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赵敏恒与夫人谢兰郁。（网络图片）
赵敏恒，中国近代新闻界的先驱之一。他是第一个报导西安事变的记者，第一个在美国取得新闻学硕士的中国人。他曾任路透社中国分社社长、远东司司长，多次在国际领域首发新闻，引起轰动，获得了路透社内部的最高奖“金烟盒奖”。
1949年，他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邀请，不去台湾，也未接受其它新闻机构的高职。他选择留在大陆，把信任票投给了共产党。
1955年，赵敏恒被当作“国际间谍”、“敌特分子”逮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他对妻子和儿子说：“原来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
民国明星记者
赵敏恒1904年在南京出生。1916年，他以江苏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当年同班同学有梁实秋、罗隆基、孙立人、吴国桢等。1923年，赵敏恒毕业后即官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取得硕士学位后归国。
1928年初，赵敏恒出任英文《北京导报》的副总编辑，也曾任民国政府外交部情报处副科长兼秘书。同年8月，他加入英国路透通讯社，先后任南京特派员、汉口特派员，中国分社兼重庆分社社长，并兼美国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派员。“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国际新闻社、英国每日电讯报、日本朝日新闻社、苏联塔斯社都曾聘请他发布新闻。
赵敏恒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性，曾经率先报导过几次大事件。例如，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日，赵敏恒根据去西安的交通中断等线索，加上自己对国内各派力量的了解，判断出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了蒋介石。他向路透总社发电，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的记者。
1943年10月，“开罗会议”秘密举行。当时赵敏恒参加的路透社记者“访英团”正好途经埃及，他在开罗街上碰到了蒋介石的侍卫长，又获知多位苏联军政要员也在当地，再经美联社查证，得知罗斯福总统不在华盛顿。于是，他决定抢发新闻，由路透社发出的“开罗会议”的头条消息比美联社早了14个小时。
因此成绩，赵敏恒荣获路透社内部最高级的“金烟盒奖”，盒子上刻有他的英语名字“Thomas Ming Heng Chao”。他并被晋升为路透社远东司司长。
1945年，赵敏恒创办了《星期快报》，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走还是不走
1949年，赵敏恒和妻子谢兰郁面临选择：共产党即将统治大陆，离开还是留下？
赵敏恒有名气，有才华，与国共两党都有互动，人脉甚广。他如果要走，有很多机会。当时，《香港日报》总编的位子等着他，新加坡《星岛日报》总编辑请他加盟，联合国也邀请他去美国总部担任新闻官员。
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三次催赵敏恒赴台，连机票都已订好。宋美龄也派她的留美同学张蔼真来找谢兰郁，劝其去台湾。谢兰郁的二姐和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的丈夫登门劝说，希望妹妹和妹夫与他们一同离开，也可先到香港静观局势，但是赵氏夫妇都不加考虑。
赵敏恒在上海结交了不少左派朋友，其中有田汉和安娥夫妇。田汉对他说：“共产党是了解你的，你不要走！”他还说，周恩来也欢迎赵留下，并答应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当年在重庆时，周恩来曾多次宴请赵敏恒，请求他向路透社多报导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况。
经过考虑，赵敏恒决定，哪里也不去，全家拥抱“新中国”。
什么都不懂
中共建政后，赵敏恒在家里坐了一阵冷板凳，并未等到周恩来许诺的“安排工作”。后来，在时任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邀请下，他回校任教，担任新闻系的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研室主任。
1955年，中共在全国发动“肃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复旦大学在清查特务时，为路透社工作过的赵敏恒被逮捕，罪名是“国际间谍”、“敌特分子”。赵坚决否认。
