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领域 Pixabay）
【看中国2018年7月11日讯】电影《我不是药神》在中国大陆上映短短几天来，不仅票房丰收，好评如潮，而且其反映民众对“天价药”现象的不满、触及的医疗体制弊端也成为公众舆论的热点话题。
用进口药对一些中国病人意味着倾家荡产
电影的情节很接地气：卖保健品的中年商人程勇，为了摆脱经济窘境，在偶然的机遇下开始从印度购买仿制药，进而作起代理生意。因为原版进口药的价格和仿制药相差几十倍，他为许多买不起药的绝症病人带来求生的希望，被称为"药神"，但也因"售假药"而身陷囹圄。
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的这部电影，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片中的天价药“格列宁”在现实中名叫“格列卫”，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生产的一种治疗慢粒细胞白血病的靶向药。男主人公的原形自己就是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他一开始购买印度仿制药其实是自己的“救命药”，后来发展到为他人代购。
据中国媒体报道，2017年时，一盒格列卫售价24000元，仅够服用一个月。人民网2015年的跨国调研就发现，格列卫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价格最高，不仅高于原产国，也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是邻国韩国的两倍。在2017年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之前，用这种药对一些病人意味着倾家荡产。《我不是药神》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天价从何而来？
影片反映的“吃不起药”的问题触到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痛点，也再度将舆论的注意力聚焦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话题上。上映四天以来，《我不是药神》累计票房13亿，观影总人次超过3776.4万。该片在中国知名的影评网站豆瓣上，获得了9分的高评分。
进口药，特别是癌症用药为什么在中国这么贵？根据中国媒体的调查总结，原因有以下几个：
进口的原研药，价格中包括了药品研发、临床验证的高昂成本，在专利保护期内，医药公司在中国可以自行定价，这点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此。但特殊的是，20年的专利保护期过后，医药公司在中国依然可以享受单独定价的优惠政策，不需要遵循政府的指导定价。
新药研发往往历时多年，投资巨大
而且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口药物即使已经在国外安全上市多年，但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必须重新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是一个资金投入很大的过程，需要收集大量临床数据，动辄耗时三五年。这也提高了进口药的成本。
此外在流转环节，中国的进口药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还有15%的医院加价。2018年5月，中国开始对28种进口药实行零关税政策。但就整体中国市场而言，抗癌药价格仍偏高。
印度的解决之道
不仅对中国的病患，对世界许多国家的重病患者来说，来自印度的仿制药成了“救命药”。仿制药（Generic drugs）是指专利药的专利保护期到期后，由其他厂家所生产的与专利药成分相同的药物。
上世纪70年代，印度修订了专利法，为规模生产仿制药提供了空间。特别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允许在特殊情况对于专利所有权进行限制。几十年来，印度逐渐发展为“世界药厂”，成为世界第三大仿制药生产国，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印度药品出口到全球各国，包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
对病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很多率先在美国、日本等地上市的创新药，都能很快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于是就有了中国患者委托代购到印度买药的现象。
仿造vs.创新
澎湃新闻援引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震分析认为，出于鼓励本国制药业创新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考虑，印度的“强仿”做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适用”。他认为国内抗癌药药价高问题的根本性还是在于国内药品行业创新力的不足，对于某些进口药特别是抗癌新药的依赖度很高。而从长远来看，仿制药市场的发展必然会抑制新药研发动力。
但是面对众多患者的刚性需求，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可能将求医问药这个涉及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领域推给市场调节。
2017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启动了医保目录药品准入的首次国家谈判，通过政府与药厂直接谈判，最终将包括格列卫在内的36种新药纳入医保目录，其中绝大多数为抗癌药，平均降价幅度44%。这种由政府出面谈判、让药品“腰斩式”降价并纳入医保的手段，被视为国家层面在药物可及性方面的有效手段之一。
官媒人民网发表题为“《我不是药神》，药在哪儿？”的评论，突出医药政策在市场和民生需求之间的“两难”，寄希望于“国家医保局的成立，更是让合理药费想象有了坚实基础”，呼吁“且给国家一些时间，毕竟我们是人口第一大国，发展中国家，还面对着无止境的各类医疗药品需求”。
对有关《我不是药神》引起的讨论，作家韩寒在微博上发表看法：“……不是非黑即白无商不奸这么简单，所以我不希望观众看完以后把怨恨宣泄在那些研发新药的药企身上。他们不是坏人，这也会歪了这部片子的良苦立意。医疗保障才是我们要去关心的点。这部电影和它背后真实的故事所带给社会的贡献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