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鳃似在扇动，还有气息，便心痛地想扑上去要救它，但一只红卫兵的脚，猛地踏了上去，并用脚尖狠狠地一碾……（网络图片）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童真时代的那种向往，那种宁静，那种任性生活，骤然就被红卫兵的一只脚踏陷了。
那只“红卫兵的脚”深深烙在我的脑海
文革前,我家住在山东烟台的一处老式四合院内,老树成荫，环境幽雅。记得那天中午，我从学校归来，刚踏进胡同口，就发现家门楼前聚满了人群，心便突突地加快了跳动。我不顾一切地跑进家门，扒开人群，冲进院内，顿时被眼前终生无法忘却的惨景惊呆了：院里站满了烟台第四中学学生。他们都是由我小姐班主任赤老师带来的红卫兵。当时他们班上流传我家“四旧”多，便来破“四旧”。
那天，父亲毫无表情地站在墙边，家人都像霜打了的残叶卷在门前，东厢屋的邻居所谓“地主婆”，躲在自家紧闭的门玻璃后，惊吓得两眼透出恐惧的目光。院子里遍地都是父亲珍爱如命的、即便家境再窘迫也未舍得卖掉的古瓷瓶的碎片和被摔破的银镦、花盆、残花等。那些被付之一炬的名贵字画、书籍和父母珍藏多年的民国时期老照片，以及印有孙中山头像和民国国旗的大学文凭、律师证，被烧焦的隐火正散发着呛人的气味；那被掀翻在地的老久泥鱼缸旁，几条鳞片还在阳光下闪亮的金鱼，已奄奄一息。
我忽见有条“金珠鳞”的鱼鳃似在扇动，还有气息，便心痛地想扑上去要救它，但一只红卫兵的脚，猛地踏了上去，并用脚尖狠狠地一碾，血淋淋的鱼肠子飞溅四处。那一刻，我一个完整的童真世界霍然崩裂了。我受了刺激地大喊：“这是我养的鱼啊，你们要干什么呀？”父亲上前一把把我扯了过去，擦着我的眼泪。那一刻，我在父亲的怀抱里感受到了他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那场极其野蛮、恐怖、灭绝人性的反文明的群众暴力的愤怒、无奈与痛心疾首的强烈震颤。从此，那只“红卫兵的脚”，已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我的文革记忆就从此开始了。
那是个“红色恐怖”的年代
在那之后，在中华大地上，一个焚烧人性与文化的黑暗时代开启了。我每天都能在马路上见到如同袭击我家的那种景象，不时地看到有戴高帽、挂砖头，嘴角上被打出血的知识份子，在街上颤抖着挨批斗。我们胡同头上有一家市党校老师，夫妇双双不堪屈辱，上吊自尽，那“吊死鬼”的形象，让我联想起姨母讲过妖祸人间的故事情节。
我家院里东厢屋住的“地主婆”，在街道受管制。她每天都要向专政机关交待自己或揭发他人“罪行”，整日吓得提心吊胆，唯唯诺诺。有一天她被逼得没的交待，竟编出谎言，说我们家煤池里传出发报机的音响。当地派出所立即查抄了我家，掀了煤池，并将父亲带进局子。这“莫须有”的事件，惊坏了我们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性的威胁和全家人为父亲担惊受怕的滋味。好在后来警察自己也觉得荒唐，天黑前，父亲又被放了回来。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惧、随时都可能被抓或陷于生命的灭失和家庭分崩离析的深渊里。在我们家最早被单位群众专政的，便是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大哥，而他的“罪名”竟是爱好养花字画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天他的家突然被查抄，人被关押，接着便被戴了大纸帽子，胸前挂着字画，身后拉着一地排车盆栽花，到处游街示众。那晚上，父亲急得叫来了大嫂，一家人紧张不安地聚在一起计议大哥的事，但不让我们孩子听。那种凝重而恐惧的气氛，让人想起就心跳。当时我只能从门缝里偷听。大嫂说，大哥藏在阁楼里的许多日记被抄走。那可是个“文字狱”的年代，即使一段平常文字，都会被鸡蛋里挑出骨头，何况大哥肯定在日记中发泄过对“文革”的不满。为此，父亲说要设法通知大哥，让他心里有数。二哥出主意说，在送饭的馄饨中包张蜡封布字条递进去。大家采纳了二哥的意见。后来听大哥说，那馄饨他分了一半给同关一室的同事高芳彤吃，结果字条被高吃到了。幸亏他与大哥是挚友，没有告密。高芳彤曾在民国时期任过报社编辑，文学功底较深，是烟台知名的剧作家。记得他当时写过《屈原》剧本，请父亲审读，父亲还读了一场戏给我听。
在那段日子里，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发展到“停课闹革命”，成立各种战斗队，写大字报，批斗老师，全国大串联，集毛泽东头章，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直到“文攻武围”，全面武斗，军队支左，天天游行。那真是个全民拜神，“跪着造反”，充满了奴性疯狂的荒诞时代。
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蛊惑下
在那个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一台不断地加工敌人的机器，毛泽东就是这台机器的操盘手，任何理由都可以对人实施专政。整个中国，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蛊惑下，父子相残、夫妻反目、亲朋出卖、同窗告密、人害人、人整人，那种人性扭曲、公民失去尊严与自由的现实，也是诱发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反思社会问题的原因。
