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寻墓方后高尊师的故事（上）〉一文
茆：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没有任何过错，就这样死于非命！究竟是谁之过？听说一付薄皮棺材短短的，连腿也伸不直。
方：棺材是我找难友木工焦山长连夜钉的。我先找到农场领导，拿着批条找到焦山长。焦是位热心真诚待人的人，急忙四处找木料。场里确实存有几方大园木，焦说那是准备盖马厩用的，谁也不敢动。就四下找木板，长长短短厚薄不一的板料找了一堆，勉勉强强拼凑成一付薄皮棺材。可惜短了，不到一米六长，而李老师身高在一米七以上，入殓时真费了很多事。头是低着的，两腿是蜷着的，还是一付低头认罪，两膝下跪的姿式。真的对不起老师了，不过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也算入土为安了，总比曝尸荒野，任狗啃狼拖好吧！
茆：也亏得这个特殊的姿式，二十多年后，你才和师母一起，从一片荒芜的乱坟岗上，找到了老师的遗骸。当时也未通知家属吧！
方：还不是和你们赵家岗作业区一样。死个把右派，和死个小猫小狗，没什么区别。当时的说法是避免扩大影响。给老师装殓时，我还是把他最珍爱的一件皮背心给穿上了，使他在另一个冰冷的世界里，胸前多一点暖气。
茆：真难为你了。听说你还为老师立了个碑，为这事还开了你的斗争会。
方：家属未来，中国历来有师徒如父子一说。那时形势十分严峻，农场四周每天都有农民饿死，农场的口粮正日渐减少，今天李信鹏饿死了，下一个还不知是谁？我们那时还是单身，那一天走了，除了父母哥姐，没人为我们牵挂。而李老师是有家室的，他的老婆孩子总有一天，要来寻找亲人。我要活着，还能帮帮忙，如果我也饿死了，谁还能记得这块墓地呢？说立碑是夸大了，我只是在山上找到了半块字迹已经漫漶了的残碑，就是一块大一点的石头，没工具，就用一根大铁钉，凿成几行字，因为不知道李老师生年，只凿了：殁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李信鹏老师之墓学生方后高立。记得刚把石碑埋好，当天晚上就开了全作业区的批斗大会。说我为右派分子树碑立传，阴谋反攻倒算，是一本变天账，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但要把我批倒批臭，还要对我加重处理，以杀一儆百！那万炮齐轰的火力，一下就把我打懵了，什么加重处分，不就是送劳教劳改吗？这个作业区已经送走了好几个了，听说很快就饿死了。我要是也被送去，还有我的活命吗？我才二十几岁呀——想到这里，我全身冒冷汗了，腿肚直打颤。那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要是想到了，借个胆子给我，我也不敢！不能老师饿死了，再搭上我这个学生。
茆：是君子徐毅给你解的危吧？
方：是的！在大批判中发言的，都是在落井下石，有管理人员，也有所谓的难友。能明哲保身不说话的，已是很难得的了。其实，当时和现在我都不恨他们。都是运动作的孽，谁都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就得随着大流走，轮到我算我倒楣，恨谁也没用！那里想到在这种气氛下，居然还有难友为我说话！徐毅当时只说了几句话，语调平和，声音也不高，但全场马上肃静下来了。徐毅说这是件平常的事，方后高又没有说他永垂不朽，又没有说他有什么丰功伟绩，称李信鹏为老师，自己是学生，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说错。石头上凿几个字只是个记号，免得以后家属来找不到地方。依我看没什么错！徐毅这么一说，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同主持批斗会的人，在这样常识性的浅显道理前，都无话可说了，匆匆收了场，我当然松了口气，心中对徐毅的感激与崇敬，一时不知怎说才好。
茆：你和徐毅平日不怎么熟吧！
方：我们不是一个生产队的，平日很少打交道。但我们知道他是13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的红小鬼。知道他是反赫鲁晓夫划的右派，知道他正直正派敢说敢当，连管理干部也有点怵他。平日我们就尊敬他，这件事之后，我们就视他为君子了。他一直身体不好，患过肺结核，听说曾因大咯血，住在你们科里，现在还好吧？
茆：我也有几年未见到他了。他是在宣城县副县长位子上离休的。还住在宣城，身体还好。他是个豁达的人，曾开玩笑说，他反右之前就是副县，离休时还是副县。从做官角度看，他不算是成功人士，但从做人的角度看，他应该是极大的成功。在那种是非颠倒人妖混杂的乱世，作为难友仍能受到他人君子一般的崇敬，不是几句话几件事就能使人信服的。
所以文革初起，我们这批难友之间，有人挑起事端，妄图借陷害徐毅陈炳南等人保全自己，你毅然过江而来，找到始作俑的小张，以非常手段，努力平息难友间的窝里斗。你也不怕惹火烧身？
