己摔倒了，谁扶就讹谁，跳广场舞扰民，对抗议声不理不睬，上车逼人让座，不让就骂还敢动手。如今凶悍的老人真不少，一反老爷爷老奶奶的慈祥形象。
有人问：老人怎么变坏了？有人答：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坏人变老了”是在说整整一代人。早就有人这么说过：“喝狼奶长大的”“红卫兵一代”。
笔者就属于这代人。此处不打算使劲辩白“我们没那么坏”。不管用，每个人都会从身边的事实得出自己的结论。这里只想说说我们这代人的一些共同经历。光说坏，也不能“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吧？
人分成“代”，是依据与年龄相关连的经历。有些经历，时过境迁一去不返，后人再也得不到，这才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
如今，“坏人老了”的一代年纪高不过70余（出生于解放前夕），低也要50大几（出生不晚于1960年代）。再老的人属于上一代，他们的记忆中还有“解放前”，而我们这代人却“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党的教育”。再年轻的呢，没有文革的记忆。文革不光“触及灵魂”，也塑造灵魂。没有文革经历，我们这代人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与其他人相比，我们的生活经历“相似度”很高。比如，今日的中国孩子有吃不饱肚子的，但绝大部分足吃足喝，还有许多小胖子，真正的胖子，营养过剩造成的。可我们童年时，除了内分泌失调的“病态胖子”，真胖子极少，因为极少有营养过剩的，连足吃足喝的人家都不多。“三年大饥荒”许多人饿死了，活着的也都饥肠辘辘，包括“皇帝脚下”的北京人，包括绝大部分干部家庭。用王朔的话说：“都是苦孩子出身”。当年我们男孩几乎个个都能“数排骨”，就是一条条肋骨清清楚楚。估计女孩也一样，只不过她们不光膀子，看不见而已。当年我们盼春节可比现在的孩子要强烈一百倍，而最大盼头就是有好吃的。
尽管如此，我们当年毫无“吃苦倒霉”的感觉。如果周围的人日子都过得差不多，你就感觉挺正常。虽然那时比现在穷多了，但是相当“平均”。更何况，我们还被告知是“长在蜜罐里”了，解放前才是苦日子。而且“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也曾经相信了。大人的话能不信么，我们那时还是孩子。
我们这一代受的启蒙教育很一致。“一致”可不是说教学质量，论质量，城里的学校和农村的学校能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个一致是指课堂上教给我们的政治观念。其实，课堂内外，书籍报刊，电影广播，所有我们听到的都是“一种故事”。从小听着这种故事长大，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很简单：以1949年的“解放”为界，中国历史划分为旧社会和新社会。旧社会里坏蛋掌权，欺压剥削穷人，而新社会天翻地覆，共产党领导好人打倒了坏蛋，最大的好人是大救星毛主席。文革之前，我们的政治观念就这么简单，又非常一致。就连许多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孩子也一样，他们怨恨自己的家庭出身，真的愿意“划清界限”。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反右、社会主义改造、公社化、大跃进、阶级斗争教育、四清，社教，我们的思想越来越“革命化”。接着，文革开始了。那是出人意料的大震撼：我们天天准备着革命，时时警惕着阶级敌人，但做梦也没想到，革命的对象、最大的敌人竟然在共产党内！居然是二号领袖刘少奇！那时“刘主席”和“毛主席”两张画像都并排贴了，有人喊完毛主席万岁顺口都喊刘主席万岁了。多么出人意料！但震撼之后是极度的兴奋：太有意思了！居然比小说电影都离奇。
文革初期，整个社会秩序大崩溃，造反了！谁能想到在“好人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也能造反？太好了！不用再听老师校长的话，不再上课，不再担心考试、升学。可以在学校干革命，也可以不去学校在家玩，随便。全中国的中小学整整停课一年多，空前绝后。那时的北京（估计全国的城市都差不多），大街小巷，大院小院，每天从早到晚到处是闲逛和玩耍的孩子群。
笔者记得有一天，一个老头大声训斥我们几个闲得无聊的孩子：你们呀！宝贵时光啊！就这么浪费呀！当时觉得老头神经病，现在却感到老头的话痛彻心腑。我们确实浪费了太多的时光（应该说“被浪费”吧？）。
我们中的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生（那两届根本没有高中）接受的文化教育比小学生高不了多少，因为从1968年进了中学就没上几节文化课。“天天读雷打不动”，每天第一节课学毛著，然后还有政治课。动不动就上街游行：庆祝毛的最新指示发表，党的某届会议召开，抗议美帝支援越南，抗议苏修，夹道欢迎外宾。每年三夏下乡支农收麦子，一干十天半月，备战挖防空洞，五一、十一庆祝活动，提前小一个月就开始操练。真没多少时间上课。而老三届的呢（66、67、68届初中高中生），更是自打1966年停课闹革命就再没有上一天文化课，到1968年底就全体毕业上山下乡了。
