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哲妻子李净瑜（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看中国2017年5月25日讯】“很不幸的，西方有些人选择相信它所维系的假象，但我们实在不该认定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法律服务的对象不是人民，是共产党
3 月 24 日，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抵达广州机场准备搭机返回澳洲，结束他为期 20 日的学术访问。长期关注、研究中国人权问题，他在当月 4 日入境中国，为中国人权律师的情况收集相关资料。冯崇义表示，他在入境期间，一直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心”，时不时会找他谈话，并追踪他的行踪，但他不以为意。
为了学术研究，这已经不是冯崇义第一次与中国国安部交手，对于不定时的跟踪与问话，他习以为常，认为这些都只是“例行公事”，然而当他于 3 月 20 日离开云南昆明抵达广州时，情况变得有些不同，不但国安警察找他问话的频率增加，过程中间还“高规格”使用测谎机，这令他有些不安，所幸旅程已接近尾声，他按照原定计划到达机场，却发现他已遭到限制出境。
面对边检人员的拦阻，冯崇义感到担忧和愤怒，且无从得知具体原因。他猜测，也许是他对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人权上采取的高压政策所做出的批判，引发高层不满（冯崇义从不避讳他对中国镇压维权人士的手段感到反感，也经常公开撰文批评；去年“709 抓捕事件”满周年，他甚至高调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指他主政以来，非但没有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宪政转型，还大开历史倒车）（注一），又或者他关注人权律师的学术研究惹恼了当局。
无论原因为何，无法离境成为既定事实。当中国政府欲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它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不能离开广州，我哪里都去不了，”冯崇义说。“我与他们争辩，想厘清他们基于什么法源限制我出境，他们回答，我涉及了危害国家安全，那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他强调，作为一名学者，他应该享有应得的学术自由。“他们不但违反国际规范，甚至也违背了中国自身的宪法精神；我并没有犯法，是他们犯了法！”冯崇义义愤填膺的说，可是改变不了他的状况。长期研究中国人权问题，此刻他第一手体会：这个国家的法律服务的最终对象不是人民，而是共产党。
用自由换取安全──近代史的余悸犹存
每当谈及对岸领导人习近平，至今我还是会经常口误，称呼他为国家主席，然而在中国，大家习惯称他为“总书记”。起初我不明白原因，毕竟对我来说“国家主席”理应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不应该用矮一级的头衔称之，但后来我发现，中国共产党才是对岸最高的权力机关。在党大于政府的文化下，自 1982 年中国废除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后，总书记成为国家的实质掌权者。
换言之，有别于一般民主国家的认知，党在中国是至高无上的，就算到了中国紧紧拥抱资本主义的 21 世纪，这样的结构依然不曾改变。然而一个政党如何在自由人本主义横行的世界里合理化它的存在，让国家，乃至于人民心甘情愿被一个特殊阶级统治？
也许理由应当追溯到清末民初的中国，面对土地被世界列强瓜分，再加上长年的对外抗战与内战，中国人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屈辱，导致全体国族严重的精神创伤，结果不只培养出世代传承的先天性自卑，更设定了一种“卧薪尝胆”的怪异情结──中国人必须忍受苦难，甚至以自残的方式求进步，才有可能向世界讨回公道。
我想，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中国人选择与共产党妥协。
挪威学者斯坦‧林根在《完美的独裁》中解释，共产党将自己诠释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监督者，可以指导中国走向安定和力量（注二）。而这样的想法并非只是共产党的一厢情愿。在与许多中国人的对谈当中，我发现民间对共产党的猜疑与否定是一种常态，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几乎有一个共通的信仰：唯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
