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外婆”是对“外祖母”的称呼，而不是“姥姥”。（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6月24日讯】昨天，中国微博舆论场发生争议事件。有人发现，在上海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的语文课本上的一篇课文《打碗碗花》，在原作与旧版课文中的用词“外婆”，在新版改为“姥姥”。消息一出，引发很大争议。在上海，“外婆”是对“外祖母”的称呼，而不是“姥姥”。有人发现，同一本教材的另一篇课文《马鸣加的新书包》，也全部用上“姥姥”这一表述。
有人找到一个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委会）在2017年对同类事件的回复。该回复引用《现代汉语词典》为证据，指“姥姥是普通话词汇”，“外公、外婆属于方言”。又说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人员来自祖国各地”，要做“丰富的语言交融”，更说明“多元”和“包容”的重要。
上海教委会在胡说八道。
标准的“大北方主义”
事实很清楚。对“外祖母”这个表述，北方（东北华北）口语用“姥姥”；但在南方广大地区，极少人称呼“外祖母”为“姥姥”，大多数都称“外婆”；即使属于北方方言区的四川、云南，也用“外婆”一词。如果论人数，很可能用“外婆”的人口比用“姥姥”的人口更多。为何“姥姥”成为普通话，“外婆”就变成方言？
根据专业的《汉语大字典》，“姥”这个字在唐朝已经出现，但这种字意读“母”音，表示年老的女人。读“老”的字意，最早则通“老”。后来“姥姥”也变成年老妇人的尊称，如明朝《二刻拍案惊奇》中就有。同样根据这本专业字典，“姥姥”作为外祖母的称呼属于方言，也是在晚明有首次记录。笔者也不清楚用“外婆”称呼外祖母始于何时，但其历史久远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外”表示女方的亲戚由来已久（如汉朝就有“外戚”），而“婆”这个字表示“祖母”的意思也从唐朝就开始了。两者组合成为外祖母之意，也不会晚。
更何况，“外婆”这个词不是那种无法写在纸面的地方口头语，而是流传跨越不同方言区的通用称呼，有明确对应的汉字，又符合汉语语法的构词原则。以“外婆”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应用之广，有海量的文本，它不但不应该和“老卵”“结棍”这种真正的上海方言相提并论，甚至应被视为书面语或通用语言。比如，一本1985年的《北京方言词典》就收录了“姥姥”这个词，解释之一就是“外婆”。这说明，在这本字典看来，“姥姥”是方言，“外婆”是书面语。
可见，把“外婆”定义为“方言”，实乃无视汉语多样性。在官方眼里，只有北方的用语才被视为“标准”，其他通通都是被贬斥的方言。这是标准的“大北方主义”。
文化管制可以插手到这种地步
在微博上，绝大部分人都对政府的这种行为不以为然。有人说：“外婆的澎湖湾是不是要变成姥姥的澎湖湾了？”有人说：“很吃惊，文化管制可以插手到这种地步。”有人说：“一个连外公外婆这样的本地方言都不能容忍的城市，你还好意思说什么多元包容？”
绝大部分网友都把矛头指向上海教育委员会，认为他们“无知、无聊”、“找存在感”。或许这是在大陆的言论限制下，可以表示反感的最大界限。事实上，笔者在写这篇评论的时候，已经发现有的网站上的讨论不能开启了。
此事的根源当然不在上海小小一个地区，这是中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有计划推行的政策。
上海教委会引用的《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由商务出版社所出版。它是中国第一部普通话词典，也是中国应用最广泛的中型辞典（《新华字典》则是使用最广泛的小型字典）。不少中学的语文课，老师都要求用这本作为课堂标准用书。对普通人而言（即不包括汉语研究者），它和《新华字典》都是权威。
考察《现代汉语词典》对“姥姥”、“外婆”解释的变迁，大致能摸到了中国思路的脉络。在1982年的第二版中，姥姥被标注为“口语”，外婆则被标注为“方言”。到了1996年第三版（即修订本），“姥姥”和“外婆”都被解释为外祖母，都没有加上“方言”的标签，2002年第四版（即增补本）亦如是。
但到了2005年第五版，“姥姥”还是外祖母，“外婆”却重新被加上“方言”的标签。以后的版本就一直如是了。值得指出的是，2002年的第四版是在第三版上的增补，没有对词条进行修改。第五版才是系统性地修改版本。
就这样在这本权威词典中，“姥姥”从“口语”变成了书面语，“外婆”则先被摘去“方言”的帽子，再被重新扣上。
推进到“文”的统一
虽然出现这个变化的原因无法准确确定，但在2000年10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可能是最重要原因。
该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同时把其重要性拔高到“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推崇北方方言为汉语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中共建国后，1956年发出《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认为统一汉语的基础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在80年代中国出现过短暂思想自由化的阶段。“姥姥”不再被认为是口语，“外婆”不再是方言，都可能与这种自由派的多元化思潮有关。但2000年的法规正式为北方话的官方地位在法律上背书，而且从“语”的统一，推进到“文”的统一。