上面是抱怨：我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我们更有不容回避的另一面：许多人也是文革的加害者。我们中的许多曾是红卫兵，曾经批斗打骂老师校长，还曾“杀向社会”：破四旧又烧又砸，毁坏不少文物财产，还抄家暴打“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牛鬼蛇神，资本家等等）。我们曾真以为他们是死有余辜的坏蛋，毫无怜悯地痛打。光是在北京，1966年的“红八月”就有数千个黑五类被活活打死。看到本应天真善良的十几岁孩子竟然如此凶狠疯狂，那些仍然头脑正常的善良人该是多么恐惧又绝望。不少人就被这绝望逼上了死路。直接逼死老舍的就是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
红卫兵为什么那样残忍？他们放纵自己的人性恶罪责难逃。但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犯下如此重罪？少不了教唆犯吧？至少也要挖一挖“思想根源”吧？当年写检查可都这么干。
那时红卫兵抄家有不少街道积极分子（后来的“小脚侦缉队”）甚至派出所警察引路指门。因为当时上面有指示，要他们协助和保护红卫兵小将横扫牛鬼蛇神和旧社会的残渣余孽。
而红卫兵的凶残也不光来源于先天的人性恶，更有后天的教育：残忍教育。我们当年从小学就开始常听“忆苦报告”、“革命故事”、“阶级教育”，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坏蛋如何对好人施以酷刑，什么老虎凳、钉竹签子、关水牢、“披麻戴孝”、“点天灯”，多了。听得我们这些孩子毛骨悚然。记得当年北京民族宫有个关于西藏的展览，其中有用农奴的头盖骨做的碗，用人皮做的灯罩，笔者看完不止一次做恶梦。也许这些并非都是编造，但如此残忍的内容是不是也该考虑“少儿不宜”？特别是：我们的头脑中已经被灌满“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再加上这种残忍教育还能是什么结果？我们在惊吓之后就有了一种潜意识：向所有“坏蛋”报复，并且同样残忍。
当然，说到红卫兵作恶，也决不该笼统地用“我们”。因为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参加过红卫兵，当年红八月里打人的也只是全体红卫兵里的一小部分，主要是最早由干部子弟成立的“老红卫兵”。而且，老红卫兵里也有一些没打人、反对打人的。打了人的老红卫兵还会说，红八月之后的那些“造反派红卫兵”搞武斗打死的人更多。
确实，红卫兵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全中国随便哪个学校随便几个人就能成立一个红卫兵。成千上万互不隶属的红卫兵组织千差万别：激进的，保守的，暴力的，温和的，造反的，保皇的。可现在，红卫兵却有了“固定形象”：黄军装，红袖章，大皮带，街头破四旧又砸又烧，炒家暴打黑五类，天安门跳着脚喊“毛主席万岁”如傻如醉。把这样一个“标签”贴到所有红卫兵身上是个极大错误。比如说1969年之后，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曾一度成了共青团的“准替代组织”，受学校老师领导了，都是些听话守纪律根本不造反的好学生才能加入。把我们这代人都说成红卫兵是更大的错误，我们之中不仅有许多从没参加过红卫兵的，还有许多甚至是红卫兵的加害对象，比如出身不好的，当年被称作“狗崽子”。
当然，我们毕竟有共同之处。我们都经历了那段“无法无天”的日子，并深受影响。文革中，什么遵纪守法、公共秩序，都被一扫而光。那时，“彻底砸烂公检法”，连杀人（打死黑五类）、抢夺毁坏财物（破四旧抄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干，还有什么法律法规可言？尽管后来又努力恢复法律法规，但也很难再得到我们真正的尊重。
我们许多人留下了无视法纪的后遗症。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哪些规矩要遵守，主要的判断是“有人管吗？”。凡有人管，你一干就会受到“提醒”、喝斥、甚至惩罚的事就不能干，或小心地干，别让人看见。至于这事是合法还是非法却很少考虑。在法规沦为废纸的文革中这么做简直是当然的。但我们许多人把这习惯延续下来了。当有权力管的人（比如警察、穿某种制服的、戴红箍的）不在场，自然就会钻个空子，把个人利益扩展到最大范围。比如，在贴着“禁止吸烟”的场所，如果吸烟并无人管，那就随便吸。
文革中，“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成了许多人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中的佼佼者。看看《七十年代》那本书中北岛的文章，他们一伙人当年曾长期使用自己画的月票，还从工厂“顺”（就是偷）东西，而且文章中毫无“做过错事”的意思。那时做这种事也确实不算什么。在工厂里干点私活（做鱼缸、打刀子、甚至做家具），顺走点东西，太普遍了。问题在于，文革之后仍然有太多的人习惯不改，依旧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不在意法规和道德，只在意“有人管吗？”。
如今有人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低下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无所畏惧，在“没人管”的场合就只顾自己方便不管别人和法规。这话有道理，我们确实缺少督促我们行为高尚的信仰。但是应该说，我们这代人也曾经有过“宗教信仰”：毛主席就是太阳般的“神”，共产主义和关于新旧社会的革命世界观就是神圣教义，就是我们的信仰。那种不惜献身的虔诚，失却理智的盲从，完全可以和宗教信徒相比。但是，这个宗教讲阶级斗争，不讲行为高尚。
