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S-21集中营。（Omar Havana/Getty Images）
按：柬埔寨特别法庭11月16日作出历史性判决，两名前红色高棉领袖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这是红色高棉政权倒台40多年后，首次作出对前红色高棉领袖的最高历史性判决。
1976年是红高棉残害华人的高潮期。许多华人冒死逃亡。在柬埔寨西部，华人穿越贫瘠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九死一生逃往泰国边界，但只有很少人成功。在东部平原的华人则比较幸运，他们可以穿过丛林逃往越南，丛林中有野兽，但也有许多野果可食用。
在1975年红高棉接管金边时，柬埔寨大约有50万华人。有资料说在红高棉执政三年多后，柬埔寨华人总数只剩24万人。柬埔寨官方资料说：“在20世纪60年代，有42万名华人生活在柬埔寨。根据1984年的统计，由于柬埔寨内战、红高棉的残害和人民避难他国，在柬埔寨仅仅剩下61,400名华人。”
此时期，中共当局派遣了一万五千名“援柬”人员为红高棉政权进行建设。为语言沟通，红高棉招募了一些柬埔寨华人青年作为中国专家的柬语译员。但“红高棉禁止这些译员与中国专家过多接触，更不可谈业务之外的事情，并在他们完成翻译工作后予以杀害。例如：川龙华人青年黄锡龙等8位译员在橡胶园中被集体杀害；国防部招募来翻译‘援柬’武器的中文说明书的40位华人译员，有2人被杀死，20多人完成翻译任务后被‘调动’而永远失踪；红高棉派一批人到中国开封市学习空军知识，招募几十名华人青年担任译员陪同前往，后来把这些译员召回金边全部杀掉；曾担任波布在1975年访问中国大陆时与毛泽东交谈的华人译员吴植俊也被杀害。”有些华人利用接触中国援柬人员的机会向“祖国”派来的“援柬”人员哭诉求救，中国援柬人员也都看到了柬埔寨华人身陷劫难。但是中共官方指示援柬人员对华人的求救，概不准理睬。中共官方的冷漠，再次说明了海外华人在“祖国”眼中的真实价值。
一份调查报告说：“在红高棉的大屠杀中，中共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几十万华侨被红高棉杀害，实际情形，中共使馆最清楚，中方没有在国内外透露一点风声。当时，中共人员遍布柬埔寨各部门，所有的华人求救都被封锁了，华人的求救纸条被中方转交给红高棉，这些求救者的结局可想而知。”
另一位柬埔寨华人呼吁道：“中共唆使柬埔寨华人华侨盲目地追随，致使犯法坐牢，或者逃往森林搞武装革命，最后反遭红高棉的大批屠杀，这些都可以说是柬埔寨华人自己的罪错。但是东南亚多次排华，中共当局吭过一声吗？有向华人援手吗？即使口头的声援也没有。华人华侨走投无路，大量被杀。他们效忠中国，但得到了怎样的对待？中国以对待海外排华的态度，根本没有资格要求华人华侨效忠谁或者不效忠谁。”
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排华”暴行，发生在60年代的印尼“清共”时期。事实上，死于红高棉屠杀的柬埔寨华人数量占了那里华人总数的60％以上，而死于印尼“清共”的印尼华人比例大致是5％。中国的“输出革命”在印尼惨败而在柬埔寨获胜，但柬埔寨华人并未得到好处，反受虐杀。此中缘故并非“种族”原因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共产党通用法则的表达。有一种歌词对东南亚华人的描述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着红色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着白色恐惧。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这是什么道理？”
红色高棉S-21集中营。（Omar Havana/Getty Images）
劳动营里人们的证词摘录：
“1公斤大米煮成一大锅水粥，每人分到一碗水粥，只有几十粒米。有些人就去挖野生木薯之类来吃。因为吃下了外表像木薯但有毒的植物，结果我们所在的劳动营有百多人中毒死亡。我们都不被准许住在村子里，而被迫住到原始森林里，森林里有‘瘴气’，许多人都染上疾病，病重的就死掉了。有20人被分派去种菜，他们每天每人要挑100多担水，种出的菜要满足当时1乡4区的几千人吃，哪里会够？没有米，每天每人分2根芭蕉，还有芭蕉头或树干都被砍下来分配给人民吃。”
“那时我是16岁少女，因为吃不饱，又瘦又小，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即使这么瘦小也没逃过厄运，红高棉把我编入青年队，那是一等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走几公里的路去插秧。我像其他大人一样，每天（被分派）插三普龙的秧，完不成插秧，会被罚减饭食。其实集体饭食只是两罐（罐头盒）的大米，加一大篓野菜煮成一大锅稀粥，每餐只分给我们一大杓子。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如果插秧完不成规定数量，稀粥就减到半杓子，这不是只等饿死吗？不过，挖土筑堤比插秧更要命。没有插秧的日子，我们（女子）每人每天（被分派）挖两立方米的土，河堤修得越高，挑上去越艰难。我个子瘦小，挑起泥土时，畚箕会触着地面，腿也发软，常常连人带畚箕一起摔倒在地上。”
