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警察又带我哥去观光了。九天行程，两名保镖，专职司机全程接送，景点包括一座名列世界遗产的国家公园、多处道观及长江三峡，费用全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独家赞助。九月初，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了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这次旅游的目的，则是把我哥弄出北京，到论坛结束才能回去，因为论坛期间的首都必须一片和谐，出不得一丝一毫的乱子。我哥哥查建国是一名老资格的民主活动人士，自然是官方心目中的专业捣乱分子。
习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款待非洲显贵，警察则在千里之外的湖北省款待我哥，陪着他游览风景名胜。北京的另一些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包括建国的几位朋友，也获得了跟他相似的免费招待。浦志强去了四川，胡佳去了港口城市天津，何德普去了内蒙古大草原，张宝成则去了海南岛上的海滨胜地三亚。跋涉在自然美景之中，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料，他们没有机会与外国媒体交流，也没有机会在网上发表挑起不满的评论。
这种做法的名称是“被旅游”，是中国网民爱用的巧妙新词之一。每当执法机关构陷民众，或是强迫民众做什么事情，人们就会用“被”这个前缀来表达迫不得已的无奈，“被漏税”、“被自杀”、“被嫖娼”之类的说法由此而生。过去几年当中，“被XX”的种类越来越多，指涉的官方行为也越来越别出心裁，越来越丰富多彩。不用说，“被旅游”是这些手法当中最温柔的一种，只有经过遴选的少数捣乱分子才能享受。在北京，一年大概会有几十个人被强行送上这一类的奇幻旅途，这些人通常都是死硬派异见人士，坐过牢，又在西方人权保护组织和媒体的视线范围之内。而在北京之外，“被旅游”名单上不光有活动人士，还有形形色色的访民，后者是乡村或小城市的一些普通百姓，他们在地方上受了冤屈，因此离乡背井，找上级官府告状鸣冤。
建国成为官方赞助的游客，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他早已成为当局的目标，被他们关照了二十几年。一九九九年，他被政府判处九年徒刑，原因是之前的一年，他参与创立了一个名为“中国民主党”的小规模反对派组织。他于二〇〇八年刑满获释，之后便一直生活在警方的监控之下，尤其是在所谓的“敏感”时期。〇八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的三个月里，他的公寓门前日日夜夜都有警察驻守。警察隔三岔五敲门搜查他的家，他去哪里都在后面跟着。为了保障奥运蓝天，污染工厂悉数关停，驱云火箭弹纷纷升空，与此相类，那些令政府头疼的“捣乱分子”也被一一强力遏制。
奥运之后，中国越来越富，越来越强，举办的全球论坛越来越多，官方的日历上，敏感的日子也越来越多。党代会，贸易峰会，国际论坛，桩桩件件都是敏感的理由。钱包鼓胀雄心满怀的老大帝国，往往会加意雕琢自己的杔道主和赐福者形象，何况中国向来把仪式看得无比重要。鉴于这些场合都容易遭到抗议者的破坏，官方便殚精竭虑，务必将抗议者通通赶出人们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型官方活动，次次都办得风光体面：完美天气，完美宴席，外加挥舞萤光棒的完美市民。根据相关报导，二〇一一年以来，中国的年度维稳开支已经超过了军费。
可是说来说去，破坏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呢？建国和各位同道创立民主党之后，这个组织的所有骨干，全都被当局迅速送进了监狱。过去十年当中，建国一直是一个孤独的批评者，没有党派归属，没有NGO成员身份，也没有国内或国外赞助。他已经六十七岁，自己一个人住，爬楼梯不方便，所以搬到了底楼。他吃得不多，素食为主，喝得也少，不过是一两杯淡啤酒。坐牢的时候他掉了很多头发，所以他干脆剃了光头。以前他在饭桌上总是滔滔不绝，如今却说得少听得多，脸上的笑容十分平和，仿佛看淡了一切世事。有一次，有个人对我说：“你哥现在，看着像个佛。”
然而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反而把他看成了一个更大的安全威胁。当局监听他的电话，屏蔽他的一些讯息，还阻止他参加一些聚会。赶上敏感时期，他就会遭到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监视和跟踪。“被旅游”行程当中，他通常会有三个警察作伴，其中一个会跟他同住一个房间。
他们为什么觉得他这么危险？是的，我哥不再运作一个反对派组织，可他跟为数超过十亿的其他中国人一样，拥有一部手机。他时常在网络群组中发布他的时政分析帖子，由此成为了中文网络上一位声誉日隆的意见领袖。二〇一二年以来，建国把《环球时报》列为了首要的批评目标，后者是《人民日报》卵翼下的一份逐日刊行的亲政府小报，发行量和影响都很大，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发表了一系列题为“与《环球时报》争鸣”的评论，对该报社论进行条分缕析的批驳。