我们的“宗教信仰”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然后是崩溃，一泻千里。毛“神”用完了红卫兵的“引火柴”价值，一下就把“革命小将”变成了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发送农村。而农村的极度贫困大大的动摇了有关新旧社会的革命世界观。尼克松访华，我们又开始从“门缝”看到了一些外面的世界，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神话也破灭了。而林彪的叛逃则是对我们“宗教信仰”的致命一击。林副统帅一夜之间从九天之上跌落，我们大多数在震惊之后则丧失了心中对毛“神”的虔诚崇拜。当然，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还在崇拜毛，但我们大多数人从上山下乡开始，到林彪事件之后就基本丧失了“宗教信仰”。
糟糕的是，没有什么崇高的信仰来接替，我们的精神没有在“惊醒”后升华，只是变得很实际，很物质。也有道理，当时不少插队知青连肚子都吃不饱。当然，我们中的佼佼者从不甘心精神沦丧。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地下读书活动，从事政治理论钻研、文学艺术创作。他们努力攀登，力图站得高一些，能看穿周围的混沌，能看到远方的希望。
但佼佼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的精神就停留在了低处，关注的就是活着，活得更好一点。本来，这也是人之本性，无可厚非。但是，文革的疯癫不仅打破了许多政治和社会的常规，也打破了许多日常生活中基本的做人底线。“高尚的行为”失却了存在的基础。
今日的腐败在文革后半期就已广泛孕育。办事找熟人走后门，行贿受贿已经非常普遍。只不过人们都很穷，行贿只是用烟酒土特产之类。那时一个售货员一个司机都可以用手里那一丁点权力捞取好处。尽管好处不大，权力微卑，但“性质”仍属以权谋私，或者说：腐败。可怕之处在于：这种细微的腐败太普遍，以致可称“全民腐败”。如今的腐败难以禁绝，苍蝇老虎前赴后继，就是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然，腐败问题很复杂，不可都归因于文革。但有人竟说根治腐败需要再来一场文革，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文革经历还使我们丧失了诚信。说大话假话，人前人后说两种话摆两副嘴脸太普遍了。当年在许多场合这样做简直就是生存的必需。别管真相如何，别管你心里怎么想，当众只能说一种话，表一种态，不如此马上就是“现行反革命”。政治层面如此，生活层面又能好到哪里？弄虚作假成了生活习惯，为歇两天设法弄张病假条，说爹妈病重请个探亲假，为了病退返城，体检时作手脚查出个重病，捡废车票报个假账，画个月票、粮票、油票。事情都不大，但是太普遍。太多的人丧失了做人的是非观，只想尽量多得一点私利。就这样，不讲诚信的政治也毁掉了生活中的诚信。
我们还使用过文革语言，至少在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的政治学习中模仿过。这种语言就是对敌人的战斗语言，气势汹汹，不讲道理，不讲逻辑，更不容分辨，因为对方罪该万死，只需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文革语言的基础是“唯我正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蛮横思维。有人干脆描述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我们文革中的孩子还曾满嘴脏话，什么“他妈的”、“我操”、“你丫的”，随口出来无数，说者听者都习以为常，并无骂人或被骂的感觉。当然，我们大多数早已摈弃了文革语言和脏话。可惜，也有些人“中毒太深”，如今一急眼，那些曾经顺口的词语又会喷涌而出。
不光语言曾经富有战斗性，我们中的不少人还有过“战斗经验”：在文革的武斗中，还有那时城里的孩子打群架。时至今日，这种战斗经验仍然会让一些人在日常纠纷中咄咄逼人。
文革对我们的塑造还有不少，不再赘述。
当然，上面只提到“不好的”那面，肯定还有“好的一面”。比如，我们吃过苦，沉到过“社会底层”，生活节俭，做事实在，不怕吃苦受累。我们中的佼佼者还作出了骄人的成就。不过这里不想摆好儿，老王卖瓜容易惹人反感。
还要再次强调，任何一代人都有千差万别，本不应该放在同一个标签下。但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一个很特别很畸形的年代，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或多或少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
因为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太特别，难以让后人理喻，更容易被误解。连我们自己回想起来都常常理不清楚，争论不休。我们不少人写了书和文章记述当年，这很好。如果留待后人自己去“挖掘真相”，恐怕距离真相更远。
写清当年的事，也许并不能得到后人的谅解，但至少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减少他们误解。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愿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