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16年，就生态环境而言，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综合2004年绿色GDP与十六个关于中国生态环境代价和GDP关系的研究，中国生态资源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3%到25%。
以人民币计算并且不扣除物价的影响，从1978年到2016年GDP平均年增长率为15％。按照最乐观的估算，生态资源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3%，略低于GDP平均年增长率。按照最悲观的估算，生态资源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25%，生态资源环境的破坏超过了GDP发展。
如果以美元计算，同样也不扣除物价的影响，从1978年到2016年GDP平均年增长率为11％，就是按照最乐观的估算，也是生态资源环境的破坏超过GDP发展。
一、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对中国现状的评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大气粗，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如德国的《明镜周刊》、胡鞍钢教授等；另一种观点是，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或者是崩而不溃，如秦伟平先生、何清涟女士等。
其实在宋朝、在明朝，中国GDP都曾是世界第一。1820年清朝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傲居世界之首。但都是在最巅峰的时候，中国却输给了经济落后的小国。
北宋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最为发达，有了活字印刷，火药已经用于战争，也有了管型的枪，指南针也用于航海，经济最为发达，GDP世界第一，而且已经有了纸币，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金融业。但是北宋的皇帝和皇后被金人掠去，放逐到黑龙江的依兰县。明朝的崇祯皇帝最后在景山的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1894年大清朝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败给了GDP远远不如的日本国。虽然国破，但是山河还在。商女不知亡国恨，舞照跳，马照跑。
其实中国的GDP是不是世界第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未来有没有发展的潜力。据说1978年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那时的中国却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就拿土地市场来说，那时信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了：土地没有价值。到2016年中国房地产价值高达420万亿元（1978年到2016年的累计GDP为673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价值来自土地。你看，1978年时土地市场的发展潜力有多大。又比如资本市场，周恩来在世时，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光荣。朱镕基儿子朱云来说，2016年中国的债务总额超过300万亿元，为GDP的4倍。你看，1978年时资本市场的发展潜力有多大。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瑞典《快报》九日刊登该报记者博・贡纳尔森发自东京的一则消息，说中国是世界各国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两天后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予以登载。而现在中国陷于十大生态环境危机。那时的生态环境给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多大的空间。
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未来经济缺乏发展潜力。从1978年到2016年，就生态环境而言，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下面是用一张表来简单地展示一下从1978年到2016年的变化：
1978年2016年
经济描述到了崩溃的边缘，一穷二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钱大气粗
DGP总量0.36787万亿元人民币
0.2185万亿美元74.41272万亿元人民币
11.20292万亿美元
DGP增长速度以人民币计算：2016年为1978年的202倍，平均年增长15％
以美元计算：2016年为1978年的51倍，平均年增长11％
贫穷人口农村贫穷人口：7.8亿人农村贫穷人口：0.4亿人
债务既无内债又无外债2016月9月朱云来：债务总额300万亿元，为GDP的4倍
土地（房地产）没有价值（马克思）420万亿元人民币
货币发行量1990年末1.52934万亿元
约为GDP的0.8192 2016年末155.01万亿
约为GDP的2.1倍
货币发行量增长速度
平均年增长19.4％
社会（贪污腐化）刘青山：２万元人民币孙政才：10亿元人民币
生态资源环境号称全世界最好开始崩溃
评价：极大的发展潜力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二、中国生态资源环境的现状
中国生态资源环境的现状是：已经陷于十大生态环境危机：
第一、气候变化剧烈，变化程度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沙漠化，包括草原的退化；
第三、地理地貌的改变，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日益严重，湖泊消失，湿地减少，而人工湖泊、人工河流不断出现，十万座水库大坝中的一半是不安全的，是定时炸弹；
第四、资源利用率低下，资源利用浪费，多种自然资源趋向枯竭；
第五、物种消失，生态多样性减少，森林群落消失；
