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一个党支部，正在召开支部会议。会议从午后开始一直到晚上仍未结束，为的是要从党支部10个左右的人员中“评“出一个右派分子。此时其中一位编辑小便实在难忍，只得匆匆奔向厕所。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几分钟后解手回来，已被“光荣当选”为右派分子。事后，党支部书记很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这是毛主席亲自发起的政治斗争，上级党组织遵照最高指示按百分比交办的任务，不能不执行。只是大家面对面坐着，都不好意思开口把谁划定右派，又无人挺身自荐。正巧你离开一会儿，也就该你倒霉了！就这样，这位中央党报的编辑，度过了20年悲惨的劳动改造生涯。
这是1957年反右政治运动中的一幕。看似笑话，却是事实，是多年前笔者随中国新闻采访团访美时，在飞机上听《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同行讲述的。他就是当年那位倒霉编辑的儿子。
反右斗争时期，这种天方夜谭何止于此。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施伟达又是一例。施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性格内向，平时很少与同学一起谈笑。有一次，一大早跑到党委办公室门口等待开门。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大早就跑到党委来？他回答说：“昨天党委办公室通知我，说是有一个英国宗教代表团来上海考察我国的宗教政策，今天要到复旦来，党委要我一起参加接待工作。以我本人的现身说法，向英国友人介绍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为了避免耽误他们的时间，所以在此等候。”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个行动竟成为他定性右派的罪状。说他对周围群众冷若冰霜，而对帝国主义分子却非常热情，为了迎接他们，一大早就去等待，真是急不可耐！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便可充分证明，施伟达的立场，完全是站在帝国主义这一边的！
新闻记者、在读学生是这样，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也同样逃脱不了被莫明其妙整肃的命运。
抗日名将牟宜之，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已经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照样被打成右派分子。康生亲自对牟宜之的定性理由是：“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就这样，牟宜之被开除党籍，发配到北大荒劳改。
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计500万人。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所以《人民日报》一个10人左右的党支部，按指标要评出一个右派分子，确实不是天方夜谭的事。现在回首，觉得可悲而又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