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与夫人。贺龙曾大骂丁玲臭婊子。（网络图片）
癔症又称歇斯底里。上世记中期以前，癔症型人格似不多见，症状通常限于农村少数妇女身上发生。癔症型人格的心理有强烈的自我暗示和依赖性，发作时表现为情绪激动，让人感到“大惊小怪”，同时又有一定的感染力。医学人员认为，癔症大多因在儿童时期心理发育障碍所致，患者渴望被认可。上世纪中期以降，癔症型性人格以十分惊人的速度扩张，癔症也随之呈现群体发作的态势，因而也更显得情绪炽热；由于发作时相互感染，也不再有人感到“大惊小怪”；患者的语言、动作都充满表演和夸张的成分，但大体上离不开对绝对权力的诌媚、膜拜，乃至极其认真的连篇谎言，力求投其所好。对于政治上受陷害的弱者，癔症型人格热衷于落井下石，置人于死地的遣责和不遗余力地打击要害，并争取引起权势者对自己的关注。当然，这两者又是统一的，对受陷害者的落井下石，也意味着向最高权势的阿谀。
上世记英国杰出小说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那本享誉全球的经典《一九八四》中，对癔症型人格的群体表演有着深刻的揭示。书中主要人物温斯顿在大洋国真理部供职，日常工作是制造谎言、涂改历史以及淹抹人们的记忆。那是1984年4月4日夜里11点在真理部的一间屋子里，当大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斯坦因的脸的时候，癔症型人格开始集体发作。先是“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继而是“那个淡茶式头发的小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原因就在于“果尔德斯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曾经“一贯的恶毒攻击”，还“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而且“他还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也许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匿着……”。
集体发作开始才30秒钟，接下来“屋子里一半的人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情绪”，“……到了第二分钟达到狂热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大声高喊，……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脸孔通红，嘴巴一张一闭，好像离了水的鱼一样。甚至奥勃良的粗犷的脸也胀红了。……温斯顿背后的黑头发姑娘开始大叫‘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幕扔去”，试图击毙那个“主张自由”、又“恶毒攻击”的“叛徒”、“变节分子”和“人民公敌”。
紧接着，书中有一段夹带着分析议论的描述：
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他发现自己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免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30秒钟，一切矜持都没有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像一股电流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是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了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在这样的时刻，他心中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敌、毫无畏惧的保护者，像块巨石一般耸立于从亚洲蜂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之前……
当癔症的群体发作进入高潮的时候，屏幕上出现最高领袖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这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电幕，他的出现使大家放心地深深松了一口气。……”然后再接着：
那个淡茶式头发的小女人扑在他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轻轻喊一声好像“我的救星！”那样的话，向电幕伸出双臂。接着又双手捧面。很明显，她是在多做祷告。
这时，全部在场的人缓慢地、有节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B！……B—B！……B—B！”他们叫得很慢，……。这种深沉的声音令人奇怪地有一种野蛮的味道，你仿佛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和铜鼓的敲打。……这种有节奏的叫喊，在感情冲动压倒一切的时候是常常会听到的。这一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温斯顿心里感到一阵凉。……在两分钟的仇恨中，他无法不同大家一起梦呓乱语，但是这种野兽般的“B—B！……B—B！”叫喊声总使他充满了恐惧。
“B—B”是Big Brother（老大哥）的缩写。这里对癔症集体发作的描述，就真实性而言已达到令人十分吃惊的程度，奥维尔本人并没有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生活的经历，更谈不上对癔症集体发作的亲身体验。人们只能将这种似乎“凭空杜撰”的癔症型人格描写，解释为作家对极权主义制度高度敏感的悟性。不过在我看，也许还应加上他依靠默会认知的才能，对极权制度下芸芸众生行为逻辑的慎密推导。考察奥维尔对癔症型人格描述的真实性，方法是与真实世界中曾经发生的癔症集体发作相对照。杰出的历史学家高华的笔下，曾谈到1942年在延安对王实味的批判，就是一次真实世界癔症的集体发作。当然，历史学家近于白描的文字特征，与小说家绘声绘色的细节描写，其差异显而易见，然而两者在癔症集体发作的高度一致性方面，大概不难领略。
作为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王实味，20岁在北大文科读预科时加入中共，同时又恪守“五四”以来知识份子追求平等与自由的传统。王实味31岁（1937年）到延安后不久，发现国内虽处在抗日战争的极端艰难中，延安高层却能享受着等级制度带来的优裕物质条件。我在《从“傅斯年会见王实味”谈起》一文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彼时延安的等级制度可用八个字概括：“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具体而言，每单位有大、中、小三灶，但只能按级别享用，高层还享有特供的营养品，最低层每日仅两餐粥；病房、药品，甚至日用品全按等级配置。当年盛传的一句话是：“延安有三样东西是平等的——太阳、空气、厕所”。延安特权最醒目的标志，一是王实味文中指陈高层“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夜生活（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暗讽江青）；二是延安唯一的一辆小汽车，原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指定用于运送伤员。但根据权力配置物质待遇的原则，这辆汽车成了毛泽东与江青招摇过市的专车。……
