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但是很多上访公民的这种权利却被“上访精神病”给剥夺了。 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那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了，那么他说的任何话都会认为是疯话，他的任何抗争都是“疯闹”，甚至对其残酷的捆绑、虐打都成了治疗的措施，而不能看作是迫害，这样的精神病“医治”实质上就是一种另类的刑罚。
重庆市荣昌区异议人士刘刚，因准备在今年六四学运纪念期间举办纪念活动，被重庆荣昌区警方搜捕，后被荣昌区综治维稳办送到精神病院关押3个月，获释后刘刚的手机被扣押不还，综治维稳办限制他上网，近日，刘刚重新购买了手机才与外界取得联系，并告知了他被精神病的情况。
刘刚在上高中时，开始有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开始质疑中国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获得了对方邮寄来的宣传品，随后，他就被学校举报到了荣昌区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自此他就被警察列为稳控人员，到2017年末，他因在网上发表自由言论多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2018年6月初，刘刚准备在“六四”学运29周年之际，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呼吁民主，被辖区综治维稳办的维稳人员抓获，之后就被强制送到荣昌区精神病院关押了3个月。
刘刚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精神病，平常只是喜欢上网翻墙，喜欢发表一些不同于共产党的政治观点，警察和维稳办就几次三番的把他拘留、劳教、关精神病院，他们以违法的手段“维稳”，他们是在侵犯人权。
另外，近两年从网络走到线下频繁参与维权活动的株洲维权人士陈思明在日前遭到了标注其为“严重精神病人”身份的摸排调查，调查方称是按照政府电脑内存的资料进行走访调查，他们的行为遭到陈思明怒斥。据陈思明透露，最近两年来，自己已经经历了四次当局对其以“精神病人”名义的威胁和骚扰。第一次是在2016年10月，当时接到一电话，对方自称是派出所警察，询问陈是否精神病患者，并威胁会送陈去三医院。第二次是在2017年6月，当时陈思明因纪念“六四”事件被庆云派出所传唤，期间同样有警察指其有“精神病”，但当陈质问该所教导员时，对方以“可能搞错了”为由推脱。第三次是在2017年9月，政府曾派人上门登记“严重精神病人”摸排调查，要求陈思明签字，被陈怒斥后不果。相隔一年后，故伎重演，第四次骚扰威胁陈思明。陈思明表示，自己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专政统治，绝非精神病患者。
从不少以往的案例来看，确有不少维权人士或异议人士被以“精神病人”的身份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这种做法很是巧妙，确实规避了很多的执法程序和法律问题，但这其实是对人权的侵犯，是另类的泯灭人性的恶性侵权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