在“文革”的漫漫长夜中，二哥所在的烟台机床附件厂因备战所需，远迁“三线”。二哥二嫂被迫告别父母，举家随厂迁址内蒙呼和浩特市。二哥到呼市不久，便遭遇了一场政治冤狱。他所在的厂区发生了“反动标语事件”，专案小组在全厂职工中对笔迹，由于二哥没弄懂办案小组的意思，照标语的内容留了笔迹，结果竟被立即关进监狱。消息传来，全家震惊，人人揪心，红色恐怖再次袭击了这个家庭。四个月后，警方破了案，二哥才得以获释。
当时，政治上“唯成份论”。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右派”子女，属“黑五类”。父亲眼见子女受他影响，备受歧视，毫无前途，整日郁忧寡欢，两鬓徒白，只有我能常常陪伴在他膝下，有时与他下棋，有时一起爬山，有时纠缠他讲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等。
傲莱峰下的知青岁月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大约1600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发配到农村。
1971年春，我未满16岁，便和小姐一起与父母恋恋不舍地渡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就负笈从师，正式参加了山东建设兵团独立二团。当时我们团的使命，是要在荒山上“战天斗地”，亲手建一座“兵团纺织厂”。这年春，我们在省城济南集训了一个月，便集体乘车南下，直达离泰安尚有十里的“大河”一站下车。我们长长的一队知青，在连长甄天元和指导员齐龙华的带领下，来到泰山山脉傲莱峰脚下的杜家庄，招之一片狗吠喧嚣声。
当天下午，我们男生一个排，女生两个排，分别安顿到当地农户让出的房子里。我们男生排分在村东头一户农家三间闲房，就地围圈打了通铺，晚上围聚在一盏小油灯下学毛着“老三篇”。那时我们喝井水，吃定粮，到了五月份，便已蚊蝇圈圈地围着转，让人时时搔痒。我当时因不服水土，遍体起满了疙瘩，奇痒难耐，苦不堪言。那时，我们一面在临时搭制的席棚里生产军装；一面又在挖土、搬石、开发荒山，脚拉肩扛建厂房。但每月仅有12元钱的生活费，常常吃不饱，生活十分艰苦。
在节假日里，知青们或成群结队，或仨仨俩俩地游玩泰安城，照相、购物，喝一分钱一个的柿泥。令人最难忘的是岱庙里的茶馆。那年代喝茶并非时尚，而是我们一伙充满“小资调”的知青们，常来此发泄人生感叹、海阔天高地倾诉、神聊的地方。当年，我的那些好友有夏德忠、周国柱、王稼坤、吴锡铮等，时常步行十几里，来这儿观赏着满院的古柏、石刻和松树盆景，偶尔能听到白鹭在古柏上鸣啼。我们这些离家游子们，在茶香萦绕中品尝人生韵味，那些质朴清醇的朗朗之声，至今尤响在耳。
那年秋，国内爆出了“林彪事件”，团里紧急把我们集合在临时厂房里，团政委神色严肃地传达中央文件。星期天我们几个要好的战友就聚在岱庙茶馆里，偷食禁果似的首次抨击了党内今天出个敌人，明天出个叛徒；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政治现实。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对现实不满”。
文革中父亲忧郁而终
1972年夏季，一封加急电报，青天劈雷般地粉碎了我的情感世界——我的孩提时代再也没有父亲了。我震惊之下，告了急假，日夜兼程，奔回烟台。在父亲的遗体前，我含泪反思了他的一生。大哥有个来吊唁的朋友对我说：“保身继事”为最孝。那话我深思了许久，琢磨怎样才是“继事”的道理。人不死的是精神，永存的是品格。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向往自由的精神和永不媚权的傲骨品质。否则他就不会在民国时期大学毕业后，拒绝势力雄厚的国民党阵营利禄诱惑，毅然返回故里，兴义讼，办女校；就不会在倭寇铁蹄踏入我土时，输家资，急国难，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救亡运动；就不会在中共建制论功受赏时，悄然隐退，复原了他不苟党派立场约束的知识份子的清白；也就不会在57年反右运动中，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抨击党官僚主义，并因拒不认错而被定为“极右”，以至于文革中他饱受磨难，备受欺凌，忧郁寡欢，含恨而终。父亲的一生，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深刻进了我的骨髓。
送走父亲之后，不多日我便戴着黑纱，返回了兵团。那丧父之痛，使我骤然变得沉默寡语，性情渐趋内向。那时，我已开始厌恶“扎根兵团闹革命”之类的空泛说教和那些极其虚伪的假大空豪言壮语。兵团那种强制命令型的生活，与我自小形成的放任个性，发生了剧烈冲突。我不时地感到莫名其妙的精神压抑与性格扭曲。我不甘心再让生命的意义成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螺丝钉”，便由此萌发了要做父亲那样有知识、有品味、有骨气的自由人。我当时似乎是一个朦胧的野孩子，豁然睁开了眼睛。我从小散漫，不爱上学，但此时却突发性地有了那么一种学习瘾头，如饥似渴地探求在知识的王国里。在兵团驻扎的那农家田舍里，我是唯一一个用碎石架木板土制成小桌，夜晚孤灯幽影，贪婪地嚼读我所搜集到的各种书籍。当时我不仅向家人要书，向亲友借书，且把所有的零用钱都到泰安城买了书。可那个年代，能买到的书至多是鲁迅著作或高尔基等所谓“无产阶级”作家的书。记得我当时也从亲友中借读过唐诗宋词、曹禺剧本，巴金小说，和契可夫、莫泊桑、托尔斯泰等文学作品以及康德、黑格尔等国外哲学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