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天安门广场（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6月5日讯】今天是2018年的6月3日。记得29年前的今天我正在天津南开大学，和两个同学喝酒，这两个同学现在一个在美国，一个在瑞士，而我现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上敲键盘。
那天喝酒是因为我刚从北京回来，他们也想问我北京的境况。酒喝大了，倒头就睡，第二天很晚才起床，起来后才知道北京终于开枪了。当时各种消息满天飞，南开的学生们上午还在街上游行，下午因为有谣言说要对学校进行军管，一时间都做了鸟兽散，等我酒醒出门，校园里已经没什么学生了。
过了十几天，我送我的德语老师去北京机场回国，来回都经过北京站，看到十来个带着钢盔，背着AK47冲锋枪的野战部队军人在车站前巡逻，行人都沉默地看着他们，这些士兵也很紧张地四下张望，气氛怪异。记得在回天津的火车上，还有个乘警过来检查我的证件，可能我当时的穿着打扮太像学生了。好在我身上还有原来的工作证，也不是什么逃亡学生领袖，也就没啥事了。
因为我在八十年代初读大学，而且学习哲学，又因为对政治学感兴趣毕业后进入省级社科院从事政治学研究，“六四”屠杀事件发生前后正好又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经常去北京，所以对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而后我出国留学，在欧洲、美国也看到了很多关于“六四”的新闻报道以及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当然，更重要的是虽然我目睹了几乎整个运动的全过程，但我基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和态度来对待这件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很大影响的事件。之后，我也没有试图利用这个事件为自己捞什么好处。当时在欧洲、美洲、澳洲有很多留学生借此机会获得了当地的永久居留证，这些居留证被称为“血卡”。就像我坐牢纯粹是因为我写了《洗脑的历史》这本书，而与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没有联系一样。也就是说，我没有因为“六四”事件受过任何迫害，也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所以我可以从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来叙述这个事件的起因，过程，以及对中国、世界的影响。
“六四”事件真正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83年的“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大陆的当权者担心中国知识界对“文革”的反思和追根溯源会危及他们的统治而发起的新反右运动，但因为当时人们对运动普遍厌恶，以及获得最高权力不久的邓小平害怕这种反清算会危及他的权力，所以采取了一种折中调和的办法，虽然对知识界反思进行打击，但不像五十年代反右那么严厉，用官方的话就是将知识界发出的声音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比如我的老师高尔泰就被从教育部的重点大学兰州大学哲学系调往名不见经传的四川师范学院，作为对他自由思想的惩罚。同时邓小平又利用民间的这种情绪反制党内对他获取大权不满的势力。
邓小平的这种平衡术在1986年被打破，因为这一年知识界发出了更强大的反思过去、要求更大自由的声音，这次知识界的领袖是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当时北京，上海，合肥的学生都走上了街头，但规模不大，也没有得到民间的响应。
这个时候中共的实际掌控人是邓小平，胡耀邦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任总理。胡耀邦主张用怀柔的手法对付学生和知识分子，引起邓小平的反感，结果胡耀邦被撤换，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成为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李鹏出任总理，成为名义上的二号人物。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意外去世。中国知识界借着纪念胡耀邦发起了又一次对中共统治的反思，这一次挑头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世界经济导报》。这个报社组织了一些学者座谈，直指胡耀邦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1989年4月22日，北大清华的学生游行至中南海的新华门，要求给胡耀邦一个说法。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的游行，包围新华门称为“动乱”。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晚上我正好从天津到北京，沿途都听到这个社论的广播。播音员各个都字正腔圆，杀气腾腾，让我回忆起文革时期运动来临之前的语调。
这时的人们对这种腔调和我一样不陌生，所以学生害怕遭到清算，就在第二天，即4月27日组织了更大的游行。
记得4月26日晚我到了北大清华交错的三角地，有些学生在谈论明天的游行会不会被军队干涉。当时有个学生说，要是坦克来了我躲开就是。我还清晰记得他说话的样子和两手一摊的姿势。
4月27日，北大清华的学生先发，沿途各大学校的学生不断汇入，到了长安街上已是浩浩荡荡。我全程骑车跟随，直到游行队伍在长安街六部口附近被横在街口的徒手警察队伍拦住。
对峙持续了不短的时间，至少有几十分钟，直到另外的游行队伍从背面出现，警察的队形才散开，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天安门广场，一直走到建国门才折向北。学生的诉求主要是要求中共改变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定性，不要秋后算账。当时长安街上挤满了人，北京市民对学生都充满了同情。