第六、水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
第七、空气污染（室外和室内空气污染）；
第八、土壤污染（农田污染、工业废弃地）；
第九、垃圾围城（工业废弃物污染、危险废物、进口垃圾、放射性物质污染，核电厂的威胁）和噪音污染；
第十、海洋污染（赤潮、死海、填海造地等）。
北京政府认为北京已经到了生态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开始驱逐低端人口，还将继续驱逐中端人口，来减轻压力。总体来说，北京的原始生态资源环境是中国最好的，是龙脉所在，所以才能成为多个朝代的首都。京津冀城市群中（JING，JIN，JI），北京也是最好的。如果北京已经到了生态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那么天津、河北就早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要崩溃了。同理，全国其他地方也要崩溃了。
西藏高原是中国的水塔、亚洲的水塔，造雨的龙。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气温变化为每十年上升0.03到0.06摄氏度，中国平均气温变化为每十年上升0.05到0.08摄氏度。西藏高原的气候数据统计时间比较短。从1961年到2010年的六十年间，西藏高原（青藏高原）的平均气温变化为每十年上升0.37摄氏度。西藏高原的南部，西藏自治区的平均气温变化为每十年上升0.58摄氏度。
世界气候大会的目标是在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100年的两百多年间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最好不超过1.5摄氏度，而西藏高原在过去六十年间的气温上升已经超过2摄氏度。西藏高原快速气温上升的最直接后果就冰川的后退和雪山的融化以及冻土中大量碳的释放。根据谢自楚等的研究，如果平均气温变化为每十年上升0.5摄氏度，到2100年，中国敏感型冰川面积只剩14%，稳定型冰川面积只剩55%。全球气候变暖特别是西藏高原气温快速上升，将导致中国灾害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造成生命和经济财产的损失越来越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深远。2015年3年23日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撰文指出：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巨大，主要河流径流量减少或变化不稳定，水土流失、生态退化、物种迁移等生态恶化程度加深，大气环境容量降低，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到制约，青藏铁路、三峡水库、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三北防护林等重大战略性工程的安全生产和运营遭受严重威胁。一幅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后天》所描述的景象展示在人们眼前。
以水污染治理为例，1992年中国政府宣布治理三河三湖（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和滇池）水污染，至今二十五年，投资几千亿元，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国3亿多农村人口没有至今自来水供应，全国14亿人的饮用水全部不符合卫生部颁发的标准。为了掩盖水污染的事实，中国政府更改地表水标准，把指标放得更加宽松，使得原先不合格的水变成合格的。水污染导致肝癌、乳腺、子宫癌的爆发，而空气污染又造成肺癌发病率的高升。
三、交换
前中国环保部部长（2013）周生贤多次谈到：“离开经济发展抓环保是‘缘木求鱼’，脱离环保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那么经济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简单地说，经济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交换的关系。
缘木求鱼，出自孟子的《孟子・梁惠王上》。其实那时孟子已经就给出了答案：“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这只是一个方法问题，鱼还在，将来还有机会。付出的代价不大，只是白白地爬了一次树的小代价。
竭泽而渔出自《吕氏春秋・义赏》，原话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古人把后果已经很清楚地告诉大家，鱼是肯定可以抓到的，但是后果很严重，资源被开发殆尽，将来子孙后代就没有鱼了。这个代价太大了。
在中国，用生产法计算GDP，破坏生态资源环境也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中国自来水是不合格的，不能直接饮用。所以很多家庭都购买水处理机，对自来水进行再加工。有的家庭水处理机使用薄膜技术，超过德国自来水厂的处理深度。一台家庭水处理机一万多元人民币，中国这么多家庭，这是多大的需求。又比如空气污染，中国人不是象美国人那样上街游行，迫使美国政府通过《空气清洁法》，而是安装空气净化器，住家安，机关安，学校也安，每间房间都有空气净化器，这又是多大的需求。买了水处理机，买了空气净化器，GDP上去了，但是失去了推动政府和社会保护生态资源环境的动力。
我认为，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是交换。交换就是做生意，可以是一笔好生意，也可以是和魔鬼做的坏生意。以前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小青年把自己的一个肾卖了，买了一个苹果品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过着时尚的生活。最近看《急诊科医生》，也讲一个农村女青年要卖肾，挣一大票钱。这是和魔鬼做生意。只剩一个肾，人还能维持正常生活。如果剩下的这个肾也出了问题，那就悲惨了，下半辈子可能要靠透析苟延生命，回过头来看，当初卖肾就是和魔鬼做的生意。
四、郑义猜想：中国为经济高速付出了多少生态环境代价？