以前看他的帖子，我常常为他的倔犟而惊叹，但又觉得整件事情似乎只是一场单人牌戏，他的帖子似乎没有多少人留意。不过我渐渐发现，建国正在磨练一种新的声音，正在赢得人们的关注。从二〇一二到二〇一七年间，他总共写了四百五十六篇“与《环球时报》争鸣”的时评，发帖的频率越来越高。微信的迅猛发展给了他不小的帮助，到了二〇一五年，他每两天就会给五十至七十个微信群发去一篇新写的时评，读者数以万计。
他这也算是与时俱进。鉴于有组织的抗争已经无法进行，抗议和抵制的声音便日益转入网络阵地。通过大力曝光滥权和腐败，网络批评人士和博客作者常常能成功地掀起舆论风潮，迫使当局有所作为。微信微博之类的网络平台拥有巨大的体量，虽然说受制于碎片化的弱点，却自有其优势，仍然可以为批评意见提供十分难得的公共空间，帮助志同道合的人们走到一起，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都是不可小觑。
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民主党不过是一个边缘化的激进团体，当局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主张渐进变革的改良派知识份子看来，建国这样的人政治上太天真，所作所为无异于自取灭亡。社会上压根儿就没几个人知道，中国还有过一个民主党。到了现在，建国却利用社交媒体的帮助，做到了以前的同道没能做到的事情。他成功地联系上了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中国自由派群体，也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这些人通常能接受西方的民主理念，要求法治，对一党专政持批评态度。他们虽然在中国持续数十年的“改革时代”当中有所收获，借由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有车有房、假期旅游、子女留学之类的目标，总体上却仍然相信多党制具有更优越充沛的生命力。这些人都喜欢关于二〇一六年美国大选的一个段子，亦即一群太监眼看一对已婚男女吵得不可开交，惊愕之余大感庆幸：“还是像我们这样，阉了的好！”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中国自由派怀疑西方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这类人担心历史的包袱太过沉重，担心中国发生社会动乱，落入暴民的掌控。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尽量避免接触激进份子和获释的政治犯，怕的是危及自己的人身自由。对于那些有可能破坏他们舒适生活的政治行动，他们敬谢不敏。
我在北京的很多朋友，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们知道我是个作家，还知道我以前经常在一个走温和自由路线的电视脱口秀当中露面，他们都看那个节目。我能上那个节目，意味着我懂得把握在中国媒体上对中国公众说话的分寸，不至于越过红线。既然如此，他们中的那么多人，现在为什么要读建国这种激进份子的观点呢？原因之一是中国政治生态的恶化。掌权伊始，习近平抛出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说辞，一度让许多务实的自由派看到了希望，可他这些话的真实含义，很快就变得一目了然：他只是想把威胁他个人权威的异己势力通通关进笼子。通过一场残酷无情的法外反腐运动，他成功地办到了这件事情，一切都以“加强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之名义。当局对公民社会的镇压日益严厉，使得许多此前未遭迫害的自由派不寒而栗：关于逮捕、拘押、审查和恐吓的消息不断传来，天天都有。不管是调查记者、公共知识份子、媒体批评人士、大学教授、编辑和出版人，还是维权律师和环保活动人士，实可谓人人自危。
二〇一七年六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从湖北旅行归来、走出我在北京的公寓，准备去跟两位堂兄一起吃晚饭。正在这时，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给我发了条简讯，说我哥被警察给带走了。建国本来也要跟我们一起吃饭，不过他前一天就打电话说了他来不了，因为时间临近天安门屠杀二十八周年纪念，警察已经在他家门外扎下了营盘。