“陈雷是一名高大的华人青年，但在那个年代，高大也是一件麻烦事，因为食量大。在那种环境，别说吃多少，根本就没的吃。陈雷饿得患上浮肿病，不能工作。他每次去集体食堂都被撵出来，红高棉说他没做工，不许吃饭。2天后，陈雷饿得没办法，便拿起一把小斧头到食堂，向人们哭诉不准他吃饭的可怜情况，用小斧头一下一下往自己头上砸，鲜血往下流。人们都吓呆了，但除了同情和恐惧，谁敢出声？这时，一个红高棉村干部偷偷摸到陈雷背后，抢下斧头，把他抱住，又跑上几个红高棉，把陈雷捆绑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村外的一棵大树下，活活就给埋了。”
一位在菩萨省嘎弄则村的证人说：“有一天，儿子病了，连续腹泻好几天，我接到消息后，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去看孩子，把孩子抱到卫生站，但在那种缺医少药的简陋卫生站里，孩子喝了几天老鼠屎一样的黑药粒，毫无起色。当孩子在我怀中断气时，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在红高棉年代，每天见到太多的死人，每个人都已经麻木，不会哭也不会笑。直到有一天，丈夫从工地回来，我告诉他，孩子死了，我们夫妻俩才抱头痛哭。过不久，家婆也死了，接着丈夫和两个小叔也一个接一个地病死或饿死，7口之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变呆了，一天到晚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会说，只默默地低头劳动，身心的折磨和打击让我成了一个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人。破草棚中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亲人都死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在这破烂的草棚里，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还得拖着虚弱的身体去下田。过了几天，两腿肿得举步艰难，又得了夜盲症，晚上根本看不见，但队长还是硬逼我在晚上去田间劳动，我没办法，只得拖着沉重的肿腿摸黑出门，没走几步便撞到大树，把头撞破了，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
由于禁止爱情和婚姻，柬埔寨女人承受着强迫的性关系和各种各样的性暴力。无论在军事单位还是在地方村庄，都有许多的集体强奸案发生在对女人的监禁期间和处死之前。一份证词说：“有目击者，在离我村不远的地方，红高棉每天捉走20至30个村民去杀掉，被他们捉走的女子，都被他们先奸后杀。”不少见证者都看见过怀孕女人被绑在树干上，红高棉活活剖开肚子，胎儿蠕动着从她们的子宫里被用刀具挑扯出来，血淋淋的，那情景真是无法言说的恐怖。他们还抽打那些正在死去的怀孕女人的青黑色脸颊。
西哈努克特别注意到红高棉对“政治童工”的使用，因为孩子们容易被灌输丑陋的革命思想。西哈努克写道：“这些少年兵被训练，比赛谁在杀害生命上更残忍”；“我在金边被拘禁的3年里，我看到负责看守的少年兵常常以折磨动物（狗、猫、猴子、壁虎）来开心取乐。”
红高棉对孩子们也很凶恶。那位念念不忘要“活下去要找到妈妈”的10岁女孩“英”，被分派到“少年劳动营”。在那里，她心爱的、视同为妈妈的小篮子被红高棉故意踏烂，却并不为什么。她只好自己呜咽了一整夜。有一天在插秧时，她亲眼看见一个矮瘦女孩插秧稍慢，被一个穿着硬轮胎靴的红高棉监工，一脚踢得那女孩飞起1公尺高，摔在3～4公尺外的泥水中，疼得她在泥水里翻滚。“英”说：“那个女孩受了严重内伤，她呕血。不知道后来是不是活了下来。”
柬埔寨的历史记载显示高棉民族没有吃人的传统。而红高棉吃人并不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是在炫耀凶暴。一位证人说：“（越侨）阿联被当场打死了，红高棉干部拿刀来剖腹，取阿联的肝炒吃。我听到如此，不由自主地惊吓得尿裤。大家看到村干部动手剖腹，立刻丢下汤匙，爬进屋内。我好奇，又从屋里探出头来偷窥。我目睹干部把阿联的肝倒进炒锅里去炒。炒锅里切片的人肝不停地跳动，发出‘嘟嘟’响。干部问我们：‘同志们，谁要吃人肝？’大家缩成一团，不敢作声。他们大吃，还说‘好吃！’吃完，他们把阿联的死尸拖到他们开枪击倒他的地方，埋在一棵树下作肥料。”
红高棉干部苏克哈证明，当她正在橘井省的斯努尔（Snuol）区域柴科瑞（Svay Chreah）地方时，她亲眼看见一个红高棉干部捆绑并脱掉一个年轻女子的衣服，剜下她的两个乳房，油煎吃掉。这个干部名叫Ski，是少年劳动营的一个监工。苏克哈还在2000年指证道：这名干部现在还活着，只是不知道他的住址。读者会有何感受：那年轻女子胸前两个血淋淋的大窟隆，抽搐鬼叫惨不忍睹，红高棉干部却能在旁边兴致勃勃地煎吃她的新鲜乳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