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深圳河与香港岛之间，中国出现了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偷渡潮，史称“大逃港”。30年内约有250万中国大陆居民冒死越境逃至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成功者，活至今天，揭开了这段血泪历史；惨烈者，或葬身怒海，或客死途上，再也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7月的香港书展中，《大逃港》一书作者陈秉安先生在“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探索50至70年代的偷渡潮与逃港故事”文化专题讲座中，与读者见面签书。书中再现了大陆民众偷渡香港的历史。陈秉安还请来三位当年的逃港者，亲述生死经历，引发了听众的共鸣。
大陆民众逃港原因
陈秉安从1987年开始，用了22年时间，探访、搜集并以特殊途径拿到史料，写成新书，记载下50～70年代中国深圳边境的三次逃港高潮﹕1957、1962、1979。1949年刚所谓“建国”，1950年国人就开始逃港。三次高潮，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期。1957年反右倾，1958年大跃进，1962年中印战争，1958～1962的大饥荒，1962年仅新疆边境就有六万民众叛逃苏联；1979年毛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中越战争等。
《大逃港》中写到：中共建政后，绵延三十年不断的深圳河边的大外逃——中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军人……无法忍受“左”祸带来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饥荒等种种政治和经济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之下冒着生命危险，强行偷渡深圳河，逃亡香港的“自由世界”！
作者认为，逃港“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也有着政治上的因素。当年大陆搞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
讲述时，陈秉安眼眶潮湿，说很多人为到对岸吃一餐饱饭而冒死潜逃。因为即使九死一生逃到香港又被遣回，也可以吃到一餐饱饭。当时港英政府的政策是：无论如何会给逃难者吃饱饭。他难过地说，有人长期饥饿，竟因这餐饱饭而撑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思聪遭到批斗。
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思聪遭到批斗。1967年1月，马思聪与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和儿子马如龙出走香港，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维基百科）
1967年发生一件轰动的事：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港。他抵港第二天，全港报纸和电台都报导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又一轮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潮。逃港浪潮不仅涉及普通民众，还包括知识分子、军人，党团员、甚至中共干部。逃亡群众来自广东、湖南、福建、黑龙江等12省、62个市县。
陈秉安因工作关系，能看到政府部门的史料。2007年广东省又解冻2万份机密文件，于是他掌握到一个真实的数字：50~80年代，香港人口增加了300万，其中约250万来自逃港潮。
大逃港造成的民众外流，甚至使边境村落成为“鬼村”。书中写道：“我记得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明明白白写着：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
大陆民众逃港方式
逃港有东、中、西三条路和三种方式：走路、泅渡、坐船。东路是从大鹏湾游水过去。湾里多鲨鱼，很多人被鲨鱼咬死。逃港者讲述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有人游水时甚至听到身边鲨鱼吃人的声音。沉强说：“来港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夜晚都是在恶梦中度过的。”叶小明和妈妈一起游水，遇到涡流，母亲将他举到树枝上，自己却被卡在两颗树枝间淹死。几十年过去了，小明的生意、生活非常好。但他永远不能释怀，他宁愿用眼前的一切换回母亲。
中路是从深圳河过去，这里有武警和警犬把守，防守最严。沉强曾两次偷渡，第一次未遂，被抓住关在狗笼里。《大逃港》这样写道：“守卫在河边上，荷枪实弹、刺刀出鞘的边防军人，面对的是成百成千黑云一般涌过来的群众。一位脱下了军服的老军人曾告诉我，那些年轻的端着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为着良心和军令的冲突而颤抖！”
大批逃港者。
中了枪伤的逃港者。
西路由广州陆路至深圳湾，然后游水到元朗，路长但成功率比较高，而游水时间却最长，大约要9~10小时。探照灯不停地扫视海面，有时要沉进海水中，避过探照灯。
曾怀抱医生和律师梦想，却被毛政策送去当农民的黄东汉，1968年11月选择了从山路到大鹏湾的潜逃之路。黄先生说，走山路已经消耗了许多体力，再跳进冰冷的海水，因体力不支和寒冷丧生的人很多。即使到了对岸，也冻得身体僵硬。许多人看到茫茫大海而脚软退缩，真可谓九死一生。
与死神搏斗过的黄东汉平静地说：“当所有人都拥护那个政权的时候，我说出了和大家相反的‘不’，并用脚投票，选择了‘奔’这条路。茫茫大海上，只有一个意志，朝着对岸的灯光去。成功了，就可以吃饱饭，有好日子过。不成功，就是死路一条。哪怕死，也要搏一搏。”
逃港死难者的坟。（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港英政府态度
香港政府早期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分，但对偷渡者并不拒绝，所谓“抵垒政策”。
到1980年中英双方签订协议后，就“即捕即遣”了。
“华山救亲”是个轰动感人的事件。1962年5月，3万多逃港者被滞留在香港境内的华山，平均每10个港人中就有1人担心逃到那里的亲戚。于是十几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去支援这些逃港者，连警察也不忍心抓捕他们。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关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媒体都停播娱乐节目，关注电台现场直播的华山状况。
第二天，数百辆遣返逃港者的汽车排成长龙驶来，突然，数百名香港市民跳到马路中间，躺在地上，挡住汽车。人群中喊声四起：“快跳车啊！”很多人挥泪送粮给车上被遣返的同胞，而拦车事件也确实使一些人逃过被遣返的厄运。
中共当局态度
当时中共政权采取的态度是：堵、疏、放。一开始，中共把逃港定为叛国投敌，派遣边防军和狼狗抓捕，即“堵”。后来又采取“思想教育”的办法，即“疏”。
具体有“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动员群众与香港亲人断绝关系，鼓动亲属揭发检举。再就是大唱红歌，学毛著，演街头剧、样板戏，说资本主义不好，纸醉金迷，没有人性等。
当时身为剧团演员，饰演洪常青的欧阳东说，街头剧演得很逼真“感人”，说一个女孩子逃到香港后死在街头，结果很多人被感动得表示不潜逃。后来人们才从各种途径了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宣传的那样“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品质比内地高出许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的时候，内地许多百姓却连饭都吃不上。
当人们明白中共的宣传都是假的、是造谣时，谎言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他们纷纷潜逃。欧阳先生说，连那些演剧的演员都逃了，他们剧团更一个不剩。
当发现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欺骗明白真相的民众，无法阻挡民众逃港时，中共只得采取“放”的政策。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准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由此，引发了中共的“改革开放”。
对于80年代前的逃港历史，和中共出台改革开发政策，陈秉安说：“如果没有大逃港，历史，可能还停留在深圳河边的芦苇丛中，不知要停滞多少年！从主观的愿望来看，他们只是为了生活，但是在客观上，他们却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行的作用。而这些，在当年，人家是冒胆用生命和鲜血作赌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