当时我还不知道，就在被捕之前的那一天，建国发了个简短的帖子，指出目前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政权意外崩溃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接下来，他描绘了一张民主转型路线图：在经济困局和国际压力之下，出现牵系民众普遍切身利益的“稻草”事件，引发街头抗议与镇压，经由一系列内外上下连锁反应，最终可能酿成兵变，促成民主转型。第二天，这个帖子正在微信群里流传的时候，建国去了他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按摩师正在往他脸上一一摆放敷了药膏的贴片，女经理忽然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他，“门口有几个人要找你。”他以为是平常那些盯他梢的“尾巴”，于是对经理说，“叫他们在外面等着。”然而，经理很快就去而复返，满脸惊恐之色。原来，那些人给她看了他们的警官证，命令她的客户马上出来。建国这才知道事情不妙，于是跟经理道了个歉，“哦，好吧，看样子，今天这面是洗不成了。”
听说建国被捕之后，我赶紧打他的手机，根本打不通。我给住在奥兰多的侄女慧怡报了信，然后就去了约定的餐馆。亲戚们都很不安，但也不是特别担心，兴许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看多了建国跟警察打交道的娴熟手法，都已经有点儿处变不惊。我们离开餐馆的时候，一位当时恰好在建国家借宿的青年朋友发了条微信给我。我在手机上点开，立即看到了一张我哥的照片，他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戴着手铐，穿着橄榄绿的囚服。警察这是带他回家搜查罪证，很快又要把他带走。
当晚，我给一些经验丰富的北京维权人士和律师分别打了电话，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与几位朋友沟通，约好第二天早上在建国家里碰头。听从朋友们的建议，我决定暂且不把建国被捕的事情张扬出去，而是自己直接去找警察，了解情况，争取私下解决这件事情。第二天早上，我先到了建国的住处，准备从那里出发去当地警署，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一下就打通了负责此案的刘警官的电话。“我是查建国的妹妹——”我开口没说几句，刘警官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是谁。”他叫我在原地等待，说他很快就会来跟我见面。我在建国家里等了好久，正准备放弃希望，门突然开了，进来的是几名穿制服的警察，还有笑呵呵的建国。刘警官颇为面善，看样子年近四十，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相当客气，只不过显然不乐意多聊。“我们就不打扰你们家人团聚了，”他轻声说了一句，然后就离开了。
中共这个警察政权，可以在同一时间表现得既严厉又温和，既阴险又荒唐。早在二〇〇八年，我就对他们的这些特质有了一点儿体会。当时建国刚刚坐完九年大牢，刑满释放，他们又指派一队警察，日夜监视跟踪了他三个月。这些警察自始至终彬彬有礼，甚至可以说对建国关照有加，在他出行购物时，他们不光主动替他跟商铺砍价，而且帮他拎份量比较沈的包。一个炎热的下午，他们还帮他在家里安装了他新买的空调。看到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建国，我对建国开玩笑说，你干脆坐警车出行好了，又可以省钱，又可以减少污染。警察们高高兴兴地照办了。有一次我还跟他们一起，就坐在警车司机的旁边，把我年幼的女儿抱在膝上。建国出去跟朋友吃饭的时候，通常两人一组的值班警察就会在餐厅另一头的一张桌旁坐下，一边吃饭，一边监视他。熟了以后，他们亲切地管他叫“大哥”（Big Brother）。跟我说起这事的时候，建国与我一齐笑了起来：他这些看守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称呼包含着怎样的奥威尔式内涵。“当然喽，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他补了一句。他心里明白，一旦接到命令，这些人随时都会把他抓进监狱。
有了“被旅游”的新花样之后，事情变得愈发怪诞。旅途之中，负责看守建国的三名警察总是把他照顾得非常好，就跟他们是他的助理似的，帮他买游览门票，帮他订房退房，帮他拿行李，到了景点还帮他拍照。他们慇勤地伺候他吃饭，往他盘子里夹菜，一碗又一碗地帮他盛汤添饭。有时他们会通过旅行社预订行程、跟团旅游，一连好几天跟一群真正的游客混在一起。四个人形影不离，又都是男的，不明就里的天真游客难免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好奇，东一句西一句地瞎猜。“你们四个是父子，对吗？”“是同事？”或者是指着建国问，“他是你们的老板吧？”