推行规范汉字的意思有二：一是以简体字作为汉字标准；二就是要开始严格区分，何为标准用语，何为“方言”。何为标准用语的标准大致上与口语中何为普通话差不多，乃以北方方言为标准。自此，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原先属于北方方言或口语的词汇被当成标准用语被推崇，南方的词汇则被当成“方言”被贬斥，这日渐成为中国的常态。就这样，“姥姥”升为书面语后不再被打回“口语”，“外婆”就要被重新加上“方言”的标签。
中国政府这样做并非要把“外婆”赶尽杀绝，而是要确立一种北方语言为“正统”的地位。在标准字典中这样写，以后的学生就会不断认为只有“姥姥”才是标准用法了。背后还是中国“书同文、车同轨”那套“大一统”理论再加上“正统论”的思维。
方言的消失
同为中国（汉人）文化，北方文化被推崇不限于普通话及汉字的范畴。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宣传机构，在几乎每个方面都以“北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实际是汉人文化）的代表。比如，中央台主持人常说，“中国人过春节的习俗是吃饺子”。实际上，即便在汉人中，南方也没有吃饺子的风俗。京剧被视为国粹。实际上，京剧在满清皇帝乾隆的喜好下才在徽州等江南戏曲的基础上配以满洲小调而诞生，迄今200多年。它不但晚于江南戏曲，就连在明朝就有“土腔土调”的粤剧也比它早得多。
根据统计，多年来，中国每年春节联欢晚会（春晚）的主持人中，只有17%出生在南方方言区；历届总导演，只有27%的人次出生在南方方言区。春晚在北方收视率极高（普遍在50-85%之间），但在南方收视率普遍低于25%，在两广海南，甚至只有5%以下。
春晚上的各类语言节目（相声小品等）中，很多南方人都听不懂的北方方言（如东北话）大行其道，故意模仿南方口音的演员则与偷摸拐骗的负面形象相联系。在2015年，语言类的节目中的南方节目只有一个，在民众极大反感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在第二年调整。
在“大北方主义”的压力下，很多中国方言地区的人民不但愤愤不平，还忧虑本土文化特别是方言的消失。这里说广州与上海的例子。
在1980年代，广州中小学还有不少以粤语授课；1990年代全面推行普通话授课；到了1990年代末，开始有学校开始禁止在校内说粤语（即在学校的课外也不能说，否则“扣分”）。广州儿童开始有“普通话化”的趋势，一些儿童连在家里也不说粤语。2010年，广州政协建议增加在粤语电视频道内增加普通话节目的比例，引起广州人反感，呼吁保护粤语。稍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认为，要推广普通话才能“以教开智，以文化人”。这直接激起广州市民发动“撑粤语行动”。此后不时就有“撑粤语”的呼声。
上海的问题比广州更严重。广州还有粤语电视台（包括本地台和香港TVB），上海却很早就是普通话播音。上海早在80年代就已经有学校搞“说上海话就扣分”的活动了；1990年代的“推普活动”亦堪称全国最积极。新广州人学习广州话尚有一定热情，“新上海人”没有多少人愿意学习上海话。于是到了2000年代初期，上海话的衰落非常明显。
上海一个外援都没有
这时为了“保卫上海话”，上海市教委引入“乡土文化”，把上海话、上海童谣加入幼儿园教材中，但由于在中小学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还是普通话教学，这些乡土教育成效不彰。政府后来又重新允许电视台制作有限的上海话节目，但同样挡不住下降的趋势。在上海本土社区“宽带山”的讨论中，很多人都羡慕粤语与闽南语，因为分别有香港和台湾，需要顾及对外影响，而“上海一个外援都没有”。
比较讽刺的是，2010年上海政府招募原居民，通过实地采集真实语言，由电脑记录波形，专家注上国际音标，实地录制原汁原味的“上海话”。把这作为“保护上海话”的措施。到了2015年，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还推广这个经验，启动一项为期五年的工程，记录并保护中国的“语言资源”。正如很多上海人所言，上海话要的是生存空间，而不是当作珍稀动物一样被“保护”起来。其他语言不也是一样吗？
近年来，本土文化消失的焦虑进一步南下到香港这个传统的粤语区。香港左派一直想在香港推行“普教中”（普通话教中文）。去年，一直大力推动普教中的左派校长蔡若莲被委任为教育局副局长，更令人担心港府强推普教中。今年年初，香港浸会大学生不满把普通话列为毕业必修课，被中国批判为“搞港独”，几名参与者被学校处分。
一个多月前，一位大陆学者宋欣桥被刊登在教育局官网上的论文引发轩然大波。论文指“粤语不是香港人的母语”，“香港人的母语应该是标准汉语”，即普通话。这除了违反常识之外，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因为在香港，政府口中的“母语教学”指的是用粤语教学；普通话是作为单独的语言课（类似外语）；其他科的教学用语也都是粤语。
但是如果母语变成普通话，那么母语教学就变成用普通话教所有科目。这甚至比“普教中”牵连更广。当被质问时，无论特首林郑月娥还是教育局长杨润雄都顾左右而言它，连一句“我的母语是广东话”都不敢爽爽快快地说出来。
和“大汉族主义”一样
值得指出的是，很多普通香港人都有担心粤语文化流失的焦虑，这与上海、广州等地的焦虑没有本质不同。但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不但中央与建制派把撑粤语与港独相联系而加以打压，就连港独派也以此作为推动港独的支点。于是“撑粤语等于港独”这个错误观念就不断被双方强化。这对捍卫香港文化非常不利。
无疑，这种“大北方主义”，如同民族问题中的“大汉族主义”一样，都是错误的。其实，在大陆，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保存地方文化的必要性与急切性，捍卫本土文化的声音不断壮大。这次“姥姥外婆”之争，网络几乎众口一词地批判，可见一斑。但这些声音是否有用，视乎各种力量的博弈与是否找到解决之道。无论如何，各方言地区在这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也理应联合起来为推动中国多元化及捍卫本土文化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