方：怎么不怕？不过小张有把柄捏在我手里。文革前他有一天到无为来，我俩逛街，在新华书店他看到了郭沫若新出的诗集《百花齐放》。他越看越气，拿起笔在书上写了一通，又放回去了。我当时未留意，不知道写些什么。小张第二天走后，我想想不放心，又回到书店找到那本书，一看吓坏了！原来小张在书中写了几句话：狗屁不通！吹大牛，无耻！
这样的书，要是落到别人手里，还不是铁证如山的罪证？我当时不动声色地把这本书买下了。藏在家人不易发现的地方。未和任何人说起过，因为这只是小张一时义愤，信手写来，其实和我们观点没什么区别，当然我永远也不会告发他。忽然听说小张居然挑衅，要整徐毅和你们这些好友，我疑虑重重，弄不清怎么回事，就过江来找到小张，问他是不是受到什么压力，而致难友相残。我特别提到徐毅，说徐对他一贯是很爱护的，为何翻脸不认人？你猜小张怎么说，他说徐毅真的有问题，说徐多次赞扬于谦，于谦是明代的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那不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吗？我一听气坏了，看不出小张进步可真大，成了真革命派了。我说我不和你辩论，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着我从包里拿出了郭沫若那本诗集，翻到他写评语的那一页。小张一看顿时傻眼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把书往包中一放，对他说你脑子清醒点，这可是白纸黑字，比道听途说管用多了！说罢我转身就走了。这件事你们芜湖的人，没一个知道，我不说小张肯定不敢说。当然，以后运动转移了方向，改斗工作组走资派了。不然真不知道闹成什么样结果。
茆：不说了不说了！说来叫人丧气，我那本书为小张专写了一章，写他我心情是很沉痛的，为什么相濡以沫的难友，会反目成仇，究竟是谁之过？你还是继续说说李老师的故事吧。农场解散你们回到无为，还能经常见到你的师母吗？还谈起过李老师吗？师母提过去寻找墓穴的事吗？
方：回到无为我们日子都不好过。我是摘帽右派，她是右派家属，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偶尔在街上遇见了，也只点点头而已，能说什么呢？更别提寻墓的事了，那叫右派翻天！但是，有一天我突然看见李师母和两个孩子，神情极为亢奋地站在街边，一改多年来灰头土脑低眉顺眼的形象。
茆：那是1979年右派改正之后吧！
方：不！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斗走资派时期。你知道的，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在无为干尽了坏事！饿死了二、三十万人，打了数不清的右派和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为老百姓恨死他了！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和曾希圣一起倒台了，但还是安排他当了芜湖造船厂的头头。老百姓再恨也拿他没办法。文革开始，本来又是一次整人运动，抓牛鬼蛇神呗！那里想到还会有群众斗领导的事，就一个县来说，居然敢把最高的官，抓出来游街示众，真是造反了！无为百姓最想斗的是谁？当然是姚奎甲了！于是几个造反派头头，过江到芜湖来，揪姚回无为批斗游街。这件事在当时也很平常，到处都在游斗工作组和当权派，都在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办事。很多地方也就是走过场，大家心里清楚，共产党的天下没有改变，运动来了，大轰大嗡一阵子，过后谁干啥还得干啥，官还是官，民还是民，乱不得的。可是游斗姚奎甲就不一样了，无为人对他有血海深仇，二、三十万人不能白死，他们的亲属子女还在，他们会忘了这笔血债？几个造反派头头犯难了，他们清楚，如果只开几次现场批斗会，多组织些力量，还能控制局面。游街就不一样了，单县城就有十几万人，四乡八邻一定还会有百姓赶来。大家都是报仇雪恨心里，群情激奋起来，那场面是无法控制的。出了意外咋办，按说无为饿死二十多万人，换他一条命，也没什么了不起，但饿死的人和直接被杀死的人，性质毕竟不一样。再说一项全国性的决策失误，仅追究地方官员，也不是公正的。当时全国到处如此，姚奎甲只是更左一些而已。可是百姓们不会想的那么多，他们只知道是姚当书记，饿死了这么多人，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什么事干不出来！几个头头反复磋商，最后决定用个铁笼子把姚奎甲装进去再游街，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保护。事后证明，果然是好办法，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