他们至高无上的真正老板，当然是身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尤其是在他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人们不难看出，中国政坛出现了重走毛式路线的势头，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不过，习近平的作风跟毛泽东迥然不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Nathan）曾经为我做了个简明扼要的总结，“毛泽东喜欢混乱，习近平却喜欢控制。”事实的确如此，毛泽东时常让人想起《西游记》里的猴王，总是在云端翻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觔斗，用他的金箍棒制造连续不断的动乱，架势正如他写下的一联名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尽管如此，要是说到人类的灵魂，毛泽东却堪称登峰造极的控制大师。看看他如何煽起全社会对“政治罪人”的敌意，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对“反革命分子”普遍怀有强烈的憎恨，认为他们都是不齿于人类的“人民公敌”。
显而易见，习近平在很多方面都企图模仿毛泽东的榜样，只可惜，他治下的中国已经跟以往大不相同。民众的心态成熟放松了很多，对党国的不恭不敬早已不是偶然现象，哪怕对领导核心本人也是如此。为了激发对领袖的景仰爱戴，官媒曾极力推广带有崇拜意味的诨名“习大大”，这是方言里对父亲或伯父的敬称。然而，到处流行的却是人们给这个大腹便便的领导人取的另一些绰号，比如说“包子”和“小熊维尼”。官方厉禁之下，关于一个昏庸新皇帝的各种搞笑小品和尖刻讽刺依然时不时地在社交媒体上冒出头来。要是换成毛泽东时代，这样的不敬足以使人掉脑袋。
共产党的队伍日益膨胀，党员数目已然突破八千九百万，随之膨胀的是贪腐党官的队伍。网上虽然有一些时或歇斯底里张牙舞爪的“小粉红”，但大多数年轻人之所以入党，却只是为了职业机会和物质利益。习近平要求加强各个层级的意识形态灌输，但这些灌输的真实效果并不好说。普通民众几乎注意不到再次走上电视屏幕的刻板党宣，以及遍布大街小巷的滥俗宣传牌。习近平搞的反腐运动和民族主义强人政治，或许获得了大众的支持，但在这个已然以无耻的功利主义为导向的社会，真有信仰的人无疑属于濒危物种。
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孙立平曾在一篇广泛流传的网文中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许多人担心的社会动荡或突然瓦解，而是社会的内部溃败。他提到了当前相互关联的几种现象，一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掌控着“扭曲的改革”，二是权贵集团极力维护既得利益，三是社会信任急剧流失。倘若孙先生所言不差，中国领导人的当务之急就不是完善“维稳”机制，而是根治业已成为全国性瘟疫的贪婪自肥与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然而，孙先生对治疗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他觉得，溃烂已经扩散到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整个机体。
“被旅游”就是这种疾病的一个症状。看样子，这个点子的始作俑者意识到政府舍得为有关安保的一切事情一掷千金，于是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以便从后门溜进无比奢华的国宴大厅，到厨房里去揩一点油，从这场海吃海喝的筵席上分享到一杯羹。“被旅游”显然带有安抚死硬派异见人士、以求软化他们反叛立场的意图，同时又另有妙用，可以提高基层安保人员的士气，实可谓一箭双雕。对于基层安保人员来说，“被旅游”基本等同于一次算做公差的免费度假，真是俗话所说的“美差”。比如，二〇一七年十月到二〇一八年九月，建国被他们旅游了四次。一年之内，仅他一人就为警察们提供了将近一打美差。前些年，他的陪同人员跟旅游路线一样次次不同，直到最近才固定下来。而且不难想像，警官们大概还会为这种令人垂涎的差使你争我抢，好处可不能独吞。有一次，建国告诉我，有个上岁数的老警察得到了带他去南方旅游的差使，因为这个警察快退休了，还从没有见识过热带的海滩。
很难说清“被旅游”具体始于何时，早期的报导出现在二〇一二年，被旅游的是一位名叫吴立红的著名环保人士。吴立红是个农民出身的环保斗士，先后举报了家乡江苏省的几百家企业，因为这些公司非法排放，造成了水污染。为了保护美丽的太湖，他不屈不挠地奔走呼号，由此赢得了“太湖卫士”的美名。二〇〇七年，正当太湖里急剧繁殖的蓝藻危及逾二百万人饮用水安全的时候，吴立红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五年之后，习近平上台的共产党十八大期间，警察把吴立红带离家乡，去西安和延安旅游了一番。到了二〇一四年北京召开“两会”，属于又一个“敏感期”，江苏警方又一次带他去“观光休息”，这次他们住进了一家通常专门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山间豪华酒店，酒店不在别处，刚好在太湖风景区。
