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诸君：今天所讲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极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和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
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前中国民族因为道德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州人，后来满州人也是被中国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侯，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便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几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很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宇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了，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究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德，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后，一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实行仁爱的。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此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
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记入账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便要立很详细的合同。如果在没有律师和没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国人也有学中国人一样，只记入账簿便算了事的，不过这种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到没有立合同的时候，彼此定了货到交货的时候，加果货物的价格太贱，还要去买那一批货，自然要亏本。譬如订货的时候，那批货价订明是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只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货，便要失五千元，推到当初订货的时侯，没有合同，中国人本来把所订的货，可以辞卸不要，但是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五千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很多。
但是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订货的时候，那批货订明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价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来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货，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国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
至于讲到义字，中国人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实在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一二十年，高丽才失去自由。从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谈谕世界问题，当时适欧战正剧，日本方参加协商国去打德国，那位日本朋友说，他本不赞成日本去打德国，主张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参加德国来打协约国。但是因为日本和英国是同盟的，订过了国际条约的，日本因为要讲信义，履行国际条约，故不得不牺牲国家的权利，去参加协商国，和英国共同去打德国。我就问那位日本人说：“日本和中国不是立过了马关条约吗？该条约中最要之条件不是要求高丽独立吗？为什么日本对于英国能够牺牲国家权利去履行条约，对于中国就不讲信义，不履行马关条约呢？对于高丽独立是日本所发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胁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义之有呢？”简直的说，日本对于英国，主张履行条约，对于中国，便不主张履行条约，因为英国是很强的，中国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欧战，是怕强权，不是讲信义罢。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民族，只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来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尔赛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各国人共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中国有什么固有的智识呢？就是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候有很好的政治哲学。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智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智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
我们除了智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从前中国人的能力，还要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
但是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智识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外国的长处是科学。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列强之一。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
但是中国到了头一个地位，是怎么样做法呢？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因为中国有了这个好政策，所以强了几十年，安南、缅甸、高丽、暹罗那些小国，还能够保持独立。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的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来源:《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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