谢兰郁多次上诉、为夫鸣冤，结果被她任职的第60中学打成右派，送去青浦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她的右派“帽子”才摘掉。谢兰郁在抗战期间为“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和“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救助流离失所的儿童。这些中共原先承认的功绩反而成了她的历史“包袱”，也被一起算帐。
复旦大学后来查到了特务，但是市委书记柯庆施不同意纠正赵敏恒的案子，到了1960年，反而判处他8年徒刑，发配到江西新余矿山接受“劳动改造”，刑期从1955年关押时算起。
离开上海前，谢兰郁带着儿子赵维承去探监，惊见赵敏恒的头发全白，身体消瘦。妻子问他是否要上诉。他说：“不要上诉了，没有用的。”他摸着儿子的头说：“原来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要好好学习呀！”
1961年1月6日，赵敏恒死在了劳改场，时年57岁。谢兰郁和儿子赶到新余矿山，看到了一口薄皮棺材。据说，赵敏恒是因为跌跤出血，感染了破伤风菌后死亡。谢兰郁提出开棺见尸，不被允许。她再要求和赵敏恒一起劳动的犯人谈话，也被拒绝。这时，儿子对她说：“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们自己也回不去了！”母子二人带回了一条羊毛被，作为赵敏恒的遗物。后来赵敏恒的尸骨也找不到了。
赵敏恒从名记、教授变成了“特务”、劳改犯，家人的生活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拮据，谢兰郁开始变卖首饰和物品，甚至把路透社的奖品金烟盒也卖掉了。他们还不断搬家，房子越换越小，从复式的日式小楼，一直搬到了复旦农场的工棚。竹排编的工棚四面透风。赵维承回忆说：“屋中狭窄，我常躺在床上看外面农田和建筑工地的情景，夜晚则数着天上的星星离去。”
1970年，打击又落到了赵维承身上。因为一群复旦教授的子弟在私下里“关心国家大事”，加上他的“出身”问题，又受到牵连，赵维承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路透社没有忘记
赵敏恒走了，尸骨不知去向，死因未明。不过，仍然有人记得他。
文化大革命后期，路透社社长访问中国时，曾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赵敏恒，可是赵已不在了。
1982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敏恒的案子做出结论：“对所谓‘特嫌’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1993年，谢兰郁去世。赵维承将父亲生前的几件物品与母亲的骨灰合葬。
后来，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白尔杰亲自来到赵家，慰问致意，并赠送赵维承两千英镑。他说，这是受路透社远东司人事部长的委讬，因为本社有一笔基金，专为社员的家属解决困难。
中共为了“统战”之需，出版了《爱国报人赵敏恒》，说他爱国和拥护共产党，留在大陆而不去台湾，却不提他被诬陷和迫害致死的结局。官方媒体对赵敏恒的冤案也总是一笔带过。复旦大学新闻系设立了“赵敏恒奖学金”，但是，有多少复旦学子和中国人了解这位一代名记的遭遇呢？
对于赵敏恒亲属承受的痛苦坎坷，唯有在友人的记叙中才能看到一些真相。赵维承的好友在文章里说，政治给赵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百度百科里，关于赵敏恒的生平，最后一行概括了他在“新中国”的人生：“1955年7月因‘国际特嫌’蒙冤入狱，1961年在江西逝世。1982年获得平反。”
这就是共产党对爱国记者的回报。
结语
赵维承说过：“对父亲我无能为力。”在暴政的魔掌里，哪一个不是被玩弄、利用和折磨的对象？劝赵敏恒留下的田汉，下场又如何？他登上文官高位，紧跟中共，最后被批倒批臭，被毒打羞辱，被逼下跪、舔尿，1968年孤独惨死。
红色风暴中，被毁灭的何止一颗明星？多少文化和科技精英，多少善良真诚的民众，满怀报国热情，却被诬陷、残害、株连九族，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被消灭肉体、摧垮精神。
赵敏恒的悲剧，是民族灾难史里的一页。今天，谎言仍在继续，“感恩”的红色宣传网还在试图把欺骗进行到底。若要结束苦难，唯有摆脱魔鬼的控制，找寻真相，才能不再迷茫。
参考资料：
吴中杰，“一代名记赵敏恒”，网刊《民间历史》。
淳于雁，“赵敏恒留守大陆的悲惨结局”，《澳洲日报》《不老屯漫笔》专栏，2013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