据四川成都的维权人士黄琦介绍，外省“维稳旅游”对象更多的是普通访民，仅他接触过的访民当中，就有数千人曾被旅游。黄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四川警方有时还会带上出勤警察的亲朋好友全程陪同，把他们的费用也都一块儿包了。成都警察甚至会向提出要求的访民支付“误工费”，算做旅游期间耽误工作挣钱的一种补偿。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坚决拒绝被旅游的人，警察的办法是用蛮动粗，甚至把人绑架拘禁到郊区偏远的地方。
在北京，建国得到的待遇比较温和有礼。除了一次之外，他每次都是孤身出行的“游客”，由三名保镖陪同。然后呢，今年春天“两会”召开前夕，他拒绝参加一次已经计划好的旅行。他腿疼，而且受够了这种强制性的户外活动。“我哪都不去，就在家里待着，你们可以整天就地监视我，”他这么跟警察说。警察们慌了，马上展开魅力攻势，轮番不停地带着新的旅游计划来上门找他。去南边儿太热？那去东北的林区怎么样？房里有人夜里就睡不好？从今以后，我们减到两名警官，你可以自个儿住一个房间。经过三轮不厌其烦的软磨硬泡，建国终于妥协让步。
从东北游览归来，他发给我一些旅途中的像片，照例都是警察看守帮他拍的。其中一张像片里，他站在吉林珲春的一个观景台上，观景台居高临下，南边是一条分隔中朝的界河，北边则是属于俄罗斯的一带青葱山岭。“那地方叫‘一眼望三国’，”建国告诉我，“我这辈子从没有出过国，这样也算是头一回亲眼看到了两个外国的山川地域。”后来，我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带了件礼物给我的女儿。那是一面梳妆镜，装在一个花哨的礼品盒里，镜子外壳和背面有镀金的雕刻，刻的是一座东正教堂。镜子是他在哈尔滨的纪念品商店里买的，那是黑龙江省的一座颇受俄罗斯影响的老城。我看着镜子，镜中人冲我扮了个古怪的表情：她是在苦笑，还是在微笑？
事实是我一直在暗自琢磨，建国跟警察长年累月纠缠盘旋，打这些乱七八糟的交道，他会不会因此受到腐蚀？我常常想到尼采的那句名言，你若是长久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反过来凝视你。“被旅游”的经历有没有改变建国，让他对那些负责掌控他命运的警察渐渐产生了些许同情？这种软性的措施有没有——哪怕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达到它本来的目的？
一望而知，多年以来，被捕入狱的经历，并没有磨折建国的意志。在原则问题上，他从来不曾妥协退让。他公开谴责一党专政的暴虐统治，拒绝停止写作和发表批评的文字。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跟警察打交道的时候，对方客客气气，他也会以礼相待。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因为有些警察对他可不只是客气而已。不止一个警察曾私下里对他表示钦佩，或是告诉他其实自己也赞同建国的观点。有一位警察甚至对他说，“我读过您的书，对您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算是在一年半之前那次拘捕建国的行动当中，执行逮捕的几位警察也在途中的一家餐馆停了一会儿，让他“好好地吃一顿”，然后才把他带到了秘密的拘押审讯地点。第二天开着警车接他回家的时候，他们还给他准备了酸奶和馅饼。刚开始盘问他那个帖子的时候，警察似乎有点儿帮他开脱的意思。
“这帖子没准儿不是你自个儿写的，”一名警察说，“也许是你从哪个网站上复制的吧？”
“不是，”建国回答说。“是我自己写的，我负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好吧，不过你可能没给太多人发，就发了这么一个小微信群吧？”警察说的这个微信群有大概七十个人，其中有几个著名的公共知识份子，因此受到了警方的严密监视。
“我还发给了其他的好些个群，其他的好些人，”建国说，“不过我记不清了，给不了你们名单。”
警察们抓耳挠腮，叹起气来。他们告诉建国，他们这是想帮他大事化小。他们管他叫“查老”，用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才能得到的敬称。
要说这些警察帮建国只是因为善良的人性，当然不符合事实。辖区内要是出了“不利于稳定”的案子，负责的警察就可能会受处分。“上头本来已经批评我们啦，说我们对你太软，”一名警察开始冲建国抱怨，“现在倒好，您居然发帖子鼓动兵变！您可真让我们很难办啊，查老！”
有一次，建国跟我讲了他坐牢多年的一点体会。中国有句古话说“警匪一家”，通常指的是警匪之间的利益勾结，建国却看到了这句古话的另一层内涵：警也好，匪也好，都崇拜权力，最佩服的是硬骨头，双方的荣誉观念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荣誉的来源多种多样，可以是人品，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学问。据建国所说，中国的监狱里有一种不成文的等级划分，政治犯地位最高，经济犯和其他普通刑事犯排在中间，强奸犯（狱中俗称“杆儿犯“）地位最低，最被人看不起。有钱的犯人可以贿赂狱警，获得照顾；有学问的犯人也能享受尊重和特权，因为狱警可能在读电大，可以叫他们代自己写论文，或者孩子正准备高考，可以叫他们帮助辅导。政治犯最受尊重，凭的则完全是他们个人勇气的感召力。