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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8年3月21日讯】在近几日全国“两会”上，教育“减负”成为一个热点。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3月3日下午首场“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称，教育机关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最高层如此重视，也从侧面说明“减负”之难。
现实中，中小学“减负”喊了多年，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甚至还有“不减反增”、“课内减负课外增”的倾向。追根溯源，其原因还在于当前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高中大学教育尚未普及。在此情况下，只要教育还是选拔性的，应试教育的本质就难以改变，“减负”只能是空中楼阁。
“减负”为何难减？“减负”要取得实效，应该从那里入手？从家长为学生择校这个视角，或许能找到部分原因。无论如何，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
上海是一个教育资源高度竞争的城市，关于择校的政策演变也是起起伏伏。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两会”上公开表态说上海的孩子“比家长还辛苦”，教育主管部门严禁民办中小学提前招生。上海还叫停了作为民办初中敲门砖的民间“四大杯赛”中的三个，按以往惯例，在这些数学竞赛中获奖的“牛娃”有很大机会可以进入好初中。
教育主管部门希望通过规范民办中小学的招生行为来为上海孩子沉重的课外学习负担降温。家长们却如坐针毡，那以后要用什么标准来决定谁能上好学校？没有明确规则，如何保证公平？
2017年7日，上海有两所小学招生时，一所用类似公务员行测题考家长智商，一所要求登记包括学生外祖父母在内的三代身份职务信息，引起轩然大波。上海教委随后对两所学校公开重罚，但民办学校“拼娃”又“拼爹”引发的公平隐忧已经开始蔓延。
民办学校为何要为公平负责？有学者指出，一些优质民办学校的公办基础厚实，甚至有“假民办”学校之称。
难进的民办学校
孩子在今年某热门民办小学的面试中落选了，刘成（化名）表现尚属淡定，“我们孩子起步晚，训练晚，真的去了也是个麻烦事儿”。
刘成在科研机构工作，此前没让孩子上过辅导班，“正常启蒙不抢跑”。孩子六周岁，今年要幼升小，对口的公办小学不满意，多方打听，夫妻二人选定了这所民办小学。
要备考了才知竞争激烈，录取率不到10%，他和妻子终于给孩子报了课外培训班，并启动了两周紧急集训辅导，“做数学思维训练，孩子觉得难，有过抗拒”。
刘成认为“训练”不足是孩子落选的主因，“业内人士说，冲刺两年能上都很不容易”。家长圈流传着一位今年“荣升”这所学校的六岁孩子的“事迹”：在沪上某高端英语补习机构学了三年英语，上过钢琴、芭蕾、击剑、语文培训班，妈妈不上班全职陪伴。
经历了这场择校大战，刘成生出疑惑，“面谈考的是孩子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但标准已经过于超前，测到二年级水平了”，其结果是本来家庭可以承担的启蒙教育要转为寻求培训市场，“我和妻子两个知识分子也应付不来”。
他们心仪的学校今年的面试题是老师示范接电路，让孩子照着学，还考了数学思维题和看图解释成语题。
“民办学校的选拔标准水涨船高，光递条子不行，孩子必须质量高。”刘成告诉财新记者，即使是托了关系进入民办学校的孩子，如果没有足够的学业训练，“进了也跟不上”。
“家长要有极强的心理应对能力。”民办学校学业训练方式粗暴，甚至劝退学习困难学生的作风在沪上教育界流传。一位沪上学者告诉财新记者，他的一位同事托了关系进入了某所知名民办小学，但孩子难承受压力，一次解答不出题目，被老师责骂“你怎么这么笨”，当场尿了裤子。家长担心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给孩子办了转学。
刘成想让孩子去的小学学业要求也很高，“每周都有测验，对英语和汉字的书写要求高，据说有的孩子手都写出老茧”。刘成一位朋友的孩子在这所学校也学得疲惫，想退学，但苦于没有对口的公办学校愿意接收。
“想进入民办学校，要经过严格的市场训练或者有相当的家教，要把孩子压到那个程度，否则进去后就会发现孩子是‘裸奔’。”上海家长圈有一个词很流行，叫“鸡娃”，意思是让强迫孩子学习，以进入有着“打鸡血”学业训练方式的民办学校。
在升学压力层层向下传导的形势下，“优先选民办、保底到公办”，已成为很多上海家长为孩子选择小学的基本思路。上海孩子要上好大学，摆在眼前的是上海高中里“四大名校、八大金刚、逍遥二仙”（指上海中学、复旦附中等知名高中）升学率领跑的现实。
想进入上述的重点高中，从录取率来看，上海优质民办初中的表现比公办初中优异许多。而民办小学受上海家长热捧，受益于其冲击重点初中的高升学率。
聚焦科技与教育政策的同济大学里瑟琦智库曾发布的一项名为《上海市基础教育“减负”15年反思》的报告（下称《报告》）指出，“在竞争民办初中入学名额的过程中，公立小学和狠抓应试教育的民办小学相比，已经较为明显处于下风。”“招收最优质的生源”和“对学生进行艰苦的学业训练”，是上海优质民办小学冲击重点初中高升学率的两大法宝。
有观点认为，此种优势得益于上海民办小学可以“不听从行政指令”。一位上海公办小学校长表示，“公办学校都会严格按照主管部门要求的基准来操作”，民办学校却存在“拔苗助长”的问题。
