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 其实不安乐（公有领域 Pixabay）
【看中国2018年6月13日讯】两年前，加州允许安乐死的条款在六月九日正式生效执行。但是今年的六月一日，加州心理学学会发函通知，这项条款最近被一个法官以违宪之由驳回，暂时无效，提醒加州的执照心理医生们不能帮个案做评估。
加州关于安乐死的法令条款，是在2015年通过的。当初各界在辩论安乐死在道德，法律，自由意志各方面的冲突时，我是赞成安乐死的，因为在意识型态上，我支持个人在走到人生尽头时，应能有选择权让自己以一个比较有尊严的方式辞世。
我当初对安乐死的支持，来自于我一部分的临床经验。十年前的一个机会，我受聘到一个老人疗养院工作，每周去巡房两天，为住院患者提供心理谘商。这些患者有些有家人，有些孤苦无依，有些中风昏迷不醒，有些失智语无伦次，但是每个人都在病痛缠绕中，无法自由行动独立生活。即使有家人的，也不一定每周有人探望，所以除了每天照顾他们的超级忙碌的轮班护士，我常常是他们一周内讲最多话的对象，而讲话的内容，不外乎是各种忧郁焦虑的想法。
那两年在疗养院工作，只有一位103岁但看起来只有80岁的爷爷会让我开心。他乐天知命，每次看到我就说：“吃鱼，吃鱼就对了！你就也能长命百岁！”其他的病患，总会让我替他们感到些悲哀。渐渐我也被强迫着要习惯，可能昨天讲到话的病人，今天突然就不在了。后来我不愿再续聘，也在心里跟自己说，未来的我如果生活状态如此不堪，我一定要提早了结。
但是当安乐死的法令正式在加州通过后，我身为一位可能参与把关的医疗人员时，却反而犹豫了。合法的安乐死，必须符合几个条件，包括必须有医生判定说患者只剩六个月不到的生命，并且必须有心理或精神医生的评估，证明患者是在心智健全下做出要安乐死的选择。我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但是要成为替患者或他们的家人在安乐死的选择前当那把关的人，承担那么大的责任，我不禁却步。
三年前我在一个医院驻诊，来了一个犹太人家庭，患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太太，坐在轮椅上。当时她被各种疾病纠缠，糖尿病已经严重到肾衰竭，必须每天洗肾，她还有类风湿关节炎，让她时时刻刻疼痛不已。但是她最受不了的，是吃饭洗澡如厕都需要靠人帮忙，于是她拒绝再洗肾，因为她只要停止洗肾，大概就活不过两星期。陪她一起来的是她先生和两位超过30岁的儿子，对于他的拒绝洗肾（相当于慢性自杀）非常焦虑，跟我说他们非常爱他们的妈妈（太太），希望我能帮她改变想法。但是这位太太非常坚持，说她已把两个儿子培育成青年才俊，不会再需要她，她也不要成为他们的累赘。更何况，她疼起来时脾气就不好，讲话会很难听，她不想给他们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负担。当然，她也打出西方个人主义的牌，说她该有生命的自主权。
我看着这一家人，沉默了半晌。医院的诊都排得很满，同一个病人最快的回诊也要一个月以后，我不能用传统的心理谘商方式慢慢讨论剖析，只能用最真诚的态度说出我的看法。我对这位太太说：“我很难想像你每天在生理上及心理上受的折磨。坦白说，如果我是你，我应该也很想一死了之。但是，你比许多人幸运的是，你有非常爱你的老公和儿子，他们都无怨言的照料你。所以你之前说他们不再需要你，这我并不同意。我们不管活到几岁，在精神层面上，我们永远都需要有好的父母在心理上给我们支撑。我们的生命来自父母，当父母不在了，我们一部分的生命也跟着消逝，所以你主动放弃你的生命，对你的小孩而言，有一部分的他们也被你放弃了。反过来说，你继续为你的生命奋斗，不但给了你的家人机会回报你多年来的付出，也让他们在未来遇到挑战时，能想到你在这么艰难痛苦时仍为他们努力着，给他们力量。”
我让这位太太答应我，再继续洗肾一个月，并好好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一个月后来复诊，她还是不想活了，我会帮她和她的家人沟通。很幸运的，她一个月后回来了，她先生很开心的说，太太现在很配合各项治疗，也比较少因为病痛发脾气。太太跟我说，“医生，我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很cheesy（俗气），但是，真的是有爱就能带来希望。你跟我说的，我为生命奋斗能激发我家人未来面对任何艰难的勇气，这句话给了我坚持下去的目标！”
从我的角度看，想选择安乐死的患者，基本上就是想自杀的患者，只是他们有个比较有限的未来。于是，谘商的重点，往往变成在对生命的诠释做辩论，替个案们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曾经有个年纪较大的患者问我，他死或不死都不关我的事，我干嘛管那么多？我开玩笑回他说，死神说他太忙了，要我帮他缓一缓。
安乐死，其实让很多人不安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