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订旧制，制新仪，定勋臣爵邑，降宗室郡王为县公，立儿子李承干为皇太子，召张元素为侍御史，提张蕴古为大理丞。虚心纳谏，励精图治。
转眼已到残冬。准备就绪后，唐太宗下诏，将第二年定为贞观元年。到了元旦，唐太宗率领文武百官，先去朝拜太上皇。然后，回到御殿，接受群臣朝贺。过了一天，唐太宗在皇宫里，举行盛大宴会，遍请群臣，充满了君臣同乐的欢乐气氛。宴间，唐太宗命乐队，演奏《秦王破阵乐》。听着这高昂激越、催人奋起的乐声，唐太宗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当年跃马扬鞭，冲锋陷阵的情景。他深情地对群臣说：“我以前奉命出征的时候，民间就有了这个曲子。我虽然谈不上文德，但今天的功业却是这样来的。我之所以指名要奏这个曲子，就是为了不忘过去呀!”
大臣封德彝马上站起来，说：“陛下要以神武平定海内，文德又怎么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呢?”唐太宗听了，不以为然，严肃地说：“戡乱靠武，守成靠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你说文不及武，这就不对了。难道在马上取得天下，便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封德彝碰了一鼻子灰，自觉惭愧，红着脸，坐了下来。
又过了几天，燕郡王李艺造反。太宗即命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两人，统兵前往讨伐，很快就平定了。接着，又将不守法度的幽州都督王君廓，废为平民。于是内外安定。
唐太宗即位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即位不久，太宗亲自确定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说：
“我叙定的你们的勋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太宗说：“开始起兵，叔父（即淮安王李神通）虽然首先响应起兵，大概也是自谋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纠合余党攻来，叔父被打得望风逃窜。房玄龄等人在军帐中出谋划策，坐在那里安定了国家，论功行赏，本来应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我至近的亲人，对您，我真没有什么可吝啬的，只是不能凭着私情和功臣同赏罢了。”诸将这才互相说：“皇上最公道了，即使是对淮安王，尚且没有什么私心，我们还怎敢不安分呢?”于是都心悦诚服。
房玄龄曾说：“秦府旧人没升官的，都抱怨说：我们是伺候皇上多少年的旧人，现在任命的官职，反而落在新人的后面’。”太宗说：“做君主的大公无私，才能让天下人心服。设立官员，分掌职务，为的是管理好人民呀！应当选择有才能的来用，怎么能根据新人、旧人，来排定官次的先后呢!真要是新人有才能，旧人不象样子，怎么可以抛开新人用旧人呢？现在不谈他们有才能没才能，而光说他们不满，难道这是掌管国家大政的原则吗!”
有一次，唐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弓箭，得到好弓十几张，自以为没有比这些弓更好的了。最近拿给弓匠观看，他们竟说：这些都不是好材料。我问是怎么个缘故？工匠说：‘木心不正，那末纹理也都是斜的。弓力虽然强大，可是射出去的箭，是飞不直的。’我开始明白以前自己对弓的辨认，是不精确的。我凭靠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认识，还不能详尽；何况天下的政务，怎么能普遍的了解呢?”于是命令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住在中书内省值班。屡次的召见，也必询问老百姓有什么痛苦？政事有什么成绩和缺陷？
唐太宗曾下诏令，要朝廷各大臣，举贤荐能。各大臣都有所荐引，唯独右仆射封德彝，一个也没有推荐。当唐太宗责问他时，封德彝耸了耸肩膀，表示无能为力，说：“这不能怨我不尽职，而是怨当今确实没有奇才呀!”唐太宗听了，生气地说：“君子用人如器，各随其长。古时盛世所用的人才，都是从当时选取的，不是从别一朝代借来的。按照你的说法，岂不是只有梦想傅说、姜子牙这些大贤人死而复生了，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吗?你自己不能知人，怎能瞎说当代没有贤才!”说得封德彝无言可答，怀惭而退。
唐太宗又经常把谏议大夫魏征，请到自己的房子里，谈论军政大事，并叫他直言不讳，有什么讲什么。魏征为报太宗的知遇之恩，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久，唐太宗将魏征提升为尚书右丞。有一次，有人诽谤魏征：包庇袒护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调查，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温彦博向唐太宗报告说：“魏征身为大臣，在和陛下的接触时，不检点礼节，不注意避嫌，因而遭到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太宗就叫温彦博转告魏征。第二天，魏征入朝后，当面对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同心，才能成为一体。难道陛下是教我舍弃大公无私的精神，只在表面礼节上作文章吗?要是上上下下都来走这个门道，那国家的兴衰就可想而知了!”太宗不好意思地说：“你说得对。“魏征接着说：“我有幸事奉陛下，但愿陛下能让我作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什么忠臣。”
太宗一时不明白魏征的意思，就问：“这良臣和忠臣，有什么不同?”魏征回答说：“良臣嘛，稷、契、阜陶等等都是。忠臣嘛，龙逄、比干等等都是(注：后稷：相传是上古尧舜时代的农官。契：相传是舜的司徒。皋陶：相传是舜的掌刑法的官。龙逄、比干，都是商王纣的大臣。因屡次劝谏纣王。被杀害。良臣本身享有美好的名声，君主也有崇高的威望，世世代代继承帝业，江山能够长久地传下去。忠臣自身获罪、被杀，君主也因此落下昏聩的恶名，国破家亡，到头来只得到一个空名而已。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唐太宗听了大喜，当即赏给魏征绢帛五百匹。
有一天，唐太宗召集各大臣，从容不迫地坐着讨论，魏征也在座。唐太宗说：“我听说西域有个外国商人，得了一颗珍珠，剖开身上的肉来藏它。有没有这回事呀?”侍臣说：“有这事。”太宗就启发说：“人们都知道讥笑他爱珍珠，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官吏接受了贿赂，而受到法律的惩罚，和帝王不顾一切地放纵奢欲，而亡国，与那个外国商人的愚蠢可笑，又有什么不同呢?”