与此相呼应，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将《世界经济导报》的主编钦本立在4月27日撤职，28日引发上海大游行，要求回复钦本立的职务，要求言论自由。
这样，知识界要求言论自由，学生要求改变定性，成为当时官方和民间的主要矛盾点。
大游行之后，似乎也没啥动静，我也就离开了北京，趁着五一假期到北戴河游玩去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来后主张改变定性，并在纪念“五四”运动讲话中表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气氛似乎有很大缓和。
但到了5月13日，忽然有数百学生到达天安门广场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因为一直研究政治学，我对这场运动的走向非常关心，所以北京学生绝食后我就又来到了北京，住在同学家，基本上看到了运动逐渐升级的全过程，看到了赵紫阳向到访的戈尔巴乔夫透露中国实际最高领导还是邓小平，他不过是个傀儡；也坐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5月17日的百万人大游行。这时的游行队伍里有各行各业的人群，主题也在要言论自由，要改变定性之上加上了反官倒，反贪污。
这个时候北京市民全力支持学生，学生在广场上的吃喝都是由市民供应的，全国各地捐助的款项和物品不断涌向广场。甚至北京的警察消失后，交通还是秩序井然，据说连小偷都歇业了。
5月19日傍晚有传闻要戒严，晚上广场灯火被关闭，众人手挽着手唱国歌和国际歌，场面悲壮感人。听闻戒严部队从四面进城，学生和市民赶赴各处堵截，最后军队根本进不了城。
官方只能派遣直升飞机散发传单，让大家听从命令回家。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五月底，天安门广场也成了一个巨大Party场所，自由女神像来了，广场大学有了，甚至还有在广场宣布结婚的李禄和赵敏，全国各地的学生也都奔赴北京朝圣。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在天安门旁的树荫里，两个女学生问我怎么看这场运动的结局。我的回答是，现在军队不开枪是进不来的。而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可能向人民开枪的，所以，这场运动学生必胜无疑。
当然，后来证明我错了，人民的军队就是向人民开了枪，从此我脑子里的最后毒素被排掉，彻底明白了。我只是祈祷那两个听了我分析的女同学没有被人民子弟兵的子弹击中。
5月31日，因为觉得不再会发生什么，我就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回到天津，我的同学们见到我以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久不见我的消息，那时也没有手机传呼机。所以就有了6月3日晚的酒宴，就有了开头的一幕。如果不是相信人民解放军不会向人民开枪，也许我还会待在北京，以后有什么结果就难说了。
我把我在六四期间的经历梳理了一遍。接下来就是要谈我的想法了。
第一，当时确实绝大部分人没有想到过要去推翻共产党的统治，知识分子要求的是言论自由，学生要求的是不要秋后算账，普通市民要求的是反贪污，反官倒。
第二，所谓中国人没有民主素质，一民主就要大乱的说法纯粹是胡扯。不说学生运动本身，在整个北京市，当时的政府基本瘫痪，连交通管理都由学生组织，不论后勤供应还是堵截军车都是群众自发，极为有效，井然有序。所谓大乱，基本来自专制者的破坏。
第三，所谓中国人没有血性的说法也是一派胡言。北京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和市民用身体挡军车，挡子弹，挡坦克，在知道军队开枪杀人的情况下还有很多市民学生挺身抗议，这要多少勇气！
第四，“六四”以后，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西欧，美国，澳洲等国给华人颁发了大量居住签证，使得这场运动获利最大的是海外华人群体。
第五，“六四”事件引发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陆续崩盘。
第六，由于当时美国需要中国对抗苏联，所以在制裁中国政府的问题上基本上是半遮半掩。最近我在一个中国大陆的军事节目中看到，1992年美国还交付给中国军方先进的雷达装置。在美国的带领下，整个西方世界除了明面上停止与中国军方交流，并且发给中国留学人员绿卡以外，其余的制裁措施并不是很多。到了九十年代采取接触政策，到2000年以后更是允许中国加入WTO，到现在终于为自己造就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第七，整个事件中，赵紫阳一直是被各方作为开明派的受害者来看待的。但赵紫阳是不是想利用这个事件赶走邓小平，获得真正的最高权力呢？不能排除这个可能。一场群众运动中，各方都会想利用混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的走向就很难预料了。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第八，由于是一场不经意之间来临的运动，没有什么准备，领导者也就良莠不齐。在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街头运动中，往往是嗓门大，做事极端者容易获得喝彩。从这个方面去理解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九，目前在海外咒骂“六四”运动的人很显然是中共撒出去的狗，不值得去生气。
总之，“六四”事件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气和胆识，反衬了西方世界的短视与功利！
向“六四”死难者致敬！向“六四”受难者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