打架斗殴和暴力欺凌是中国监狱里的家常便饭，但别的犯人通常不会对良心犯下手，大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与此类似的说法，我也从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那里听过。与此同时，警察虐待乃至拷打政治犯的报导也是多不胜数。我认识的两位维权活动人士，曾经给我详细讲述他们自己在拘押期间所受的酷刑：一个是在北京，遭到了野蛮的殴打和电击；另一个是在广州，遭到了连续四天四夜的审问，最终身体崩溃，不省人事。四川的那位活动人士黄琦，据说也在牢里遭受了殴打和虐待，而且他身有疾病，狱方却不让他得到适当的治疗。几位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说，狱方强迫他们服用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就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他们中的一位是谢阳，后来把他所受的虐待（同样包括殴打和睡眠剥夺）告诉了探访他的律师。律师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以后，谢阳却在官媒和社交媒体上宣称，自己原来的说法都是编的。在许多观察者看来，这不过是文革期间公开认罪的一个翻版而已。
我跟建国说起过强迫服药的事情，他似乎有点儿不太相信，而且告诉我，他认识的那些警察都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看样子，他跟安保人员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一不留神就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故事里的政治犯受的只是相对轻微的虐待，无非是审讯期间，一名警察故意用一盏非常亮的灯照犯人的脸，弄得犯人不停冒汗。“我认识这个警察，也认识这个犯人，”建国说，“警察觉得这人没种，所以看不起他。一般来说，警察总是对硬骨头软，对软骨头硬。所以说，他们一旦察觉到你的弱点，觉得你好欺负，身上的匪气就会冒出来。”
听了他这些话，我想起了一个悲惨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跟建国关在同一座监狱的政治犯，我姑且称他为“文先生”吧。文先生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被判二十年徒刑。入狱的头十一年，他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妻子跟他离了婚，当局只允许他见了一次独生的女儿。文先生一时绝望，便在一份认罪书签了名，希望能以此换来减刑。消息传开之后，其他人对他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些犯人开始对他出言不逊、冷嘲热讽，狱警也给他吃不干净的饭菜，处处找他的茬。他最终获得四年减刑，却已经不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的头发很快就完全变白了。
为了说服建国不要再写“危险文章”，区国保的刘队长曾经在一次谈话中对他提到再次被判重刑的可能。“你瞧，从零八年你服满九年刑出来算起，到现在刚好又是九年过去了，”刘队长对他说。“如果你再进去九年，那你的晚年生活也太糟了，对吧？想想你的女儿，还有你的外孙。”好比捕鱼者只是轻轻一抖手腕，钓钩上的那根线霎时间变得紧绷绷。
建国离过两次婚，独生女儿慧怡多年前就已经移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她在那里的第一份工作，是给迪士尼乐园打工，后来才跟丈夫一起开了两家小公司，做房地产和租赁管理生意。到现在，他们的公司已经有了几十个员工。慧怡两口子生了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说起女儿女婿在国外取得的成绩，建国语气中总是带着父亲的自豪，对小两口的创业精神很是佩服。一年一次，女儿女婿会带着两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从佛罗里达回来探亲，他非常珍惜这样的团聚机会。然而，尽管慧怡一再邀请，建国却始终不肯离开中国，怕的是当局不准他回来。
其他一些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离开中国的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建国的一些民主党同道，主要是因为无法忍受当局的持续骚扰。前途未卜的经济使中国的许多富人惶惶不安，眼下的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忧虑。一些人已经悄悄撤离，或是开始转移资金，在海外建立第二个根据地，以便分散未来的风险。在很多自由派的微信群里，大家的情绪在夸张的豪迈、认命的调侃和阴沈的绝望之间摇来摆去，贸易谈判破裂的流言不断传来，往往伴随着风暴将临的悄声警示。