既然是交换，就有了下面的问题：中国为经济高速付出了多少生态环境代价？这个交换是否值得？笔者把这个问题定义为《郑义猜想》（猜想是未解问题的意思）。2000年郑义撰写了《中国之毁灭》一书，这是第一本全面描述及深入探讨中国生态资源环境灾难的著作。司马迁说：“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朽的著作大抵是发愤之所为作也。2002年他又撰写了《国在山河破──“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秘密》一文。这个问题是郑义在做了系统的研究后第一个提出来的，所以叫做郑义猜想。
过去是国破山河在。现在是国在山河破。山河破碎的代价是多少？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和求解的问题。人们目前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是，亲人圈中、朋友圈中这个或那个得了癌症，肝癌、肺癌、子宫癌等等。一家人中有一个不幸得了癌症，光医疗费就可以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打回到经济面临崩溃的1978年。2017年底看到这个一个报道：上海的一个年轻白领，有房有车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而且怀孕5个月。世界是这么的美好。不幸他被查出是肝癌晚期，妻子要堕胎和他离婚，整个家庭仿佛落入地狱。在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癌症村的出现和蔓延，现在是向癌症城扩展，最后形成癌症城市群。北京的肺癌、上海的肝癌、上海女子的乳腺癌、子宫癌都和空气污染、水污染有直接关系。中国医促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复兴教授指出，上海是中国使用氯制剂最多的城市，现有资料表明，从70年代到90年代，上海女性乳腺癌和宫体癌发病率上升了50％和70％。
中国GDP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成为世界的大加工厂，其优势就在于环境成本最低。众所周知，中国原材料和能源并不丰富，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也不丰富。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了世界的大工厂呢？许多人认为是因为工人工资低，使得中国产品在价格上有竞争力。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中国产品在价格上有竞争力，还因为中国产品中的环境成本最低。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品中的环境成本几乎为零。中国有三个水标准，饮用水标准、饮用水水源标准和工业排放废水标准。工业排放废水标准标准很松，允许排放的工业废水比饮用水水源中的V类还有差一个半等级。用20立方米最好的I类水才可以将1立方米符合标准的工业废水稀释成可以作为饮用水源的III类水。排放1立方米极度污染的工业废水，政府收取0.12元人民币排放费（这也是新环保税的最低收取标准），而1立方米工业废水的污染处理费为5至10元人民币。所以中国牺牲了碧水蓝天换来了GDP的高速增长。
五、如何用货币来计算山河破碎的代价？
郑义早就指出：“我们的生态损失并非百亿级、千亿级，而是万亿级、十万亿几十万亿级；生态损失占GNP之比例也并非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几百；我们十数亿人的大买卖并非赚多赚少，而是大赔，血本无归。”
用货币来计算山河破碎的代价是多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过去做工程评价，只包括工程的经济投入和产出，钱进钱出。后来工程评价范围扩大了，不但包括经济，而且包括社会和生态环境，就有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的量化问题。再后来美国引进了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制度。做一个工程，是否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有哪些负面影响，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和减少这些负面影响，也有一个环境负面影响的量化问题。又比如三峡工程，总投资2120.38亿元人民币。由于大坝壅水，水流变缓、河流自净能力减低，就产生了库区水污染问题。张光斗估计治理重庆库区的水污染需要投资3000亿元人民币。有了一个用货币单位表述的治理代价。再比如说，2016年上马的滇中调水工程，目的是引金沙江水来冲洗滇池的污染，投资780.48亿元。滇池素有高原明珠之称，1978年的水还符合饮用水源标准，八十年代中期云南省开发滇池的旅游资源，在周围地区建设了大量的宾馆、旅店、度假村等设施，投资所创造的GDP为二十亿人民币。宾馆、旅店、饭店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流入滇池，水质遭到污染，后来蓝藻、水白菜疯长，水质为V类和劣V类。从1992年开始，滇池的水污染治理工程成为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从1996年到2015年，滇池水污染治理共投入639.53亿元人民币，已经完成了三大调水计划，滇池的水质依然是严重污染。现在再加滇中调水工程780.48亿元投资，治理水污染的代价从中可见一斑。这里还必须强调一下，牛栏江调水工程和滇中调水工程起的就是抽水马桶水箱的作用，把严重污染的滇池水冲到金沙江、三峡水库、长江中下游河段，这蓝藻、水白菜等就像萨斯病菌一样将危及长江经济带。到那时水污染的治理费就不是千亿元级的，而是万亿元级甚至数十万亿元的。
所以，山河破碎的代价是可以用货币单位来度量的。
六、绿色GDP
2004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绿色GDP将取代原有的中国GDP，给最高级别政府和党的官员作为一个绩效指标。
绿色GDP是用货币来计算山河破碎代价的一种方法。
绿色GDP源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传统的GDP并不考虑资源消耗、环境污染。1993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把绿色GDP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的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即
