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网络图片）
在中国西北的河西走廊西端，矗立着一座“东方的卢浮宫”，她就是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史载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僔的和尚手执锡杖西行至三危山，忽见金光灿灿，形状如千佛闪耀。他随即悟到这是佛在点化，应在这里筑窟造像，广传佛法。于是，乐僔和尚凿建了第一个洞窟。此后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禅师从东方而来，在乐僔的窟旁又开凿了一个洞窟。自此之后，敦煌历经千年，营造不绝，到唐时便已有一千余龛。
虽然到了近代，洞窟中的不少壁画、彩塑、数千本经卷等被几个西方人以低廉的价格“买走”，令人叹惋，但留下的壁画、彩塑、经卷等，仍在向后人诉说着其昔日的辉煌。
躲过文革劫难
由于地处偏僻，更由于当时身在敦煌的工作者的默契，敦煌莫高窟侥幸躲过了文革浩劫。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的樊锦诗，从大学毕业后，就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她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莫高窟躲过劫难的原因。
樊锦诗刚到敦煌研究所工作，就赶上搞了两次“社教”，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第一次“社教”还在敦煌，1963年，为期一个月。第二次“社教”樊锦诗就被派去河西走廊中部——张掖市山丹县。“从1964年的秋天，到1965年的夏天前后一共十个月。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能搞出什么研究来？搞是搞了一些，但是现在反过去看，肯定不行。”樊锦诗总懊悔光阴被耽误，自己没有在考古专业上做更多。
“社教”刚刚结束，文革就开始了，敦煌研究所里的工作整个都停了下来。但是幸运的是，敦煌的文物得以保存。据樊锦诗介绍，一个原因是中央有保护敦煌的指示，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敦煌研究所里的人，虽然派系不同，虽然也有武斗，但“保护敦煌文物的心，是一致的”。
而奉命来此的红卫兵也只是走走过场，贴贴大字报。这与文革中的曲阜孔庙，被一拥而上的数百名红卫兵扫荡，石碑石像被拉出来，断头腰斩、开膛破肚，还是截然不同的。在樊锦诗看来，在那个年代，研究所不管是发声者，沉默者，施加者，承受者，走向错轨的，有过大非的人，都共同守护了敦煌。这至少说明，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些人对祖宗的遗产有着敬畏之心。
然而，守护敦煌的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坚定的守护者常书鸿
1935年，一个学习绘画、名叫常书鸿的年轻人偶然在巴黎看到了六卷本《敦煌图录》画册，惊异其瑰丽，伤怀其默闻，因此决意回国，从此成为了莫高窟最为坚定的守护者。
回国之后，常书鸿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但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支持下，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当年，他即赶赴敦煌。
当常书鸿抵达敦煌的那一刻起，伴随他的不仅是黄沙漫舞和狼风狂啸，还有经济上的拮据和生活上的诸多困难。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然而，莫高窟所展现的魅力，以及对艺术的热爱，对敦煌的热爱，让他克服了所有困难。
可惜，由于政局不稳，财力紧张，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研究所，大部分人因此选择离开了莫高窟，但常书鸿却留了下来，因为敦煌是他的生命。此时，妻子无法再忍受敦煌的寂寞和困苦，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了两个孩子给他。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动摇常书鸿守护敦煌的赤子之心，他还是选择了坚持。
中共建政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任所长。在几十年守护敦煌中，常书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敦煌上，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还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
“常书鸿，他死了”
1966年文革爆发后，“破四旧”的风潮也刮到了敦煌。由于有中央的指示，敦煌得以幸免，但守护敦煌的常书鸿等人却没有摆脱受迫害的厄运。常书鸿不仅被打为“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卖国贼，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
因为名为“卖国贼常书鸿罪行展览”在酒泉展出过，是以河西地区早已是无人不晓的这个名字更加远扬了。可以说，文革中，常书鸿的身心均遭到了巨大的伤害，他时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站立，腰椎还曾粉碎性骨折。
从《读书》2008年第一期萧默撰写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常书鸿的境况。
1968年秋，曾是常书鸿下属的萧默“押解”腰椎粉碎性骨折的常书鸿去兰州看病。在内心深处，萧默十分敬仰常书鸿，他就是在看了常书鸿写的《祁连山下》才前往敦煌的，因此暗中对其尽量照顾，并帮助他配了钢背心。
在前往兰州的火车上，同在卧铺车厢的几个陌生人当得知他们来自酒泉，便开始询问常书鸿的情况。萧默否认自己认识常书鸿，那几个人便直接询问常书鸿。几番否认后，常书鸿声音很大的、斩钉截铁的、激愤地喊道：“常书鸿，他死了！”此时，一滴老泪，从他紧闭的眼角顺着脸颊流下。能让他喊出如此决绝的话，中共害人不浅！
听到这令人心颤的喊声，几个陌生人沉默了，但面色凝重，久久地凝视着躺在身边的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们心目中的常书鸿与这位老人联系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沏了一杯茶，送到常书鸿面前，请他喝茶，并且轻声加了一句：“不管怎么样，一定请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公道自在人心。
劫后余生
1977年，常书鸿被“平反”。1982年，业已过了古稀之年并守护了敦煌五十年的常书鸿回到了北京。晚年撰写了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对于当年的经历，常书鸿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1994年6月，常书鸿去世，享九十天年。
结语
2015年，萧默出版了《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讲述了敦煌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写道：“我在敦煌52年，不知从何说起。还得说这些老先生。常书鸿先生，‘书’是书本的‘书’，‘鸿’是鸿雁的‘鸿’，71年前他……”。如果没有十年荒废的岁月，常书鸿先生应该发表更多的论文，临摹更多的壁画，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财富。只是人生没有“如果”，这笔账理应算在中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