前不久，建国听说又有一些人离开中国，于是发了个格外动情的帖子，阐述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看法。在他看来，真正的爱国主义源自对土地河山和父老乡亲的挚爱，与爱政府或爱执政党并不是一回事。他理解那些选择离开的朋友，为他们在自由国度的新生活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他甚至可以接受在他那个圈子里广泛流传的一句格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不过，这不是他的格言。“我愿在第一线与我的生死战友们抱团取暖、共度时艰。舍身取仁，不负此生。”他如是写道。“我绝不会离开。”是的，他绝不会离开，他永不会放弃。
那也是建国仔细掂量过刘队长的警告之后做出的决定。他对我说，“想到最后，我心里坦荡平静，一如既往。”他曾多次告诉我，他随时准备回去坐牢，坐多少年都不要紧。可我的心里却无法平静，尤其在此刻，因为我非常清楚，中国政府惯于利用西方媒体和外交机构关门度假的时机，在圣诞节前后将抓捕的活动人士判刑。习近平上台以来，建国的民主党同道有不少都被送回了监狱，而且判得很重。六十五岁的秦永敏是一位广受敬重的活动人士，也是民主党湖北分支的创建者，眼下正在服十三年的徒刑。这是他第四次入狱，之前他已经坐了二十六年的牢。二〇一七年七月，长期遭受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去世，去世时正在服他长达十一年的第四个刑期。哀悼刘晓波的同时，异见群体也注意到了许多西方政府的冷漠反应。
对于这些情况，建国看得一清二楚。对于社会的迅速变革或是媒体的持续关注，他早已放弃了任何幻想。“要是我又被他们判个九年，或者是十二三年，”他曾经平静地对我说，“我会干脆忘掉外面的世界，专心过好牢里的生活。家人和亲友，当然，一时半会儿是忘不掉的，需要一些时间。我会读读书，下下围棋，跟号子里的狱友把关系处好，尽量过好每一天。除此之外，我不会去想任何别的，不会去想任何人。”听到哥哥如此决绝的话，我既感到冰冷彻骨，却又心下宽慰。几年前别人说的那句话，再次浮上心头：你哥现在，看着像个佛。
十一月六号，我在纽约，建国给我发来几条简讯，打听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况，还叫我跟他保证，一听到结果就告诉他。第二天晚上他要跟北京的一些知识份子聚餐，大家都很想听听最新的消息。十二个小时之后，我把第一批公布的选举结果转发给他的微信账号，手机屏幕却立即闪出一条讯息：“对方账号异常，已被限制登录，消息无法送达”。审查机关又封了建国的账号，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一天之后，他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名字是“北京查建国6”。但是，他已越过了一条红线。正如警察之前对他的警告，账号遭到五次屏蔽之后，他就不能再加入大型的网络群组。所有的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微信东家腾讯之类的巨头，便是这样匍匐在警察政权的意志之下。老练的中国网民，无论有没有VPN的帮助，都懂得使用各式各样的技巧，借此翻越中国的防火墙。不用说，建国也学会了一些躲过审查的招数。然而，近来形势却在持续恶化。有些时候，哪怕他用上所有的障眼法，把费尽心血写好的新帖发出去，帖子照样会莫名其妙地无声蒸发、没了踪影，而且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发信人和收信人如果不相互核对的话，压根儿就不会知道出了问题。
这便是“被和谐”，一种不露痕迹的网络删除手法。审查机关致力于将全球网际网络改造为中国局域网，对这种方法进行了出神入化的广泛应用。不久前，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了一次长篇讲话，许多人视之为一场新冷战的开打宣言。兴许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但在中国，很少有人看到了彭斯讲话的原文，因为它迅速遭遇了“被和谐”。当前中国被审查者和审查者之间的军备竞赛，正好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总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现在，建国被排除在了所有的微信大群之外。“为此，我将被迫少写评论小文，”在不久前发的一个帖子里，他如是宣布。他决定把文章写得长一些，发到小群里，希望小群里的成员会再往大群转发。“我相信，自由之声是封杀不尽的。即使天下公鸡都不打鸣，天也是要亮的。”
2018年12月
（此文原为英文，原标题为：China's Bizarre Program to Keep Activists in Check原载The New Yorker(美国《纽约客》杂志)2018年12月24-31日合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