即使这样，上海择校大军的队伍逐年在壮大。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共有31880名学生填报民办小学，这一数据在2015年为25133名。其中备受家长热捧的民办小学的招录比甚至超过30∶1。
因为家长争相追捧，民办学校挑选生源的空间越来越大。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公办学校被严禁择校，给了民办学校“难得发展契机”，吴华称：“如果一个民办学校表现出优势，在市场引导下，生源规模将越来越大，规模大了就会产生经济效益。”
上述《报告》也指出，上海逐渐壮大的优质民办中小学市场，将走向按照“家庭背景、父母成就、孩子口头表达”等显性标准进行招生的倾向，“民办学校喜欢招收‘收入高’‘家境好’‘孩子机灵’‘家长陪伴时间足’的学生早已广为人知”。
“择校找民校”20年
把择校的口子放给民办学校，是上海一向的官方教育政策。1997年，和中央层面给出的方向相呼应，上海对小升初实行了大规模改革，包括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分离办学或停止招生，并取消小升初升学考，实行初中“就近入学”——小学对口某初中或实行派位。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国平的研究指出，当时如果有家长对对口初中或派位初中不满意，就可选择民办中学（含转制中学），招生工作文件中明确规定“要择校找民校”。
吴国平认为，如此改革，主要有两种政策考虑：一是“平均、正态分配生源，办好所有公办初中”；二是解决分税制改革后上海教育经费不足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上海投入高中和大学的经费数倍于义务教育经费。初中阶段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上海将重点中学初高中分离办学，并将其中的一些学校转制为民办初中，这些学校可收取学费收入和接收大量捐款，为当时的上海政府解决财政困难。
这一政策实施后，民办初中大幅赶超公办初中。吴国平认为，此法是人为将民办初中（含转制初中）变成变相的“重点中学”，“原来小学升初中看重点率，现在小学升初中看民办率，小学的压力依然没有减轻”。
上海教育界对此争议不止。多有学者认为，上海自身培育纯民办中小学的力量不足，而这批学校能成为隐形的“重点”，与政府扶持不无关系。在公建民办框架下，政府允许转制学校教职工仍保留编制，校长也由教委派驻，以及由公办高中名校扶持发展等。一学者称：“如果没有公办资源支持，在上海要办成好的民办学校，很难”。
同时，重点高中也想招收符合其办学特色的初中生。新世纪开始，中国掀起“名校办民校”“教育集团化”的办学风潮，上海的示范性高中也借此机会培植力量。以上海高中“四大名校”之一上海中学为例，坊间笑谈其初中教育基地统称“张宝华”——张江集团学校为老校长唐胜昌创办、上宝中学由上海中学协办、华育中学为上世纪90年代剥离出的民办转制校。
这些民办初中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相当高。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中学预录取总人数235人，“张宝华”占比接近75%。上海近年的招生政策规定，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前招生录取计划为学校招生计划的40％，分为推荐生和自荐生两类。2015年上海中学推荐生预录取98人，自荐生预录取137人，“张宝华”的比例超过76%。
“四大名校”的其他三所也有相类情况，上海家长熟知它们的“亲儿子”是谁，进入示范性高中的高升学比例是他们追逐民办初中的脉门。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分析，家长们的心态是，如果不进入这些教育集团的民办初中，“再往上升学就失去机会了”“教育集团化变成优质资源的纵向集团化，就破坏平衡了”。
“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主要是民办初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上述会议上透露，上海顶尖的民办初中，“与公办母校和公办高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杨东平称：“这些民办初中游离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之外，在考试选拔等方面大展身手，所获取的高升学率使公办学校处于下风。”
这种做法的初衷，得到教育主管部门肯定。据公开媒体报道，教育部前部长周济2004年3月25日谈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时表示，“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校、名校办民校”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和做法。
近年来，公私教育的分化趋势开始由初中传导向小学学段。在上海一所公办学校校长陈琪（化名）的回忆中，附近办学质量一般的民办学校也受到家长热捧，开始于三年前民办学校招生提早至公办学校前。
在2013年的招生政策中，上海的公办小学新生报名和民办小学面谈时间同步，都为5月17、18日，但到了2014年，民办小学的统一面谈时间提早至2014年5月10日，此后沪上民办小学招生一直领跑。