其实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享受的是中灶待遇。但平等与自由意识强烈的王实味，难以接受这样的等级制度。最早对延安等级制度提出异见者，是1942年3月上旬丁玲刊发在《解放日报》的“三八节有感”，接着就是王实味分两次连载在同一报纸上、影响也更大的“野百合花”一文。贺龙看了丁玲的文章后，破口大骂丁是“臭婊子”，毛泽东读了王实味的文章后拍案震怒了。王实味的文章在延安中下层却获得广泛认同，继而又在中研院的墙报《矢与的》上贴出新文章，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观读，王似乎成了为公众代言的英雄。
延安当时的夜生活被形容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女作家丁玲对延安等级制度提出异见。（网络图片）
当月，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召开座谈会，会上首次发出对王实味反击的信号，很快《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公开了毛的讲话。心领神会的罗迈（李维汉），4月上旬立即在中研院布署对王实味的批判与围剿，于是第一次的集体癔症在中研院大礼堂大发。高华教授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在这种群体性癔症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的罪名也不断升级。于是：
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了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
就在癔症型人格表演的当年11月，王实味被隔离，次年被下令逮捕。延至1947年王实味被押至山西兴县，砍下头颅并推入枯井。是谁最终下令砍掉王实味的头？高华的刀笔直指酷吏康生，作家戴晴则用曲笔暗指贺龙。
癔症型人格一旦形成，群体的癔症发作必然欲罢而不能。1954年，文艺理论家胡风因思想而获罪被捕入狱，涉案受牵连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达2000余人，其中92人被逮捕。这是1957年“反右”前对中国文化界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清洗。次年5月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联合召开大会，向“胡风集团”发起更强势进攻。会议主持人为郭沫若，幕后指挥是周扬。
这也是中国高层文人学者们一次癔症的群体发作，几乎所有著名文学家、小说家、艺术家及部分科学家，居然破天荒地纷纷加入。大家粉墨登场，一致表现出义正辞严、慷慨激昂的样子，揭发、批判胡风的反革命罪行，欲置胡风于死地而后快。网际网络上至今可见以“文化名人曾经的丑陋面目”为题的文章，内容即是反胡风运动中文化界的癔症群体发作。对郭沫若、冯雪峰、高玉宝、翦伯赞等人的癔症型人格表演，我不奇怪。郭沫若的发言起到传声筒的功效，他指出：“胡风集团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其中率先提出应对胡风予以司法处置的癔症发作者则是冯雪峰。谁也没料到，11年后这一建议竟在冯雪峰自己身上兑现。令人难以理谕的是，就连梅兰芳、欧阳矛倩、田汉、曹禺、叶圣陶、冰心等颇有长者之风的名家，也毫不犹豫地投身癔症发作。以德高望重的叶圣陶先生而言，初闻他曾有参与迫害胡风的嫌疑，我怀疑是否诬陷。然而事实上叶先生在发言中，对胡风大张挞伐同样毫不手软：
（胡风）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党史》里讲的托洛茨基相比，可以说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这次大会后胡风即铛锒入狱，而文化界以口诛声讨为形式的癔症表演，似乎意犹未竟，继而又是名家名流们形成文字的癔症发作——将声讨演进为笔伐——他们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国内顶级报纸上。参与笔伐的名流们，不少在道德上原本是值得我们仰慕的贤达，至此他们对胡风的落井下石的批判，却已令人不寒而栗，他们留下的癔症型批判文章如：
“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林巧稚）；“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茅以升）；“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协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程砚秋）；“看穿了胡风的心”（老舍）；“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巴金）；“胡风，你的主子是谁？”（曹禺）；“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冰心）；“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焦菊隐）；“胡风——蛀墙脚的白蚁”（马思聪）；“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丰子恺）；……
命运似乎捉弄人，当初文化界在批判“胡风集团”时，曾积极投入群体癔症发作的大批文学家、艺术家们，10年后也全被“打倒在地”，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任人宰割的“牛鬼蛇神”。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最终结局，甚至比胡风更凄惨。胡风于1978年获释，两年后公开平反。那个在围剿“胡风集团”中煽动群体癔症发作的组织者周扬，文革初即被关入狱中；另一个癔症狂热发作者——把私人信件交出来以揭发胡风罪行的舒芜，仅隔3年即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更是厄运难逃、一言难尽。
文革时期，癔症型人格的群体发作，迅速上升为几亿人口的全民发作。G.奥威尔在书中描绘的那种癔症群体发作，早已是小巫见大巫。当刘少奇一夜之间变成“叛徒、工贼、内奸和党内头号走资派”的时候，全国上上下下除瘫痪在床的垂暮病人与刚刚学步的婴幼儿外，千千万万红卫兵战士们、各省市革命造派战友们，乃至倾国的革命群众们，全部进入癔症的表演性发作。对刘少奇的批判大会从各大、中、小学校到街道里弄，从工厂车间到乡村生产队，从边疆哨所到城市的所有商店，到处都轰轰烈烈地召开。人人迅速表现出对刘少奇恨之入骨的革命激情，批判会上更是群情激奋、怒不可遏，“打倒刘少奇！”和“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声浪铺天盖地、响彻云霄。在人类历史上，如此癔症的全民发作，大概早已令苍天也深感厌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