魏征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爱忘事的人，搬家的时候，把老婆给忘了。’孔子说：‘还有更严重的呢，夏桀、商纣竟然忘记了自身。’也象这类情况。”太宗说：“是的。所以我和你们，应该同心合力，互相帮助，才能避免被人讥笑呀!”
接着，太宗又问魏征：“作为一个君主，要通过什么途径，才可以做到耳聪目明呢?犯有什么过失，可以招致昏暗不明呢?”魏征回答说：“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自然就能够明辨是非；偏听偏信，就难免要昏暗不明了。尧舜开放四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管有共工和鲧这样的歹徒，也无法欺骗他们，虽然有些人弄虚作假，言行脱节，也无法使他们受到迷惑。相反，秦二世足不出宫，专信赵高，直到天下大乱，江山崩溃了，他还蒙在鼓里。梁武帝只听朱异的，侯景发兵把京城包围了，他还一无所知；隋炀帝宠信虞世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了，他还毫无所闻。可见，君主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就不会被阴险奸诈的人所蒙蔽，对下面的真实情况也就可以了如指掌。”唐太宗听了，点头称赞，君臣越谈越投机。
魏征虽然像貌平常，但是很有胆略，善于扭转君主的心意，常常不顾情面，极力劝谏。有时遇到唐太宗特别生气，他也神色不变，太宗也就为之收敛威容。魏征曾经请假上坟，回来后对唐太宗说：“听说陛下打算去南山，行装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还没有出发呢?”太宗笑着说：“当时确有这个意思，就是怕你嗔怪，所以中止了。”
唐太宗曾经得到一只好鹞鹰，有一次把它架在手臂上，逗着玩，老远看见魏征来了，赶紧把鹞鹰藏在怀里。魏征禀损公事，故意没完没了，结果鹞鹰就憋死在怀里了。
唐太宗任命断狱无冤的戴胄，为大理寺少卿；任命秉公无私的孙伏珈，为谏议大夫；任命执法不阿的李干裕，为侍御史；任命正音不乱的祖孝孙，制定雅乐之息；又进升王珪为侍中。王珪奉诏入谢时，恰好有一个美人站在太宗面前，王珪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来，便有意偷看她的像貌。太宗发现后，就指着美人对王珪说：“这是庐江王的侍姬呢!庐江王闻她有色，就杀死她丈夫，强行占纳。象庐江王这样为非作歹，怎么能不灭亡呢?"王珪故意问太宗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还是不对呢?”太宗毫不思索地说：“杀人夺妻，还有什么对不对的呢!”王珪说：“我听说齐桓公曾到郭地，问父老说：郭君是什么原因被灭亡的呢?父老说：他喜欢好的，而不喜欢坏的，所以灭亡了。齐桓公很是奇怪；父老解释说：郭君虽然喜欢好的东西，但是不能采用，不喜欢坏的东西，但是不能除去，所以灭亡了。如今陛下既知庐江王的过失，又纳庐江王的侍姬，我认为您心里必定赞成庐江王，不然就不会自蹈覆辙了。”太宗听了大惊，爽快地说；“要不是你提醒，我几乎又做了错事了！”等王珪一走，唐太宗便将侍姬放归、回娘家去了。
唐太宗曾令祖孝孙教宫女学习音乐，偶尔不如意，就指责他。王珪知道后，邀温彦溥一起，去劝谏唐太宗，说：“孝孙本是文雅之人，如今却令他去教习宫女，还谴责他，这是不适宣的。”太宗发怒说：“你们本应竭忠尽智地辅佐我，却为什么要为孝孙说话呢?”温彦博取下乌纱帽，跪着请罪。王珪不仅不跪，而且据理力争，说：“陛下平时教导我们要作忠臣，讲直话，我们今天所讲的，便是忠直的话，难道我们心里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吗?”说完就不辞而别，温彦博也跟着走了。第二天，唐太宗临朝，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纳谏，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我昨天责备两位大臣，是不对的，今天深感后悔，你等切不要因为这件事，就有话不讲了呀!”接着就任命房玄龄、杜如晦为仆射，魏征守秘书监，参预朝政。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议大事后，必召杜如晦决定可否。等到杜如晦到来，又往往请太宗按房玄龄讲的去做。二人同心辅国，谋定后行，并能举贤荐能，因此，唐朝的贤相，首推房玄龄、杜如晦。
唐太宗君臣，同心同德，论治，图治，天下大治！从贞观年间(627年至649年)出现了政清人和，百废俱兴的全盛局面，被后世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
正是：
励精图治，如花百绽。披肝沥胆，各抒己愿；有是有非，畅所欲谈；不怕矛盾，不压异言；持理公平，不隐不瞒。贵在利国，济民优先。君臣同心，国泰民安。如此图治，国运昌健。贞观之治，必然呈现！
（事据清代《渊鉴类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