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践天子位后,就不能够再延用虞舜的大乐《韶乐》,而是另作新乐。禹命皋陶作《夏龠》,也叫《大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礼乐文化渊源流长,但它被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其实是始于三代之末的周,而在三代之首的大夏以至更早,乐的作用远大于礼。圣人用乐沟通天人之际,先王用乐教化万民百姓。如果说三代之末的周,展现的是一种礼乐治世,文质彬彬之美,那么三代之首的夏,所展现出的则是乐治天下,天人协和的大美。
而关于夏人之乐,要先从大禹说起。据《史记・夏本纪》所载,大禹“声为律,身为度”,就是说大禹的声音与钟律相应,可以作为音律标准。这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因为音律是一切度量之始,音律得以确定,那么天下之度量权衡皆由此确定。能够因声成律,以身为度的人,必是一位大圣人。这兆示着在此乐治天下的时代,大禹所负的是君临天下的大命。而早在舜帝之世,舜帝大乐《大韶》(亦称《韶乐》《九韶》《九招》等)即是大禹所作。乐成时,鸟兽翔舞,凤凰来仪。
再看夏的开始,亦是缘于一场大乐。在上一篇《卿云歌兮夏道兴兮》中我们提到过,帝舜十四年兴大韶之乐,结果天意大变,疾风拔木,雷电晦明,诸般乐器散乱一地,乐工奔逃惊窜。舜当下悟到天命已改,当禅位于大禹。这件事在《乐纬》《宋符瑞志》《虞传》诸多古书中都有记载。
可以说,夏的开始就是与乐有关,是上天通过乐传递了夏道将兴,迁虞改夏的天命。于是舜帝禅位,大禹即位,开创了夏朝。
接下来,大禹是如何用乐来治理夏朝的呢。
《史记・乐书》中记载“乐法天地之气,故云天地之和”,所以每逢改朝换代之时,新朝都要校定律吕,重定大乐,制作新乐,以顺应天地之气。换句话说,乐是关系到一个朝代是否顺天命,承天运的头等重要的大事。
所以大禹践天子位后,就不能够再延用虞舜的大乐《韶乐》,而是另作新乐。禹命皋陶作《夏龠》,也叫《大夏》。由于大禹之立,以其治水厥功至伟,所以《夏龠》之作正是昭明此“地平天成”之大功。
我们虽不能得见帝禹时代,《大夏》乐舞的风貌,但后世历代对《大夏》乐舞的传承史料中,尚有一些记录让我们得见凤之一羽麟之一角。
如《春秋谷梁传》所载““舞《夏》,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所谓八佾,即舞者排为八列,每列八人,共六十四人。天子用八佾,以象八风,是最高级别。此外,大乐舞又有文舞武舞之分,《大夏》之乐属文舞,文舞者手执羽龠,武舞手者执干戚。羽是华美的翟雉之羽,龠是一种有类于笛的吹奏乐器。而据《诗经・简兮》云“左手执龠,右手秉翟”,我们或可想见这六十四位舞者,亦是左手执龠,右手执羽,在金钟、玉磬、竹管合奏的大乐中舞蹈起来。
至于他们的服饰,《礼记》中有载:“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皮弁,又叫皮弁服,是三王之服,后世祭三王时亦服皮弁,舞大夏时,亦服皮弁。所谓皮弁,其首服是以白鹿皮制冠,身穿白衣素裳。所谓裼,是中衣,以素锦为之。可以想见他们头戴白鹿皮冠,身穿白缯裁成的上衣下裳,上衣稍袒,露出素锦裁成的精美的裼衣,何等雍容气派。
说到这里,想到维基百科,包括学界一些“舞蹈史”资料中,将大夏舞解释为上身赤裸,下身穿白短裙,大概是对于“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的这个“裼”字理解有误。裼有裸露之意,但却不是赤祼,而是“袒而有衣”,即敞开外衣,露出裼衣。所以要穿裼衣,是因裼衣之下还有衣,属于亵衣,不能露在外面,亵衣四时有不同,如冬季时,服大裘,即属亵衣,其上以裼衣覆之。而现代学界对大夏舞的解说中,往往又加以舞风粗旷之类的评论,则更是由这一错误理解而导致的错误想像。
说起来,此类误读大抵还是与史观有关。达尔文进化论,及西方现代实证科学对人的影响亦浸淫于史观,提到上古之世,一味归于原始蒙昧,此种史观我们或可称之为进化论观史。史观如此,故而一叶障目,也就很难对史料做出客观解读。
此一番题外话,纯为有感而发。总之,就是在这样殊胜的大乐舞中,大夏的历史在中原大地上拉开了序幕。
此外,帝禹的乐治天下还有非常精彩的一笔,叫作五音听治。
史载帝禹在门庭前悬置钟、鼓、磬、铎、鼗五种乐器,铎,是一种大铃。鼗是一种有柄的小鼓,后世俗称之为拨浪鼓。五种乐器的用途被刻在悬挂钟磬的木架上--“以道来劝谏我的人击鼓;以义来晓谕我的人击钟;有政事向我提出建议的人摇铎。以忧患来提醒我的人击磬,有狱讼需要申诉的人摇鼗”。帝禹设置这五种乐器以待天下四方之士,史称“五音听治”。
而我在读到这些史料时,仍会感受到那上古文明的宽仁与恢弘,如天一样高明而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