绿色GDP=GDP–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污染损失成本
欧洲统计局认为绿色GDP应该减除的不仅仅是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生态环境降级成本，还应该减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恢复费用。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绿色GDP被多数人接受。
七、2004年的绿色GDP
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年（公众版）》。虽然包括的内容不全面，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端，它给人们一个新的视野，对传统GDP有一个新认识。
“核算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为607.2亿吨，COD排放量为2109.3万吨，氨氮排放量为223.2万吨；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2450万吨、1095万吨、905万吨和1646.6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为1761万吨，生活垃圾堆放量为6667.5万吨。”2004年，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5118.2亿元，占地方合计GDP的3.05%（笔者注：占国家统计局GDP的3.16%）。
前面已经谈到，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关于绿色GDP的定义，必须要减去两大部分，一是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一是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在2004年绿色GDP的计算中，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这一部分，没有计算在内。在另一部分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最多只计算了不到一半，甚至更少。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介绍2004年绿色GDP时评价说，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五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两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由于基础数据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此次核算没有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二十多项，此次核算仅算了其中的十项，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总的来说，这次核算的结果只是整个结果的一部分。而且，在已经核算出的十项损失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的问题。他说，即便如此，损失也已经占到GDP的百分之三点零五，数字非常惊人，说明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就是说，在2004年绿色GDP的计算中，只计算了应该计算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如果全部计算在内的话（假设每部分的成本相等），应该是
3.16%*4=12.64%到
3.16%*8=25.28%。
其实在这个报告中，还有一些很有意义、但中国媒体并没有报道的数字，如：“2004年，全国行业合计GDP为159878亿元，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约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不包括已经发生的投资），占当年GDP的6.8%。”6.8%为发表数据３.05％的两倍多。如果加上已经发生的投资（废水实际治理成本为344.4亿元，废气实际治理成本为478.2亿元，固体废弃物实际治理成本为182.8亿元）1005.4亿元，共计11805.4亿元，占当年GDP的7.4%。如果考虑到绿色GDP2004年没有考虑的因素，特别是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室内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等等，应该是7.4%的两倍，约为15％。仅仅污染治理成本这一项就占GDP的15％。前面提到，1978年到2016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以人民币计算），污染治理成本占GDP的15％，可持续的GDP增长为零。这是2004年绿色GDP告诉大家的结果。
2004年的绿色GDP研究，也是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由世界银行2006年12月发表的报告中有如下的内容：（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是最值得关注的。2004年城市大气污染造成近35.8万城市居民过早死亡，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病人约25.6万人。2004年由于饮用水污染造成农民癌症死亡人数约为11.8万人。2004年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占全部环境退化成本的33.0%。这是中国官方研究机关第一次通过外国机构公布因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死亡人数。
