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anos公司的CEO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女士。她曾经是美国天空闪耀的创业明星，
因为骗局的戳穿，一夜之间就被拉下神坛。（电视节目视频截图，来源：美国之音）
【看中国2017年1月4日讯】开年第一天上网，《华尔街日报》那篇《Theranos告密记：一名美国90后“太子党”的抉择》吸引了我。中文标题使用“太子党”纯粹是出于吸引中国读者的需要，因为美国很少这样形容政要显贵的后人们，倒是英文标题Theranos Whistleblower Shook the Company—and His Family中突出了主角的社会角色，即“吹哨人”（Whistleblower）。阅读过程中，我不由得想起近日因使用“死亡税率”形容中国企业税负太重而被当局约谈的经济学教授李炜光，想起中国至今仍陷狱中的38位新闻记者，以及许许多多因为“吹口哨”而失去自由并由此陷入厄运的中国人。
一个美国创业神话的破灭
还是先来看这个故事的“前世”吧。报道涉及的Theranos公司，早在2015年10月16日就成为《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的丑闻主角，该报记者John Carreyrou在那篇报道中，曾报道过Theranos公司的血液检测技术存在问题，讲述了化名科林・拉米雷斯（Colin Ramirez）的泰勒向监管机构投诉的过程，从而将这家享有美誉的公司最隐秘的危机展现给外界。从那时到这家公司轰然倒塌，总共只花了6个月。导致这家公司破产的原因在于，这家曾轰动一时、号称从手指头采样几滴血就能替代传统抽血检验，并宣称将以这项技术覆盖760亿美元血检行业的明星高科技公司，其核心技术竟然是个骗局。
该公司的CEO就是那位19岁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女士，她曾经是美国天空闪耀的创业明星，是无数有志青年梦想追随的传说人物，因为骗局的戳穿，一夜之间就被拉下神坛。
刚出炉的这篇报道是让Theranos的吹哨人走上前台，并披露了他那不平常的家世。《华尔街日报》这样介绍：“他的检举，让曾被视作创业神话的血检公司Theranos估值一泻千里，也令自己的家族关系失和。他是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的孙子，泰勒・舒尔茨（Tyler Shultz）。”
如今已届95岁高龄的乔治・舒尔茨曾先后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劳工部长和财政部长、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第一任负责人，并担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与里根私交甚笃。1989年，里根给乔治・舒尔茨颁发了象征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自由勋章。从舒尔茨家族与这个公司的利益关系来说，这位孙辈的年轻人选择做吹哨人，其实比普通人面临的困难并没少多少。
由于祖父乔治・舒尔茨在Theranos公司担任董事，泰勒有缘于2011年在祖父家结识伊丽莎白・霍姆斯这位生物科学界的传奇人物，出于崇敬，他将自己在斯坦福大学所学的机械工程专业改成了生物，以便毕业后能够进入伊丽莎白・霍姆斯亲手创造的Theranos公司工作，参与到这个未来的宏大事业当中。
但进公司之后不久，他就发现了问题，也与其他发现问题的同事私下交流过意见，他开始采取行动。动机很单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出于“希望保护患者的健康和祖父乔治的声誉”。2014年4月11日，他向公司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发邮件投诉：公司篡改研究数据，无视不合格的质检结果。他没等到霍姆斯女士的答复，却等来了公司二号人物总裁桑尼・保尔瓦尼（Sunny Balwani）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看在你是舒尔茨先生孙子的份儿上，我才会在工作以外拿出这么多时间来亲自回复你的这种问题。”
泰勒只好辞职，用化名联络了纽约州公共卫生实验室，声称Theranos操纵了被称为实验室能力验证的流程，没有得到相关机构的反响。2015年初，泰勒开始以保密线人身份向《华尔街日报》记者吐露内情，走上了艰难的吹口哨之路。
即使家世特殊，“吹口哨”也很艰难
勿庸讳言，美国的大公司背后都有蛛网一般密布的政界关系，同时也会有强大的实力律师团队担任其法律顾问。报道披露，乔治・舒尔茨于2011年加入Theranos董事会。他在胡佛研究院的同僚、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前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也在差不多同时加入该公司董事会。董事会的超强阵容给Theranos罩上了一层权力、人脉和背景的光环，公司顶着这个光环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研发霍姆斯标榜为革命性产品的血检设备。
