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5月1日讯】近来读抗战史，武汉会战一节，有大量关于疟疾的记载。当时国军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回忆道：
“长江秋季阴雨霏霏，沿江地区湿气甚重，久战疲惫之部队体力衰弱，易受外感，因而疾病丛生，尤以鄂东地区之恶性疟疾为厉。凡被疟虫咬者，体温忽寒忽热，有高达摄氏四十余度者，盖疟虫于体内破坏红血球，致小便便血，轻者不能行动，重者即不支而死。各部中虽多有患此症者，然以曹福林部最为严重，患者几超过全军之三分之一，此类患者即失却作战能力，其损耗之大，较与敌激战伤亡为尤甚。”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也在当时的战报中如是说：“据刘（汝明）军团长报告，现每团仅剩二三百名，合共不过千余人。查该部原来人员不足额，兼之疟疾流行，病兵已占三分之一。”
白崇禧、李品仙二人对疟疾深有体会，还因为他们自己就得了疟疾。白崇禧在口述自传中回忆道：“战区长官部自余以下，患此病者亦为数不少，武汉会战开始后之第三个月，我忽感体温无常，初时我尚不以为意，继而体温超过摄氏四十度，几近昏迷状态，虽大量服用奎宁丸，亦毫无效果，所幸平时身体强健，仍勉强指挥。委员长蒋公在汉口闻知，特派军令部次长熊哲民兄偕医师至浠水探视，经服用恶性疟疾之特效药阿特布林，始日渐痊愈……”
日军也不例外，武汉夏日的高气温和疟疾造成的高体温，同样使他们痛苦万分，部队严重减员，疟疾造成的伤亡甚至超过了作战。
这是1938年发生于中国战场的事情。3年后，美国参战，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美国事先准备了大量的奎宁，却不料日军迅速进军南太平洋，控制了爪哇这个奎宁的主要产地，同时也就控制了全球95%的奎宁。（需要补充一句，奎宁是金鸡纳树皮的提炼物，这种植物原产地是南美，二十世纪初叶主要产地变成爪哇。）结果，太平洋地区盟军疟疾爆发，死于疟疾的人数是死于战斗人数的四倍。按麦克阿瑟的话说，他的部队三分之一正在得疟疾，三分之一刚从疟疾中恢复，只有三分之一能战斗。美军储备的奎宁很快用光。巴丹半岛的美菲联军就是因疟疾横生而军无斗志，加之弹尽粮绝，只好向日军投降，从而成为美军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大投降事件。
菲律宾巴丹半岛七万被围美菲联军投降，主要原因之一是疟疾爆发
事情还没完。疟疾继续横行太平洋战场，无分正义与邪恶之师。据资料显示，东南亚的盟军的60%得了疟疾，70%的澳大利亚军人患疟疾，1942年在瓜岛之上的美军无一例外患疟疾。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南太平洋美军疟疾发病率为千分之四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在战争期间得了四场疟疾。死亡数字呢？在非洲和南亚死于疟疾的美军有6万人。
日军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控制了全球奎宁原料，但日本的化学工业跟不上，一样缺奎宁，以至于因为疟疾丢了瓜岛战役。
盟军用完了储备的奎宁后，便开始使用一种替代药物阿的平，效果也不错。但是副作用很大，而且吃了全身皮肤变黄，因此部队十分抵触。后来服用阿的平成为一条强制性军令，无论官兵，排队喂进嘴里，但还是制服不了疟疾。追查的结果，是大量使用奎宁一二百年后，抗药性疟原虫出现了。后来，美国科学家对上万种化合物进行了抗疟筛选，又发现了一种叫氯喹药物最好，其效果比奎宁高许多倍。氯喹的成功推广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疟疾可能会像天花那样被人类征服。
十来年后，人们在南美的哥伦比亚和东亚的泰国相继发现耐受氯喹的恶性疟原虫。1959年越战爆发，这种耐药性疟原虫也借助于战争广泛传播。美国卷入后，全面封锁了北越向南进攻的交通运输线，迫使北越在丛林中开辟了“胡志明小道”。大批军人和民工在蚊虫猖獗的丛林中生活，使耐药性恶性疟疾发展到不可控制之程度。有记载说，经过一个月行军，北越的一个1200人的团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战斗；有一个113人的连队，死于战场上的有11人，死于疟疾的则有23人。美军和南越政府军也一样，恶性疟疾逐年增加。疟疾造成的伤亡再一次超过战场。越战三方都遇到了另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耐药性恶性疟疾。