“三年前同时招，家长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潮水般先挤去民办学校。”陈琪告诉财新记者，由于公办学校禁止择校，民办学校选择权口子的放开，“让本身不择校的家长，也优先尝试民办了”“民办学校有两或三个志愿，家长都填了，但一些民办学校并不好”。
张端鸿认为，从体量来看，上海约800所小学中有接近70所民办小学举行面谈，分布在17个区县，“这种规模对整个盘子的影响其实不大，但是让民办小学提前招生，这种前置性的筛选考试，让参加择校的家长不得不精心准备，整个城市的家长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张端鸿指出，提前招生使民办小学可以抢掐有良好家庭背景、学习习惯的学生群体，“这帮学生就是高水平的均智状态，将来要往下掉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公办学校衰落
吴国平的研究认为，“要择校找民校”的政策代价是让上海的公办初中必须接收学习困难的学生，师资也开始流失。这种衰落态势开始延伸至上海的公办小学。在上海多位公办小学校长眼里，上海民办小学凭借招生提前优势，“对公办教育冲击很大”。
陈琪也告诉财新记者，三年时间里，她的学校生源变化明显，“优秀的学生不见了”。而在上海，生源是否优秀，家庭的教育投入是重要因素，陈琪所在的学校在近年间已开始出现优势阶层的孩子渐少的情况，“底层的孩子多了”。
张端鸿表示，民办教育的题中之义应是探索素质教育，在上海现有的公办系统外“培养偏才怪才”，“但很多民办学校现在还是‘抢跑’、刷题，是应试教育那一套”。他担心，如果长期维持这个格局，传统公办小学的优势就会被消解，“在招生上恐制造不公平”。
但对于对教育有着高要求的上海中产阶层而言，公办学校并不尽如人意。
一位上海父亲，家庭早期有所积累，现全职在家陪伴两个孩子学习，大儿子今年从静安区公办名校一师附小考入“四大名校”教育集团下的某民办初中。经过择校备战，他对公办教育更失信心，决定未来小女儿幼升小时即进行民校择校，“公办学校要碰到好老师有偶然性”。此前，为了让孩子上一师附小，他特意购买了学区房。
在上海，不乏有家长花大价钱买了学区房后，发现学区对口的公立小学“变差”，将孩子送进课外培训班，再应考民办小学的情况。一位上海家长告诉财新记者，在上海，有经济实力的家长会先购买学区房“占个坑”，用公办学校入学资格“保底”，但在择校时也会尝试让孩子参加民办学校的面试。
“公办学校（在升学上）一次表现得不怎么样，就会被抛弃。”吴华指出。公办学校自身的体制束缚也是关键因素。在上海的教育决策中，公办学校“减负”一直被力倡。近年来，上海在公办小学全面推行“零起点”教学和“等第制”评价制度，使用“A、B、C、D”或“优秀、良好、合格、需努力”的等级制，取代百分制评价，以淡化小学阶段的分数选拔功能。
此规之下，公办学校的教师想为孩子在课后义务补课而不得，“不能踩红线”。“穷人的孩子没钱补课，（学校的）课程难度随之下降了。”陈琪担心若教育政策不改，未来其所在学校的优秀师资将发生流失。
“公办学校通过‘减负’剥离的应试训练，是否已经转移到民办学校和课外培训机构？”张端鸿提出疑问。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日本基础教育阶段实行了30年“宽松教育”后，出现系列副作用，日本政府因此进行反思。日本的“宽松教育”政策从1976年开始实行，以缓解学生学业压力为诉求，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等措施。
但实行30年后，日本却出现公立学校“瘦弱”，私营办学机构“肥满”的现象。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也被改变，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必须对抗“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孩子应试”等“三座大山”。
一位上海家长告诉财新记者，她的孩子在一所提倡“快乐教育”的市级示范幼儿园上学，但同龄的幼儿园教师也在课外为自己的孩子报了思维、英语等各类培训班，“她告诉我有些东西还是要出去学的”。
有底层家长坦言，对于孩子的升学“早就放弃了”——要通过民办学校考试，小孩得参加培训班，“拼爹”又“拼娃”，无财力可以供给。
从事了30年教育工作的陈琪告诉财新记者，在最近七八年中，他眼见上海学生的学习负担越来越重，教育也开始成为上海重大的民生矛盾，“这是多种教育政策积累产生的结果”。
对于择校需求的降温她并不乐观，“上海是人才集聚的高地，它就像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良奋斗史”。考上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人才的二代都在这里竞争。
“要让孩子成为牛蛙（娃），成不了的话，至少要成为青蛙（普通的娃），不然我的孩子就只能成为小蝌蚪”“如果我的孩子成为小蝌蚪，我这一辈子没有指望了，我的孩子也没有指望了。”这是一位上海家长的心声。
“全面二胎”政策下，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战争将愈发激烈。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适龄入学儿童人数约18万左右，据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处长倪闽景公开透露，2018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1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