就算是泰勒这种“太子党”，要想撼动这种大公司也会遇到重重险阻，比如威胁、跟踪、盯梢等等。连他敬爱的祖父都疏远他。所幸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尽管近年来受到权力的严重侵蚀，但法治精神犹在，各行各业都会有一些有责任心的公民。泰勒更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敢于吹口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John Carreyrou——这种相遇很重要，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大空头》里的两位年轻投资者就没这种运气了。美国“雷曼时刻”到来之前，查理・盖勒与杰米・施普雷曾根据其他投资者的分析，看出美国房地产市场极不稳定，有可能发生次贷危机，曾找过他们的大学同学，一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这位记者认为自己好不容易才在华尔街有了人脉，家有一个孩子与正在读硕士学位的妻子，不愿意冒风险做向华尔街吹哨人，理直气壮地拒绝了同学提供的线索。
当然，泰勒的勇气还来自于他对美国法治的信心。泰勒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我公开反对不法行为的权利，我绝不会因欺凌、恐吓和扬言起诉的威胁就闭嘴。”如果想知道这位青年艰难的吹口哨历程，可以去读《华尔街日报》这篇细节丰富的文章。
美国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这个社会不仅有吹哨人，法律也保护吹哨人的权利。世界也因为有这类人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
中国吹哨人为何总难逃厄运
这是一个美国故事，这个故事当中的几个元素，比如政商关系，在世界其他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有的则不存在，比如对“吹哨人”的法律保护。
中国的政商关系远比美国更加直接与赤裸裸，这种关系不仅只体现在政界要人的背书上，更主要地体现在企业对政界关系人直接的利益输送上。美国《纽约时报》、彭博社几年前曾经报导过平安保险公司与前总理温家宝、央行行长戴相龙家族的关系，还报道过马云、王健林这些中国超级大富豪与中国政治局几届新老常委家族之间的利益输送关系。但这些信息的披露，不是依赖吹哨人，而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即利用职务身份掌握了大量“涉及党与国家领导人家属的国家机密”的周永康及其属下国安系统的官员。
在中国，没有人期望体制的受益者们出来吹口哨，因为统治集团早就成为享有特权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最了解红色家族腐败的人是红二代成员，但我们看不到他们有人出来向这种体制说“不”，相反，他们还为保护这个体制竭尽心力。普通民众与记者，如果想当吹哨人，其遭遇通常非常悲惨，这个体制的代表不仅不保护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反而与官僚系统沆瀣一气，共同迫害他们。受到这类迫害的人数之多，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举报希望工程腐败的杨柳女士，检举山西喷灌工程弄虚作假的新华社记者高勤荣先生，检举核污染而屡遭残酷迫害的甘肃迭部县792铀矿职工孙小弟。在中国这个社会良知被残忍践踏的国家，这些良心人士却不得不为他们的良知付出惨重的代价：杨柳女士在多年迫害后重病辞世；高勤荣先生被诬陷入狱经历了长达八年的牢狱之灾；孙小弟先生从1988年开始举报该矿核污染及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之后，跟踪、盯梢、威胁、住处被砸、本人被殴打就成了他的生活常态，最后还被送去劳教。更可悲的是，这些人经常陷入孤立无援境地，比如孙小弟身边的核污染受害者们因为畏惧权力而被迫对孙小弟一家采取孤立方式。
据有过山林经验的人说，黑暗的森林里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有各种声音之时，而是万籁俱寂之时。因为百兽噤声，意味着有巨大的危险比如老虎之类猛兽正在逼近。如今，中国经济、政治领域的危机都已显山露水，当局再努力剿灭最后一些敢于吹哨人，面临危险的不仅是政府，还有为统治集团陪葬的中国人民。
注：吹哨人（英语：Whistleblower，又称告密者、告密人、吹哨者、举报者、揭黑幕者）指的是一个揭露一个组织（无论是私有的还是公共的）内部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不正当的行为的人。