为了稳定，人民纵容了专制的不完美，压抑住反抗的情绪，用自由换取安全。于是，“列宁的遗教”在中国的土地上阴魂不散，以父母的形象继续指挥着人民，利用的无非是中国人对近代史的余悸犹存，并承诺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中国才不至于重蹈覆辙，走回分崩离析、不堪回首的过往。
“中国梦”复制“美国梦”，成政治最高指导原则
而有一段时间，共产党也确实履行了他们的承诺。
1 月 27 日农历年除夕，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照例播放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简称“春晚”，是中国人每年过年必看的电视节目。据官方估计，每年平均有 6 亿名以上的观众收看。虽然春晚一直广为各界诟病，内容充满教条式表演和政治宣传，收视率每况愈下，但每年的舞台设计却仍越做越铺张。
今年春晚首次以多舞台的形式呈现，除了北京的主舞台以外，还分别在上海、广西桂林、黑龙江哈尔滨和四川凉山设置舞台，且布置极尽奢华之能事，不但哈尔滨的舞台是一座溜冰场，四川舞台还干脆把人工湖搬上台，令人咋舌。然而，这一切并非为奢侈而奢侈，春晚的奢华是一项宣言，它要向人民证明共产党掌权的中国正迈向强盛。
1978 年，中国开始推动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型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从 90 年代开始经济以倍数成长，每年 GDP 成长率高达 10% 以上。如今，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开始打造属于它的品牌。
2012 年 11 月 29 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展览时首度提及“中国梦”的概念，并在隔年的就任宣言中重申其重要性。自此，中国梦不再是大国崛起的依附词，通过习总书记的金口，它蜕变成一个具体、必须实践的最高指导原则。
对内，它的标语开始淹没各大城市看板，充斥在乡村的土墙红砖上；对外，《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横向政策相应而生，企图展示中国的强势崛起，同时努力向世界兜售“中国”品牌。
美国梦的诞生为大国人必须做梦这件事开了先例，如今中国也依样画葫芦。无论它是不是一个复制品，或者与西方列强分庭抗礼的象征符号，但它确实描绘一幅富丽堂皇的愿景，然而在那样光鲜的外表之下，中国正缓缓走入险境。
“没有红萝卜，我们就用更多鞭子！”
近年来，中国经济放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但 GDP 成长率逐步下降（官方预测今年成长率约在 6.5% 左右），随着劳资上升，中国已告别过去世界代工厂的身份，面临不得不转型的压力。不过，经济成长衰退还不至于严重打击一个社会，倒是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安定的不定时炸弹。
据了解，在世界上 25 个人口数最多的国家当中，中国有仅次于南非和巴西的贫富落差──人口当中最富有的 1% 就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而人口当中最贫穷的 25% 仅拥有全国 1% 的财富，俨然天壤之别（注三）。
经济衰退和贫富差距一直是每个国家社会动荡的根源，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当统治者不断以成长取信人民，作为统治正当性的来源，民众在经济上的不满终将化作对统治者的否定。冯崇义表示，中国正走入一个恶性循环，由于长年拥护“权贵资本主义”，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作更强烈的反抗力道，而政府的应对方法是：没有红萝卜，我们就用更多鞭子！
2015 年，中国政府针对维权人士（注四）展开了全面性的逮捕行动，由于发生在 7 月上旬，又称“709 抓捕事件”，至少有 248 名律师和相关活动人士遭到逮补（注五），其中有不少人在被羁押的过程中遭到不合理的对待，甚至连他们的家人都受到警方的监控、骚扰，甚至被限制行动自由。
根据中国人权报告指出，这样的情况在 2016 年依旧明显，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敌意达到新高，从前放任活动的人员，现在一一被打入大牢（注六）。
国际特赦组织则表示，除了公然逮补之外，由于当局经常利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做法，强制羁押嫌犯，时间可能长达半年之久，被羁押期间他们无法与外界联络，也不能会见律师，于是“被失踪”的案例也越来越多，范围扩及港澳，其中甚至包括外国籍人士（注七）。
“被失踪”的李明哲
3 月 19 日，曾担任民进党党工，现任台北市文山社区大学学程经理的李明哲上午搭乘飞机，由桃园机场飞往澳门，计划从拱北口岸进入广东珠海市访友，然而到了预定抵达的时间，在海关出口等待的友人却迟迟不见李明哲出关。热心的友人立即用通讯软件与在台湾的李明哲妻子李净瑜联系，但李净瑜也不清楚丈夫去了哪里。