为什么这个结论这么重要？大家一定还记得在柴静《穹顶之下》关于空气污染和肺癌之间关系的解说，医生告诉肺癌病人说，我只能根据我的临床的经验和推断告诉你，我怀疑是空气污染，但是不能给病人写医生鉴定。纽约时报最近有篇文章《中国式治污：为什么好政策会出错？》指出：“高级卫生官员还在声称，尚无临床研究证明雾霾与癌症发病有联系。（在中国，癌症是一个主要死亡原因，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
这个2004年的绿色GDP研究，是第一次公布因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死亡人数，它承了
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它只是通过外国机构公布的。
八、2005年的绿色GDP
继2004年绿色GDP后，人们对2005年绿色GDP寄予更大的希望，但是2005年绿色GDP千呼万唤没有出来。据说这个绿色GDP报告的结果，不能符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政治需要，有些省的环境降级成本和GDP增长相等，有效增长几乎降低为零。根据零星透露出来的消息来分析，这个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的报告，以大量的数据表明，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的总额远远比预计的要大。研究估算，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环境损害和资源枯竭相当于中国GDP的8到12个百分点。换一个说法，中国的经济增长，减去生态资源环境的损失，最后结果接近于零或者小于零。面对这个结果，温家宝害怕了，撤回了他早先对绿色GDP的全力支持。2007年4月4日《中国工业报》发表《因环境污染造成GDP损失10%背后的零和博弈隐忧》的文章，10%是8%到12%的中间值。这里要指出的是，2005年的绿色GDP，也只是计算了部分损失。由于绿色GDP2005年成为国家机密，具体内容就不得而知了。
2004年的绿色GDP虽然只计算和全部代价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但这是起步，有第一步就有第二步。而且潘岳在解释中也没有隐瞒缺失的部分。可是这个结果已经让中国领导人很尴尬，2005年绿色GDP的流产，则让中国领导人颜面丢尽。
为什么温家宝不敢公开2005年绿色GDP的研究结果，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中国GDP的高速增长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的最伟大成就，似乎就是历史正确选择的佐证。难道通过一个经过全民选举出来的执政党能取得比这更伟大的成就？绿色GDP2004年告诉人们一个真相，这个GDP的高速增长是通过牺牲碧水蓝天换来的，这个交换是赔本买卖，是和魔鬼的交易，它不能为执政合法性提供任何支持。
九、其他的关于绿色GDP的研究
不少政府机关、中国学者、官员和外国机构，对中国生态资源环境的损失进行了研究和报告，虽然说这些研究都不是很全面，但也是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下面将它们的结果简单介绍整理如下：
第一：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转发的《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上（请注意是6％以上，没有上界）；
第二：国家环保部（总局）负责人（祝光耀、潘岳、吴晓青、解振华）：损失占GDP的10％到15％；
第三：世界银行：大气与水污染损失为GDP的8%，环境退化占GDP的5%；
第四：美国兰德公司：为空气污染付出的代价占GDP的6.5%；
第五：王亚华等：海河流域水生态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7.7%；
第六：孙伟增等：治理环境恶化与资源枯竭的成本占GDP的10%；
第七：中国科学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
第八：董慧凝：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7-20%；
第九：过孝民：按不完全的保守估计，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20%；
第十：中国首部环境绿皮书——《2005：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空气污染使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至8%；
第十一：宋健和拉贝尔主持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回顾与展望课题组报告：中国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3％至7％；
第十二：傅伯杰等：生态环境破坏的总损失占GDP的23%；
第十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1997年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损失成本之和占GDP的25.06%；
第十四：杨光梅：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28.5%
第十五：马中的估计：土壤污染修复需要6万亿元人民币；
第十六：王文彪的估计：荒漠化土地再加上被污染土地、河流、空气等，修复工程需要几万亿或几十万亿元的投入。
以上16个研究各有所长，比如美国兰德公司专注空气污染，认为空气污染的代价占GDP的6.5%。而王亚华等关注海河流域水生态环境的破坏，指出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占GDP的7.7%。中国水污染带来的损失，略高于空气污染，这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转发的《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就有表述的。马中教授专门估算了土壤污染修复需要的费用，而在其他研究中，都没有专门列出土壤污染这一项的。杨光梅计算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8.5%，这是一篇博士论文，论据充分。这个报告指明了，在绿色GDP计算中需要考虑的两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往往自然资源耗减成本高于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傅伯杰等的研究很有特色，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大气污染与水污染的损失约占当年GDP的7.8%（未包括固体废弃物污染和生态破坏）。按照生态破坏损失是污染损失的2倍来推算，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总损失约占GDP的23%左右。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指出：1997年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损失成本之和占GDP的25.06%。