为因应战争急需，美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药物筛选，一共筛选了25万种，终于找到一种新药，叫甲基氟氯喹。等到1975年投入使用时，越战都结束了。
越战期间，“胡志明小道”聚集大量人员，导致疟疾爆发
北越则求助于后台中国老大哥，毛泽东亲自拍板：疟疾高于一切。中国虽没有美国那么大的实力，也倾全国之力，在两年之内筛选了4万多种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提取液，但一无所获。后来中西医结合，用西医植物提取的方法，提炼出神奇的青蒿素，副作用小，对疟原虫的杀伤范围更大，对当时危害越南战场的耐药性疟原虫一样有杀伤作用。青蒿素在越战后期投入使用，使北越的恶性疟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可惜的是，青蒿素一直被列为国家机密，多年后才普遍使用。再加上提炼过程复杂，价格昂贵，等到国际组织终于开始花大钱为贫穷国家购买复合青蒿素的时候，疟原虫又产生了新的抗药性。到2007年，复合青蒿素已经对30%的疟疾病例无效。各种迹象表明，和其他抗疟疾药一样，耐青蒿素的疟原虫已经出现。
青蒿素的发现者屠呦呦晚年获诺贝尔医学奖（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纵览中国）
简而言之，从奎宁、阿的平、氯喹直到青蒿素，人类为了根治疟疾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每一次新药物的发现，都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但随即又催生了新的抗药性疟原虫。这一场斗争远未结束，而且似乎看不到胜利的前景。
二战期间，美国还做了一件事：大规模筛选杀虫剂，消灭疟疾和伤寒的中间传播者蚊子，发现DDT效果绝佳。除大量投放于战场，全球各国均开始使用。不仅疟疾病例奇迹般下降，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粮食产量也成倍增长。尽管生态学家提出了警告，但人们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灭蚊将取代各类药物，最终扑灭疟疾。一度相当热门的疟疾专业开始冷落，疟疾学家纷纷转向。有人开玩笑说，在灭绝疟疾之前，疟疾专家先被DDT灭绝了。1962年，蕾切尔・卡森出版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书中重点揭示了DDT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作用。卡森在书中做出了准确的预言：即便继续灭蚊，也无法达到消灭疟疾和黄热病的目的，因为蚊子会产生抗药性。果不其然，抗药性的蚊子出现了。
《寂静的春天》粉碎了因为DDT而出现的科学迷信，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在这种新思维影响下，各国相继禁止使用、禁止生产DDT。问题又出现了：疟疾病例陡然回升。从《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1963年算起，6年之后，斯里兰卡从18例升到50万例，印度从5万例上升到1百万例，中美洲从7万例变成12万例，阿富汗从2300例变成2万例。时至今日，每年全球的疟疾病例在3亿到5亿之间，死亡人数在1百万人到2百万之间。——一切似乎回到了原点。
人类与疟原虫斗争的历史隐含了一个永恒的渴望或永恒的疑问：人类可能一劳永逸地消灭疾病吗？
即便可能，人类也无法超越大自然及其基本限制，为所欲为。人总要谦卑地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
即便不可能，渴望和奋斗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生而为人，总要为着爱与同情去根除“这一个”疾病。而且，至少获得了一次成功——几乎与人类文明共生的天花就终于被扑灭。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庄严宣告：“考虑了世卫于1958年启动、1967年强化的扑灭天花行动的发展与成效后……我们在此宣布：人类经已摆脱了天花的纠缠——一种自文明初启便导致数以万计人死亡、失明、毁容的疾病；一种在10年前仍肆虐亚非与南美的疫症。”
在战场——疟疾——奎宁与青蒿素——蚊子与DDT——被扑灭的天花和不可征服的自然这一切的背后，似乎潜藏着一个永恒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