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成因和死亡人数，终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1月7日讯】2013年5月13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于在《红旗文稿》抛出一篇重磅文章，《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由于文章罔顾事实，一味替“伟大领袖”歌功颂德，顿时引来不少正直之士的批评之声。
稍微有点现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大跃进中曾经饿死几千万人，而堂堂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竟然矢口否认：“而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应该说，李副院长还是有“良心”的，他没说大跃进没有饿死人，只是说“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太多了，而且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在这儿，理直气壮的李副院长应该及时地把他掌握的真实数字拿出来，也好以正视听，顺便教训一下那些“刻意编造虚假数据”的“有人”。可是，这么好的机会李副院长偏偏不想抓住，真是太可惜了。（编者注，对于“大跃进”造成的“饿死三千万”，请参见附录中杨小凯所作《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一文中相关部分“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对于大跃进中为什么会饿死人，李副院长在文章中也说道了，“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新中国成立仅10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来偿还。……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尽管说得吞吞吐吐，李副院长还是把大跃进死人的“原因”说了出来，是“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而所谓的“人祸”是入不了李副院长法眼的。
李副院长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新鲜，不过是官方说法的翻版。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邓小平“还是要讲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要求下，对于大跃进的后果仅仅寥寥一句话：“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种说法长期以来颇有市场，占据着独家垄断地位，连肩负着教育下一代的历史教科书也是这么说的。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分析发生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时说:“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然而，造成中国大陆1959—1961三年经济困难、非正常死亡三千多万人的原因真的是“严重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吗？
先说“严重自然灾害”，人们一般把三年经济困难叫成三年自然灾害，似乎自然灾害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其实，我国地域广大，自古至今几乎年年某些地方都会有自然灾害，只要应对得当就很少出现大的饥荒。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说明，大跃进的几年我国的自然灾害特别严重，相反，国内一权威专家经过缜密客观地分析这三年的国内水文气候情况，却认为“不论与其它任何灾年或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至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正常程度甚至令人吃惊”(《方法》1998年10期)。再说了，哪儿有那么巧的事情，“伟大领袖”刚发动了大跃进，自然灾害就如期而至，大跃进热潮一退，自然灾害吓得拔腿就跑。这岂不是见鬼了？难道自然灾害仅仅和大跃进过不去？这其实和朝鲜把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一样可笑。难道自然灾害在地域上南不越三八线，北不过鸭绿江，专门祸害朝鲜这块风水宝地？
再说“苏联逼债”，苏联撕毁合同确有其事，但造成的影响局限在国防尖端和一些重工业领域，和农业生产并无什么关系；这种说法《决议》只字未提，不仅《决议》不提，一切正式的政府文件、对外交涉，包括专用于和苏联论战的《九评》，也只字不提。不仅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没有只言词组提及，就连上世纪70年代《人民日报》谴责苏联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无情逼债”之际，也不见提到其曾对中国逼债。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的事，公开提出来只能让外人笑话。历史学者、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说：“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仅仅是个仅止于口耳相传的谣言，而官方对它的传播听之任之不加辟谣，显然是因为它有利于为领导人脱责，并把因饥荒带来的仇恨转移到洋人身上罢了。
无风不起浪，那么，“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1960年，中国向苏联口头提出所欠的“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遭到苏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批评，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把还债时间确定为“五年”，同时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受到媒体的过度渲染，最后演变成了“苏联逼债说”，在中国民间泛滥传播着。
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中国在向苏联还债，倘若因此就说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则根本不是事实。因为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1959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就达到了69亿多元人民币。（《羊城晚报》2013年4月15日）
很明显，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更不是无稽之谈的苏联逼债，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祸”。这一点，无论是通过决议的中共高官，还是亲历过大跃进的普通老百姓，实际上都清楚“大跃进”才是“大饥荒”的唯一原因。浮夸冒进，疯狂放粮食高产“卫星”，然后寅吃卯粮，过度征收，导致人们没有了粮食可吃，只能活活等待饿死的命运。
但这个真正的原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官方是不能明说的。如果明说了，所谓“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的论断就站不住脚了；更重要的是，这直接威胁到了当年通过《决议》的高官们的切身利益，在“文革”中他们是受难者，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否定“文革”；而在大跃进中他们都是掌权派，大跃进的罪错毛泽东固然不可推卸，而他们也是有份的。一旦明说了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他们就将面临追究责任的问题。在共产党内部，左手给右手动手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附录：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俄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着）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着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一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煌所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