综合以上16个研究，中国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应该是GDP的15%到25%，甚至高达30％，如果将各个研究结果互相补充的话。
经过校正的2004年绿色GDP，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应该是GDP的13%到25%。
可见这些研究的范围尽管不同，但是观点还是相当一致，中国高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非常之高，取2004年绿色GDP的下限值13%作为下限值，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的25%作为上限值，大部分研究结果都在这个区间内。
以人民币计算并且不扣除物价的影响，从1978年到2016年GDP平均年增长率为15％。按照最乐观的估算，生态资源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3%，略低于GDP平均年增长率。按照最悲观的估算，生态资源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25%，生态资源环境的破坏超过了GDP发展。
如果以美元计算，同样也不扣除物价的影响，从1978年到2016年GDP平均年增长率为11％，就是按照最乐观的估算，也是生态资源环境的破坏超过GDP发展。
按生态资源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3%计算，从1978年到2016年累计损失88万亿元人民币；
按生态资源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25%计算，从1978年到2016年累计损失168万亿元人民币。
十、笔者的估计
先谈谈水污染治理费用。
第一种估计办法：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科研项目，简称“水项目”，科研经费为300亿元人民币。实际治理费用费用应该是科研经费的1000倍，水污染治理费用为30万亿元。
第二种估计办法：从调水工程的投入来看：南水北调5000亿元；引江济汉工程68亿元；引汉济渭工程168亿元；引江济淮工程913亿元；滇中调水工程780亿元；千岛湖引水工程97亿元。一个调水工程的投资就是几十亿，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目前下游长江干流就规划有600多处引江调水工程，全国有数千个调水工程。如果每个调水工程投资50亿元，这30万亿元就花完了。
第三种估计办法：泰州是胡锦涛青少年成长的地方，据说小时在城河里游过泳，后来水质污染严重。“十二五”以来，泰州市累计投入约93亿元用于河道水污染治理。中国有多少个泰州这样的地方，需要进行河道水污染治理？
第四种估计办法：张光斗说，三峡重庆库区水污染治理需要3000亿元，中国有三百多座大中型水库的水质不合格，将近一百个大湖泊水质不合格，将近一半河道的水质不合格，应该说30万亿元的水污染治理费用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小结：如果花3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14亿人口都能有符合卫生部标准的干净安全的自来水，那这30万亿元投资就值了。
再谈谈土壤污染治理费用
马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他在2014年9月20日生态文明企业家年会上说，目前全国3.6亿亩耕地被污染，修复需要6万亿元。
6万亿元相当于1995年全国的GDP，听上去很大，其实是大大低估了土壤治理修复的费用。
首先，土壤污染不但包括了耕地被污染，还有工业用地的污染，无论是依然被废弃、还是已经被用作生活或商业用途的的工业用地的污染。工业用地污染的程度远远超过耕地的污染。
第二，3.6亿亩耕地被污染，相当于18亿亩耕地的五分之一，比官方公布的六分之一已经有所增加，但是还是没有包括所有的被污染的土地。中国一半以上的地表水被污染，四分之三以上的地下水被污染。当地下水被污染时，耕地一定被污染，当用污染的地表水灌溉农田时，耕地也被污染。
最后，6万亿元被3.6亿亩污染的耕地一平分，每亩修复费用只有一万多元，显然是低估了修复费用。根据德国鲁尔区土壤治理修复的经验，修复费用将十分昂贵。
笔者估计为36万亿元。
最后谈谈空气污染治理费用
在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和空气污染治理中，空气污染治理比较容易，而且国外有成功的经验，比如二氧化硫排放的减少，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又比如车辆尾气排放的减少，也是有现成的经验。空气污染治理费用为20万亿元人民币。
三项共计86万亿元人民币。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地下水污染，特别是深层地下水污染，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是无法治理和修复的。海洋污染，比如渤海污染，没有一百年的努力，是不可能有所改观的。
十一、结束语
国在山河破，山河破碎的代价是多少？正如郑义所指出的，“我们的生态损失并非百亿级、千亿级，而是万亿级、十万亿几十万亿级；生态损失占GNP之比例也并非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几百；我们十数亿人的大买卖并非赚多赚少，而是大赔，血本无归。”
这个交换是一个与魔鬼做的交易，中国失去了未来发展的潜力。“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