多次尝试与丈夫联络未果后，李净瑜当日下午向海基会提出协助请求，但海基会以不能违反《个资法》越权替家属报案为由，请李净瑜自行与对岸机关联系。在迂腐的规范下，李净瑜无可奈何，只能亲自致电珠海国台办办公室询问丈夫下落，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李明哲没有被公安逮捕或投诉的纪录。”李明哲自此下落不明。
深知丈夫长期关注对岸人权状况，李净瑜立刻考虑到他被国安单位扣留的可能。3 月 24 日，李净瑜召开记者会，希望中国政府能尽快给她一个答复，不过消息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中国方面却静得很，丝毫没有回音，直到 3 月 29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才在例行记者会上首次证实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此次事件也是继 2012 年“钟鼎邦事件”（注八）之后，再度有台湾人在中国境内遭到关押。
为了进一步了解状况，我尝试与李净瑜联系，她在电话中表示因受限于行程，只有隔日下午的时间能够接受访问。我猜想她是否要再度尝试进入中国，但又觉得可能性不大（就在李净瑜日前公开宣布要到中国救夫之后，中国政府已经注销她的台胞证），于是我决定不深究，打定主意见到本人后自然会得到答案。
我们援助震灾灾民，为何对“政治灾民”无动于衷？
周六下午，我们相约在位于汐止的施明德文化基金会见面，这也是李净瑜长期工作的地方。作为一名 NGO 工作者，李净瑜致力于台湾转型正义，多年来关心《国家档案法》修法，希望能有朝一日能揭露当年白色恐怖的全貌──这场仗他们打了超过 10 年。
她与丈夫李明哲堪称社运情侣，两人因参与社会运动相识，如今他们“男主外、女主内”，李净瑜长年为《档案法》奔走，李明哲则因外省第二代的背景，会不时关心对岸的人权状况。
究竟李明哲为何遭到中国国安单位的注意，李净瑜也是在事件发生后才有全盘性的了解。她指出，一方面由于中国资讯封闭，李明哲会定期透过通讯软件向友人开课，传授台湾的民主经验，另一方面，李明哲会向友人寄送在中国境内遭到查禁的书籍，包括《当代政治思潮》、《政党与选举概论》、《比较选举制度》等。
表面上，李明哲因举办民主国家普通的读书会而遭到中国无理羁押，然而再深入了解后，他的行为确实可能触碰中国的敏感神经。
李净瑜指出，李明哲除了希望能尽微薄之力来满足中国公知“知”的权利，他同时还加入援助中国维权人士的行动，透过转卖“禁书”的收益成立公益积金，针对维权人士的家属，或是因维权行动而受伤、遭禁的人员进行人道救济。
李净瑜相信，中国正是为了取得这个组织的名单才羁押了李明哲，但并不能因此就合理化他“被失踪”。她表示，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李明哲的下场是自找麻烦，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但四川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台湾人会慷慨解囊援助灾民，何以面对中国的政治难民便无动于衷？
李净瑜认为，李明哲做的工作无非是启蒙，同时在合法的情况下对遭受政治迫害的的人伸出援手，到底何罪之有？
“中国逮到了一对好傻好天真的人，我们就好傻好天真的走下去”
谈到丈夫的仗义之举，李净瑜直言她很骄傲，语气中有认同，更有崇拜，也正因为彼此相知相惜，她知道李明哲不会接受因强权的压迫而有所退让。她表示，她今天大可以带着李明哲的电脑到对岸去赎人，但那绝对不是李明哲想要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李净瑜顿了顿说，“如果李明哲到那一边，什么料都爆了，我们不会走到这一步。”
事件发生后，李净瑜选择用“正道”的方式正面迎击，排除使用非正式的管道，也不打算交出中国政府想要的资料。然而她清楚知道不愿妥协的后果，将可能为丈夫增添皮肉上的苦痛。
“我知道他在撑，”她说。“我没有天真的认为李明哲被关进去会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近日，前年被中国政府收押的知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终于获释（注九），两年的牢狱生活令他身材削瘦、白发苍苍，像足足老了 20 岁，更让李净瑜忧心李明哲的处境，但她不能因此弃守丈夫的尊严和信仰。
“我不能用任何违反他想法的方式营救他！”她说。对于外界的不解，甚至质疑她藏有政治意图，李净瑜只淡淡的说，他们不是比较勇敢，只是对人权、自由和民主有更强烈的信仰，换句话说就是更傻、更天真。“（如果）我们（NGO工作者）都做不到的话，台湾怎么办？”她用一种半自嘲的口吻说，“中国逮到了一对好傻好天真的人，我们就好傻好天真的走下去。”
最后，我问她这么做是希望得到丈夫的肯定吗？李净瑜回答，“这不是一种取悦，他在做他相信的事情，我在做我相信的事情。他不需要肯定我。我懂他，他懂我。（如果）两个不是傻子，不会在一起，早就断了。我当然知道他在里面每一刻都是煎熬，我也得加快我（寻找）国际援救的脚步。无论是哪一个地方，我都必须赶紧行动。”夹在救援和守护丈夫中间，李净瑜明显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
