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北京，一名妇女站在被强制拆除的楼房前痛哭(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12月11日讯】禁煤改气的事情，北京花费了大量财力，去补贴市民，还花了几年时间。
河北那么大的省、那么多的人，一年之内就要做到，难度显然更大。
农村那么大面积，管道、炉灶如何能够迅速采购、铺设、安装到位？
气源不足，很难满足突然暴增的用气需求，也能事先预计到。
这样简单的事情，普通人也能想到，为何某些人想不到呢？
为什么他们就敢于夸下海口呢？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不到吗？
显然，不是他们想不到，而是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当今的事情不好多说，我们来看看往年的案例，学点潜规则就明白了。
建国后，高层确立了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战略。
钱从哪里来？从西方借不可能，和苏联借也不多。
中国没有殖民地可以剥削，只能从农民手里拿。
于是，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出台了。
农民不能向私人出售自己的粮食，只能卖给政府。
出售的粮食不能讨价还价，而是低价收购。
中间的价差，就可以拿去投资工业。
这就是前三十年的法宝，工农业剪刀差。
一五计划后工业大发展，本来已经绷紧了弦。
可上面觉得不够快，定下了更高的指标。
一方面抽调更多的人去搞工业，炼钢炼铁。
另一方面，要用更少的人生产更多的粮食。
很多农民就不愿意低价出售很多粮食。
上面就给下面定指标，要求必须完成指标。
收获以后，上面征收完指标数目的粮食，
剩下的，才是农民自己的口粮。
于是，矛盾就集中在粮食征收指标上。
每一级都给下面层层加码，基层不堪重负。
大队书记知道本村实际情况，不愿意多征。
上面的领导就千方百计诱导乃至使用其他手段。
这时候，有的大队书记看出上面的意思来，
就表态说，他的村子可以多征一些。
上面对他赞不绝口，立为典型，大力宣传，并且对其他大队书记说，某村可以，你村为什么不可以？是不是太自私落后？是不是不能识大体顾大局？即使不能达到XX的水平，那也该提高一些吧？
于是，每个村子的征粮指标都提高很多。
这时候，很多地方开始放卫星。
我亩产百斤，你亩产千斤，他亩产万斤。
粮食产量可能一两年就暴涨这么多吗？
显然上面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上面是不会主动戳破谎言的。
你不是能亩产万斤吗？
那我征你五千斤粮食，剩下的你也够吃。
于是，很多地方都征了过头粮，
拿走的多了，余下的粮食就不够吃了。
这就有了那三年大饥荒。
62年的大会上，各省各部做检讨。
湖北说，1958年，湖北粮食产量只有197亿斤，却谎报为450亿斤，“粮食多得放不下”，给全国带了浮夸风的头。
河北、山西、广东等很多省份都做了检讨。
冶金部检讨说自己定的钢铁指标太高，挤占了农业的劳动力。
外贸部检讨说自己没搞清楚情况，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
水利部检讨说自己定的指标太高，让太多人去修水库。
大家都是被逼无奈，大家都有错，法不责众嘛。
所以，这些人都顺利过关，没有被影响。
问题比较严重、比较突出的两个省是安徽、四川、河南等。
安徽曾希圣前前后后的经历很耐人寻味。
起初，安徽副省长张恺帆敢说真话、为民请命、赈济饥民，
反而被曾希圣处分，这是之前。
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死人越来越多，
曾希圣良心发现了，果断转向，努力补救，
冒着丢官的风险搞“包产到户”提高种粮积极性，很快恢复了粮食生产，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
粮食问题解决后，上面暗示他把“责任田”改回去。
曾希圣没有同意，结果在62年的大会上被批判被免职。
批判的理由很让人尴尬：
不是因为安徽之前问题严重，要他负责任，而是指责他搞责任田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
其实就是嫌他半路甩锅了呗。
四川的李井泉就比他聪明多了。
四川的问题最严重，但他毫发无伤。
因为他在其他省份缺粮、中央着急的时候，
被某人夸奖为“是上调粮食表现最积极的”。
这样的积极程度，上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某人曾善意地批评他，
“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
李不但毫发无伤，还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曾成为李的下属，出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曾和李的故事，发生过太多太多次，
于是，那些人们，不得不吸取教训。
不过话说回来，后来李曾都没什么好下场，
十年期间，他和河南的吴、甘肃的张等人，
被愤怒的红卫兵们不远万里、抓回去批斗。
只是，铁肩担道义、舍得一身剐、站出来讲真话的彭德怀等人，如今还有几个人知道呢？
既然我们如此对待英雄，
就不要怪，在危难时刻，
没有英雄出来为我们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