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关公成为众人心目中的“财神”，可对人们来说，精神信仰才是最重要的。（图片来源：Pixabay）
中国自古就有将道德诚信作为信仰的诉求，比如民间的“关公崇拜”就是对诚信、仗义的“神化”。在只认金钱的社会中人们已不过是把关公敬为“财神”而已，并多将之放在饭馆、餐厅的门堂中供起来，指望着“关老爷”帮助他们赚钱发财，而其原来的价值意义蕴涵却多已被人们所遗忘。
“老人跌倒该不该救”等一些原本并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过去的时日中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中国社会对信仰的关注确实到了该反思、“该补课”的时候了。社会上对信仰问题的混乱认识和复杂态度，充分说明中国在目前社会及思想转型时期的多元状况和看法分歧。
信仰的不统一
有些人认为中国根本就不需要信仰，中国文化的“哲学”性特征和科学理性思维已经超越了对信仰的依赖，—切都可以用哲学理性来说明及解释。信仰在中国好像已经“出局”了！按照这种逻辑，康得所言“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喻指的超然敬畏感和内在约束感，不过是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结合罢了，而中国传统中人们“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感觉也不过是一种愚蠢的“迷信”而已。
虽然这些东西好像看不见摸不着，颇有“唯心”之嫌，但如果没了这些精神追求，确实令现实变得很危险，对文明的延续非常不利。敬畏感是一种宗教情怀，体现出信仰的超越性，并指引、支配着人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法治、秩序等社会规范的重要补充，使法作为社会表层规范、被动及强制要求得到了心之深层考量，人之主动、能动的呼应及支撑。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政党或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很难在思想精神上凝聚在一起共同发展的。而在有信仰的人群中，宗教信仰必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选择。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信仰为宗教所专属，离开宗教则谈不上信仰。这些在信仰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和对信仰的复杂态度，充分说明了我国在目前社会及思想转型时期的多元状况和看法分歧。所以说，在当下中国的话语境况中，我们不仅在宗教认知上尚未达到共识，就是在信仰问题上也缺乏相对统一的看法。
道德与信仰
但我们弘扬道德，若没有信仰的支撑是不能长久的，是走不下去的。当然，对道德的高扬，也可以让相关道德原则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信仰。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将道德诚信作为信仰的诉求，比如民间的“关公崇拜”就是对诚信、仗义的“神化”。钱穆曾指出：“关羽为什么遭受中国人如此般地崇拜呢？正因为关羽有他的道德精神。”他虽然事业未成，而且还兵败被杀，“但无损其道德精神之长存千古。”只可惜关公崇拜在重物质，而没有精神情操的氛围中也出现了嬗变，在只认金钱的社会中，人们已不过是把关公敬为“财神”而已，并多将之放在饭馆、餐厅的门堂中供起来，指望着“关老爷”帮助他们赚钱发财，而其原来的价值意义蕴涵却多已被人们所遗忘。
正是在这种道德及意义危机中，中国人重新开始呼唤道德价值和信仰意义的回归，找寻我们失落的精神家园，如在“离开雷锋的日子”已经很久以后我们又重提“雷锋精神”、重塑“公民雷锋”形象等等。
信仰的分层
在中国文化的理解中，从“‘信仰’二字可以看出，‘信’字从人，信仰问题，是人的言论问题，是人心所向的问题。中国文字的信仰观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言出于心，就是提倡仰慕光明、崇拜太阳的气度和普照众生的精神”。“信仰总是以意识、观念的形态存在，与当下的现实境况存在理想和实际的差距与冲突。”但“正是信仰的存在，才有了其与现实的比照”，信仰故而对于现实有着反思和超越。
人们对于信仰有着不同的理解。一般可将之分为两大类型的认识，一种认为信仰乃为宗教所独有，离开宗教则谈不上信仰；另一种则认为信仰不只是宗教信仰，而有着更为宽泛的蕴涵，因为“宗教并不是信仰必然的和唯一的外化形式”，实际上“信仰是比宗教更为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还有其他（世俗）信仰。
既然如此，人类的信仰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将信仰分成不同层面很有必要。由于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相混淆，及其被放在同一层面来对待，使许多原本十分简单的事情变得极为复杂，本来不应敏感的问题变得极为敏感。特别是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同一体，引起了许多问题，出现了不少本来就不必要的纷争与冲突。目前中国的信仰理解实际上已经走到了这一临界点，其同一层面的认知使宗教问题陷入僵局，无法摆脱其政治及意识形态包袱而轻装上阵。若能将之还原到其本属层面，问题则迎刃而解，宗教的社会作用与功能也就能得到最好的运用和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