周日上午，我收到李净瑜的来电，除了不断叮咛我不能在文章中透露“公益积金”的细节（虽然她实际上没有跟我说太多），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连累中国的维权人士之外，她告诉我她即将启程前往美国，寻求美国国会的支持与帮助。
我试图安慰、鼓励她，但支吾其词，一时在脑海中找不到任何合适的字眼，我感到无能为力，只能祝福她一切好运。再过 3 天，李明哲就“被失踪”满 60 天了。
冯崇义回家了，但有更多人在等待，被看见
4 月 2 日，雪梨国际机场的入境大门，有不少媒体翘首等候，他们巴望着走道尽头，等待主角出现。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名发线略高的华人推着行李车走入他们的目光。历经一周的软禁，冯崇义终于安全返抵澳洲国门。他兴奋的朝媒体挥手，与朋友们拥抱，享受重获自由的滋味。
也许是受惠于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才结束访问澳洲的行程，或是当真受到国际舆论压力的影响，冯崇义很幸运的在短时间内就获得释放。当然，具体的原因没有人知道──强权可以毫无理由的羁押，自然也可以毫无理由的释放。透过电话，我问冯崇义被国安人员问了哪些问题，他不愿透露，表示他已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保密协议，仅强调中国的维权活动面临新一波的困境，此次遭到软禁更印证了他原来的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开倒车。
“不过，有没有可能只是当地的国安人员为了抢功而鲁莽行动呢？”我问。
冯崇义表示，此次事件确实有可能是低阶国安人员为了立功而为，但这样的结果是由上而下的，尤其中国政府近年来强化了管制政策（包括去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和年初刚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都在在显示政府欲打击维权活动的态度，而国安人员的高压手段正是来自于这些法律基础。
而面对越来越压缩的环境，我问冯崇义是否感到害怕。对此，冯崇义表示，他确实会担心，但没有任何事情改变，他依然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依然坚持学术自由，他也计划在不久的将来重返中国继续他的学术访问。
“我不会感到害怕，因为相较于我访问过的中国人权律师，我的经验根本是小巫见大巫。”
具有澳洲永久居民的身份，冯崇义比其他人更幸运，能获得更多的国际注目，取得与中国政府更大的谈判空间，然而在中国境内，许多人没有这么多资源，只能与当局硬碰硬。他们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在中国的假面之下，耐心的等待，被看见。
注一：冯崇义（2016）。震动世界的“709大抓捕”一周年感言。
注二：斯坦‧林根（2017）。完美的独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北市：左岸文化，p.137。
注三：Gabriel Wildau, Tom Mitchell (2016, January).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world’s worst. Financial Times.
注四：维权，特指中国2000年代威权体制改革开放下形成的，为公众利益及个人权利进行诉讼的文化，范围可能包括人身损害、土地纠纷、医疗事故等民事纠纷（见注六），所进行的行政及司法诉讼。维权也包括对政治异见者的基本司法诉讼权利辩护及行使。
注五：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7).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16/17. p.15.
注六： Human Rights Watch (2017). World Report 2017:China.
注七：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Peter Dahlin)因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去年遭中国国安人员秘密拘捕达三周，最后释放并驱逐出境。
注八：台商钟鼎邦因协助中国境内法轮功学员，于2012年遭到中国关押长达两个月，最后获释。
注九：李和平，中国知名人权律师，曾在 2007 年为法轮功案件辩护，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遭中国公安部逮捕，已于今年 5 月 9 日获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